解析国内临床医学行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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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在临床试验领域虽然取得了较为长足的发展，但仍处于尝试阶段，在全球药物临床试验研发体系中居于较为落后的位置，存在着临床试验机构数量少、试验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管、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被误读以及未能得到政府足够的重视等等诸多问题。放眼临床医学界，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中，中国处于下游，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目前全球药物临床试验领域的发展格局中，按照各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分为三个群体：①高度发达阶段：如美国、欧盟、日本；②中等发展阶段：如新加坡、澳大利亚等；③有待发展阶段：如印度、中国、东欧各国等。现阶段我国国内临床试验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全球同步进行的临床试验，试验药品为新药，在国内外均

2、未上市，在全球多国同时进行临床试验研究。一类是国外已上市药品，为进入国内市场，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法》要求而在国内开展临床试验，这类试验的试验药品在国外已经广泛用于疾病治疗。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病人资源大国，有着非常丰富的病人资源，在全球药物研发链条中也具备重要战略地位。现在很多外企把研发中心建立在中国，在中国进行早期临床实验。随着各个跨国制药巨头选择在中国建立中心临床实验室、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这对提高中国医药研发和临床研究水平可谓一个重要机遇。规范化临床试验，是科学评价创新药物、确保上市药品安全有效的坚实基础；是提高创新能力，顺利实施重大专项的有力保障。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

3、的合作有利于我国吸引国外优秀的临床试验能力，使中国医学与世界接轨，中国应该抓住这次世界医药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尽快调整国内相关领域的政策和产业导向，提高我国临床试验水平。首先，经费短缺问题。目前我国临床试验基金大部分来源于药企、厂商赞助，而政府对这方面研究的资金投入明显不足。众所周知，临床试验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渐放大，不断探索和确认的过程。欧美国家开展大规模关键性临床试验前，必须有详细的背景资料，可靠的基础医学实验研究结论，和一系列Ⅰ期、Ⅱ期临床试验结果，以探索药品在人群中初步的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耐受性和安全性、剂量反应关系，在这些试验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设计出需要巨大投资和风险较高的

4、、并且安全有效的大规模人群Ⅲ期临床试验方案。对比一下，美国的医疗卫生投入占GDP的15%，我国则在5%以下。钟南山院士曾指出，“目前国内根本没有对临床科研的基金投入。科研不见得一定都要高精尖,并非只有研究基因才有意义,临床研究能解决很多老百姓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政府对这块重视不够，大部分科研经费都投向基础研究,临床却没有经费。医学研究的主体不是大学,而应该是广大医院和医护人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暨南大学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所主任姚新生教授介绍，医药行业有很长的产业链，从立项到研究、临床，周期长风险大。如此长的产业链，没有一个单位能单独完成投入。同时创造环境需要潜心科研，而现在研究者却要花更多

5、的时间用在申请项目跑关系上。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教授说，“现在不找关系可能一点科研经费都找不到，拨给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经费应更多，让他们少些时间跑关系。”其次，临床试验软件条件不足。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机构的专业化专职化研究团队建设还滞后，临床医师对临床试验设计水平、临床试验中最新的应用技术和理念等方面的知识都处于较低的水平，缺乏基本的规范化系统培训，特别是在I期临床试验方面，对创新药物参与临床试验设计的能力和临床试验过程中的风险把控能力较弱。此外，设施设备建设投入不足，技术支撑不到位，不能满足临床试验需要，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措施落实不到位等等，都是当前最突出的问

6、题。然后，在药物临床试验和临床研究领域，依然存在政策和监管体系上的不足和漏洞。目前中国药物临床试验领域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于“相关政策”，即药物临床试验审批期过长，审批流程繁琐。但对后期的监管不足。中国现行的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来源于欧、美、日共同发起的国际标准ICH-GCP，在基本原则和大多数的实施细则上都一致。但中国注重加强了临床研究的批准权和管理权的集中控制，即批准研究在制度上要求较高。我国GCP政策与ICH-GCP相比，其特点为“严进宽出”，而欧美等ICH成员国为“宽进严出”。在审评时间方面，中国为6～9个月，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为1～2个月；对于早期临床试验（Ⅰ期），出于

7、对受试者的保护，境外申请进行临床试验的药物必须是已注册的或已进入Ⅱ期或Ⅲ期试验的药物，这就使得中国在药物研发方面很难走在国际前列。医药行业人士普遍认为政府应该高度重视中国药物临床试验领域发展。中国目前亟需在S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和监管体系内部，以及政府高层及多方力量在国家药物创新战略高度两个层面开展对药物研发和临床研究领域的政策调整，以加速推动中国医药产业发展和深层转变。要使临床试验领域在中国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