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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浒全传》研究概况述评 建国前的《水浒全传》研究 从1921年2月,瞻庐在《新闻报》连续发表《水浒》考证系列论文开始,一直到1948年9月间,终于戴望舒刊登在《学原》上的《一百廿回本〈水浒〉之真伪》,其间20余年据不完全的统计,报刊共登载的有关《水浒》考释文章有35篇之多。这些文章大体上可分为,作者与版本考、小说人物考、与小说有关的历史人物考、事实考、地理地名考、杂考几个方面,大多是注重实证的静态研究和依凭直觉的微观考察,缺乏动态分析、缺乏思辨。 除去《水浒》考据学研究外,小说的整体综合研究、小说的
2、人物研究,也有一些成果。萨孟武在1934年出版了《〈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李辰冬在1945年出版了《〈水浒传〉研究》;张恨水在1947年出版了《〈水浒〉人物论赞》。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编辑出版的《解放日报》和《胶东大众》报刊上,还曾报道和刊出过解放区的“水浒”戏研究及有关消息多篇。(参见蔡天心:《宋江与〈乌龙院〉》,《解放日报》1944年1月4日;岩基:《逼上梁山》,《解放日报》1944年1月8日;兰钰:《看〈大名府〉后》,《解放日报》1946年2月28日;《胶东文协胜利剧团排演长篇史剧〈三打祝家庄〉》,《胶
3、东大众》1946年8月30日) 建国后的《水浒全传》研究 一、作者研究 谁是《水浒全传》作者? 早在50年代初期,刘冬、黄清江、丁正华、苏从麟认为,苏北白驹施耐庵是小说作者。(参见《施耐庵与〈水浒传〉》、《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文艺报》1952年第21期)但何心、戴不凡不同意这种说法,提出异议。(参见《水浒研究》第20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小说见闻录》第9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近年来,《水浒》著作权仍有争议。刘冬坚持旧说,仍
4、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作者。(参见《施耐庵生平探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4辑;《施耐庵生平探考散记》《明清小说研究》1辑)张惠仁、欧阳健、王春瑜、卢兴基、姚恩荣、王同书、章培恒、张丙钊,也都认为施耐庵实有其人,写过《水浒》小说。 张国光则认为,施耐庵“此人实不可考”。此外,他还多次阐发经鲁迅提出的“托名说”。(参见《两种〈水浒〉两个宋江》《武汉师院学报》1979年1期;《鲁迅的“施耐庵”为繁本〈水浒〉作者之托名说无可置疑》《水浒争鸣》1辑;《续辨“施耐庵文物、史料”之答客难》《水浒争鸣》5辑)黄霖、严云受、王晓家、刘操南,都
5、不认为《施氏族谱》中的施彦端就是施耐庵。 二、主要思想意义研究 有关《水浒》思想主题研究 1.农民说 路工认为,《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英雄的史诗。(参见《〈水浒〉——英雄的史诗》《光明日报》1953年2月1日)宋云彬认为,“梁山泊上成千成万的‘喽啰’”“是失掉了土地的农民。”(参见《谈〈水浒传〉》《文艺月报》1953年3期)王利器认为,《水浒》是写农民起义的文学作品。(参见《〈水浒〉与农民革命》《光明日报》1953年5月27日)张默生、戴不凡、冯雪峰等,都持此论,只是表述上略有差异。 2.投降说 毛
6、泽东认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参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李希凡认为:“《水浒》是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颂扬投降主义,美化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叛徒形象”,“清楚地表明了这部小说的总的思想倾向。”因而“认真分析解剖《水浒》”,“对反修防修,具有重要意义。”(参见《〈水浒〉的“忠义”观念和宋江的叛徒形象》《人民日报》1975年11月5日) 3.忠奸说 刘烈茂认为,“贯穿《水浒》全书”的“是所谓忠与奸的矛盾和斗争。”(参见《评〈水浒〉应该一
7、分为二》《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1期)侯民治认为,“作品也写到农民造反”,“使他们投降,参加到地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中来”,“通过宋江等人起义的故事,来颂扬忠臣良将。”(参见《论〈水浒〉的主题思想》《湘潭大学学报》1979年1—2期)凌左义认为,高俅是奸佞的代表,宋江是忠义的典型。“宋江与高俅的矛盾性质及其不同形象,是判定《水浒》主题之主要依据。”(参见《论忠奸斗争是〈水浒〉描写的主线》《水浒争鸣》2辑)4.市民说 伊永文认为,《水浒传》“根据市民阶层的思想,着重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反抗思想和行为。”(参见《〈水浒传〉是反映市民
8、阶层利益的作品》《天津师院学报》1975年4期)王开富也认为,《水浒》“写的几乎都是城市人民的生活,不是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参见《〈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吗》《重庆师院学报》1980年3期)欧阳健、肖相恺则进一步认为,《水浒》中“官逼民反”的“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