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银元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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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国银元的中国故事公元1799年，即嘉庆四年，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前脚上了天堂，他的第一宠臣和珅就被抄了家。和珅多年敛财，早已富可敌国，在他家抄出的金银珠宝比国库还多。嘉庆皇帝愤怒之余，还有些困惑——从和珅家竟抄出了五万八千枚外国银元！而且，铸造得这么整齐漂亮，跟天朝的银两迥然相异。这一年，浙江绍兴的藏书家汪辉祖，在自记年谱《梦痕录余》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近四五年来，温州、宁波等沿海各县总被海盗困扰，海盗们每年夏月乘南风由福建、广东等地来到浙江打劫商船，然后给商船上的货物估个价，便使船主回家取一千圆或

2、两千圆外国银元，按期去赎货。    和珅的财富里有，海盗们索要的赎金也是，这外国钱币能在中国境内大行其道，大概是高度全球化的当下也难以想象的。而对嘉庆皇帝和他的满朝文武，以及汪辉祖来说，更难以想象的事情还在后头——这种完全不同于天朝银两的“钱”，具有极强的渗透力，甚至影响到天朝社会的各个角落，并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传统货币产生致命的冲击。只是，它从何而来？怎么拥有这般本事？银两的三宗“罪”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银两与铜钱是主要的货币形式，在明中期白银被正式确定为法定货币。但是中国传统的白银货币却有着三大弊

3、病，即成色良莠不齐，重量易有出入，且不便于流通，尤其是在旅途或异地贸易中。有人曾提出如此假设——清朝一位山西商人，带现银去上海做生意，他将会遇到什么？除了跋山涉水的疲惫、路上的种种危险，大概就是现银的异地兑换了。清朝设有银锭专门鉴定机构：公估局，即从重量和成色上判定银锭是否符合规范，这被称之为“批宝”。可当时的公估局却极具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只认自家鉴定过的银锭，外来银锭想要进入本地市场，都需要他们过过眼。于是，山西商人所携带的山西银锭，首先要送进上海公估局“批宝”。公估局较为严苛，会直接拒绝劣质或戳记太

4、多的白银，而在合格白银上做记号（戳）。成功获批后的银两，仍不能直接使用。如果在其他地方，这位商人可以花钱请炉房重新熔炼为当地规格，但是上海炉房规模小，因此，他大概会选用更方便的方法：把银锭交给银钱业者换取等量的上海银两。事情还没有完，如果最终商人的银两有盈余，想要带回山西使用，那么，先前在上海发生的一切又要在山西重演一遍！——手续之繁琐，远胜于当下本币与外币的兑换。当然，这一切都不是免费的，每枚银锭的批宝手续费约为二钱四厘，银炉熔宝的费用也不小，这都应算作银两流通中的折损。据估计，银子每经一次兑换，亏折

5、至少有百分之零点五。难怪清人陈虬会用惋惜的语气写道：“客行赉千金，驰万里，稍不留神核记，南北往返，数月后，囊中物无事而坐耗其半矣。”银两的种种弊端，在流通领域一一凸显，使得引入标准化的、地域色彩淡化的银币势在必行。从货币的发展规律而言，称量货币也必然要向铸币形态和符号货币形态发展。而此时的欧洲已先行一步，于是外国银元便有了流入中国的基础。现兑店在币种纷繁的清末应运而生，专门经营货币兑换。起初，外国银元仍然被当成银两，称量使用，因此每当遇到外国银元，兑换商也会用专用工具夹剪，将其剪开来验成色，如图1中清末

6、外销画示。不过，外国银元和铜钱一样，都有携带不便的缺陷，图2拍摄于1917～1919年的中国，这个男人身上背负着一万三千五百两铜钱（摄影／SidneyGamble）。无一不用洋钱道光二年（1822年），一场持续了七天七夜的大火，将繁华的广州十三行烧得干干净净。一个叫汪鼎的文人亲眼目睹了这场劫难，并将这件事记在《雨韭盒笔记》中：“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火息结成一条，牢不可破。”这大概算是一个奇观，大火中融化的洋银满街流淌，竟然延绵一二里地，最终结为一条坚固的“银条”。据说，被熔化的

7、洋银有四千余万两。四千万两洋银，对广州十三行而言并不稀奇。因为从1757～1842年，清廷的对外贸易仅有一个机构管理，即广州十三行，因此十三行在垄断式的对外贸易下，累积的洋银自然不少。这一时期广东海关的收入也随之日增，乾隆中期平均每年为50万两，后期为102万两，嘉庆年间143万两，道光年间则达152万两。嘉庆年间的广东已是银元的天下，两广总督吴熊光就有言曰：“省会及佛山镇五方杂处，贸易皆以洋银，遂流通全省。”美国人马士(Moroe)也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整个18世纪中，向广州输入的主要是银

8、元，货物只不过是辅助性质而已。”外国银元的用武之地，也远比我们的想象大得多，比如：江浙等地的人们取其精美，用作装饰；开设书院的聘仪、贽仪、酒席费用也以外银支付；请人代写考试四书题文的酬金大约是一圆洋钱……嘉庆十二年（1807年）冬天，浙江巡抚淸安泰给朝廷上过一个折子，折子中提到：知府徐圆梅受贿洋银六百圆。看来，在官场上用洋银纳贿，早已不是新鲜事，知府尚且受贿六百圆，和珅的五万八千圆大洋便也可以理解了。以钱生钱的好买卖外国银元顺应形势进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