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叛徒角色的建构与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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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汝昌叛徒角色的建构与反建构17丁汝昌叛徒角色的建构与反建构17丁汝昌叛徒角色的建构与反建构17丁汝昌“叛徒”角色的建构与反建构约翰﹒R﹒塞尔认为：“无论是对于自然发生的对象还是为执行这种归于它的功能而特别地创造出来的对象，人类和其他某些物种具有一种明显的赋予对象某些功能的能力。”1所以，对于自杀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探讨，就有必要把它放在社会对自杀者所建构的一系列之所以要杀死自己和对自杀者形象的建构及赋予其某些功能中进行解读。在这里，对自杀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自杀者与他人之间的互动过程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

2、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2由于自杀事件的特殊性，不同的人在探究自杀者自杀原因的同时，也依据自己的地位和知识学背景对自杀者本人和自杀行动做出了不同的建构和解释。由于这一建构和解释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为了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而进行的。由于不同的建构者具有不同的目的，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同的“内容”和“结果”。特别是各个社会群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对自杀者的形象和经历进行传奇化、演义化甚至是妖魔化的建构。这种将历史人物传奇化的建构已经不是真实的历史，然而将真实的历史转化

3、为传奇的过程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究的课题。在社会对北洋海军将领形象的建构中，海军提督丁汝昌和“致远”管带邓世昌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时人在将丁汝昌“妖魔化”的同时又赋予了邓世昌极具崇高地位的民族英雄的形象。在这里通过对这种典型的“拉史曼效应”的分析，可以极好的展现出自杀具有多层面复杂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一、丁汝昌“叛徒”角色的建构与反建构甲午战前，“后清流”的文士们如同十年前中法战争时他们的前辈一样侃侃高论，极力主战。在他们眼中日本不过是个“蕞儿小国”，外强中干。他们认为12约翰﹒R﹒塞尔：《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现

4、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7第95页。只要清廷：“择久经战阵之宿将，令其挑选精锐，直捣朝鲜都城，翦灭日本之兵而后已„„日本必不战而遁„„以法国之强，此前尚为我屈。况日本兵力远逊于法人，胜负之数不待蓍龟！”3在他们看来，此次中日战争清朝必胜，然而残酷的事实却是清军水陆俱败，特别是清朝历经数十年，花费数千万国帑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一败于丰岛、再溃于大东沟、三覆于威海卫，在未歼一舰的情况下全军尽没，这种结果是心高气傲的清流文士们难以接受的。清朝为何会惨败和由谁来承担失败的责任就成为当时社会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当一个群体在与外部群体的

5、冲突中失败时，该群体往往否认对手的强大，因为这样就意味着自己的软弱。因此，他们往往会在群体内部寻找“异类”，并对其采取行动。社会学家科塞认为：“这是使用替罪羊手法的变种：虽然是被外部敌人打败的，但是激起的强烈反应在是内部寻找仇恨的目标。那些必须承担替罪义务的群体成员，通过他们的牺牲来洗刷群体自身的失败„„群体作为整体没有失败，而仅仅是出了几个‘叛徒’17”。4于是被“后清流”们称为：“上不逢庙算之指挥，下不顾军情之缓急„„忍辱偷生，迁延首鼠的异常妖孽”5在威海卫自杀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被赋予了这种“叛徒”的角色。丁汝昌这种角色的赋予并不是一次完成的

6、，而是经历了一个多次赋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丁汝昌背后的支持者也并不总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受支配的地位，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反对这种对丁汝昌“叛徒”角色的建构。这场赋予与反赋予的斗争为我们上演了一场发生在甲午前后，晚清社会中颇为生动的历史话剧。在甲午之役中，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丁汝昌确有惧战的心态及胆怯的表现。但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惧战者绝非丁汝昌一人，如叶志超等人其惧战的行为远在丁汝昌之上，但通过阅读史料我们不难发现，言官们对丁汝昌参劾的次数及语言的强度远在对叶的参劾之上。其实他们对丁汝昌的态度除了“党争”以外，还与丁汝昌的出身密切相关。据记载：“咸丰

7、荒旱，（汝昌）父母亦逝。太平军过庐邑，掠人入伍。汝昌被掠，从至皖城（安庆），与同馆者则桐城程忠烈学启也。倾怀效能，意气相得。”6桐城程忠烈学启即程学启，安徽桐城人，初为太平军，后投3安维峻：“请明诏讨倭片”，《谏垣存稿》戚其章主编：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六）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15—516页。4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5安维峻：“请诛海军丁汝昌疏”，戚其章主编：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33页。6陈诗《丁汝昌传》17《庐江文献初稿》。降清廷成为淮军第一勇将，当时丁汝昌亦跟随程学启降清

8、。丁汝昌出身于太平军而后才投降清朝的事实，使其在这些传统的士大夫的眼中是个十足的“发捻余孽”，正史中的“二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