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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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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电影理论:关于“戏剧性”“文学性”两次电影大争论:指文革之后的关于电影戏剧性问题和文学性问题的论争。1979年,白景晟首先发表《丢掉戏剧拐杖》,向自20年代就开始确立的传统的戏剧电影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在电影成长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之后,就不应该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继后,张暖忻和李陀联合发表《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认为应该尽快革新中国的电影语言,钟惦裴也发表文章要求“电影和戏剧离婚”,而另外一些人如邵牧君、张骏祥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电影戏剧性问题的争论。稍后,随着对电影本体论的探索,针对那一时
2、期创作时间过于追求新形式、新技巧的偏向,张骏祥提出了“文学价值说”,认为不应该忽视电影的文学价值,即作品的思想内容、典型形象的塑造、文学的表现手段等,与此相对,郑雪莱发表了《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对“文学价值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不可以脱离电影美学特性和特殊表现手段来谈电影的本质,从而又引发了一场关于电影文学性问题的争论。电影史笔记②:中国电影史上的“失踪者”百年中国电影史,某种意义上,是一部残缺不全的电影史,是四分之三电影史。大批曾经构成这个国族记忆的珍贵影像和关键人物被湮灭和遗忘,成为主流历史书写中的“失踪者”。 我
3、所使用的“失踪者”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指物理意义上的胶片的消失(战火、政治焚毁、技术、流失民间、自然条件变化等),它们所挟带的时光需要通过考古、寻觅和修复来重现,其中实质性的突破屈指可数;一指书写和修辞意义上的消失(意识形态色彩的电影史书写、史学上的学理性偏差),这是我们中国电影史最大的“特色”:这是一部被反复蹂躏的电影史,一些珍奇在这样荒谬的历史中隐现如鬼魂。 以下这些影片我们将永远无法得见,有些人物我们从未听说过—— 早期无声片 从《定军山》开始,中国人制作电影的热潮持续不断。到1926年,全国大小175家电影公
4、司,制作了大量的滑稽短片、生活情景片等,如今只有一部1922年的《劳工之爱情》(又名《掷果缘》)保留下来,成为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中国影像。1927年左右,轰轰烈烈的“古装片”运动掀起了影坛的一场商业风暴。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早一部是1927年侯曜导演的《西厢记》。此人还在黎民伟的大力资助下拍摄了当时的“大片”《木兰从军》,也已散佚。20年代有过一个“倡导国片运动”,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黎民伟,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越来越显出其对中国电影的卓越贡献,不仅被视为“香港电影之父”,更被批评者树为“中国电影之父”。1920年在上海制作的《
5、阎瑞生》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这些影片大都流失在战火和世事无常之中。 “软性电影” 这是一批优美的胶片,集中体现了当时最有学养的知识分子趣味和市民快感。 1933年3月,刘呐鸥、黄嘉谟等人创办了《现代电影》月刊,身为现代派作家,他们宣称“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凌,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他们坚持电影的“软片”性质,推出《花烛之夜》、《化身姑娘》、《人道》和《粉红色的梦》等影片。但在当时便遭到左翼影评人的严厉批评,更被后来大陆的正统电影史所排斥。长期以来,它们只作为左翼电影的对家而存在,即便这些“软性电影”的部分
6、胶片在大批判的年月得以幸存,事实上也已经从电影史上“失踪”了。从目前能够看到的几部电影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影片深受欧美主流电影趣味的影响,讲究技巧和形式感,讲究受众效果。在电影走向市场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评估甚至鼓励这些电影的有益经验,重新研究这些最熟悉城市的电影作家的理念,用以补充我们失衡的电影生态。而这一工作,决不应该再采用和“左翼”对照的陈旧思路。 早期类型影片 如《街头巷尾》、《泰山万岁》等喜剧影片、一些被主流电影史所轻视的武侠、神怪影片《火烧红莲寺》(1928年)。“红莲寺一把火,‘放出了无量数的剑影刀光’,
7、‘敲进了武侠影戏的大门墙’,3年之间,一集一集地续拍下去,竟达18集之多。”从1928年到1931年中国共上映227部武侠神怪片。它们绝对是当时产量最大的电影品种,然而,并未因此而取得在电影史上应有的地位。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它们是作为“糟粕”而遭到批判的。至今为止,我们从未看到对它们的严肃的评价和分析。或许,可以期待百年重修电影史的大工程会考虑这件事情。但遗憾的是,很多影片恰恰是消失在前代编史者的手中。这宗电影史上“焚书”行为迄今尚未得到厘清。 费穆的“儒家电影” 真正有系统地深入探索电影文化表达的诸种可能性的,在
8、那个喧嚣时代,大概只有费穆一人。文化决定气质,气质决定形式。我们往往过多地惊叹他的形式表达,却忽略了他试图成为“电影儒家”的现世激情。1948年初,费穆在另外一部影片的空闲时间用3个月拍完了《小城之春》,上映后,反响不大,很快被人遗忘。1983年,香港艺术中心和香港电影文化中心合办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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