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民族“做官发财”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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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我民族“做官发财”传统张绪山一、陈独秀留下一个待解的命题“做官发财”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是士大夫所追求的仕途经济的核心内容，人生信念的重要支柱之一。在两千余年的历史演化中，这一观念已浸演为我民族文化传统的思维定式，国民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新文化运动萌发的1916年，陈独秀以敏锐而深邃的眼光洞察到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一独特观念，以其惯有的犀利笔触写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

2、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惧深。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陈独秀不愧为一代思想大家，寥寥数言，即将两千年来深藏于我民族潜意识中的“做官发财”传统的本相剥露出来。就本质而言，发财之念，求富之心，乃人类各族所共有之本性，不独我民族

3、所仅有，所不同者只是程度强弱而已。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独适于商贾，也适于其他阶层的逐利之人；不仅适于个别民族，而且也适于所有民族。“发财致富”是人类本能的欲望之一。今日之国人不必以正人君子自居，戴着“高尚”的虚假道德面具，以个别“苦行僧”之类的事例为依据奢谈“利他主义”，煞有介事、自欺欺人，否认我民族“发财”传统的存在。正如陈独秀所指出，“发财本非恶事，个人及社会之生存与发展，且以生产殖业为重要之条件，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

4、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新青年》，《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44页）诚然，将“发财”与“做官”联系起来，以“做官”为“发财”捷径而孜孜以求，历两千余年而不衰，确是吾国民性中最突出的特性之一，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此种观念至今犹蓬勃遒劲，生机昂然，与名闻寰宇的长城一样气势磅礴，雄伟挺拔，实为我民族发展史上的

5、“奇迹”，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以今日眼光观之，两千余年中，将“做官”作为“发财”的终南捷径，而不以实业为追求“发财求富”的手段，实为我民族长期滞留于前近代社会的特征之一，而这一传统演为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与民族心理以后，又反过来像幽灵一样死死1缠住陋习负担极为深重的我民族身躯，成为阻碍我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极为恶劣的负面因素之一。即使在今日，这一思维定式与民族心理还仍然像鸦片一样时时勾起人们的做官欲望。“做官发财”观念的要害是“做官”。陈独秀对于这一点认识非常深刻，批判极为犀利。然而，对于国人这一心理意识何以

6、养成，其坚不可摧之生命力从何而来，如何从制度上铲除这一流传两千余年的病灶等等相关问题，他没有做出直接的回答，而将这个看似简单的命题留给了后人。二、传统农本社会的“重农抑末”政策使“发财”不得不走“做官”之路几千来中国年社会的最大特点，乃是以农业为立国之本。这个农本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简单再生产，它所追求的不是以扩大再生产来实现财富积累，而是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保持社会稳定。这个以稳定为追求目标的传统社会，主要由士、农、工、商——所谓“四民”——四个等级构成。在这四民等级中，“士”与“农”居于

7、最重要的地位，工、商阶级虽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所需要，但并非最重要的因素。士、农之间的主要分工形式是“劳心”和“劳力”：农民则是供养“劳心者”的“劳力者”，其关系则表现为“治人”和“治于人”。“士、农、工、商”这样的等级顺序，正表明这四个等级在传统社会中的角色。在传统社会，就致富之途而论，手工业和商业远较农业为便捷，中国古人并非不解此中道理。《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前人的致富经：“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可以为证。但手工业和商业被认为是逐巧取利而受到歧视。孙叔敖说：“古者必有命（指

8、爵命——作者）然后乃得衣缯丝而乘车马。”（《史记·循吏列传》历代王朝明令禁止工商之人衣锦绣，相循沿袭，奉为惯例。所以，“衣锦还乡”之人是政治上的得意者，以工商致富的经济上的成功者并不能摆脱遭人歧视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和商业规模的扩大，不同于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形式，往往冲击社会稳定，造成国之根本的动摇，很自然成为皇权专制王朝忌惮的对象，成为抑制和打击的目标。同时，小农生产养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贫富”心理，使工商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