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琦波：说不尽的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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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不尽的胡适06历本金琦波看到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胡适先生为什么是一个“说不尽”的人呢？什么样的人又是很容易说尽的呢？自己大致总结了四种人：第一种，平淡得没什么好说的；第二种，被人夸的；第三种，被人骂的。这样看来，胡适先生应该属于第四种人，既被人夸又被人骂的。我认为胡适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争议的、褒贬不一的人。李敖先生在《关于〈胡适评传〉》中对胡适先生的这种又被人夸又被人骂的情况有比较精彩的描述：“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著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是近于酷评的；一类是过度颂扬的。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于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

2、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反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是真正的胡适之！”连胡适自己也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这句话大可以归为胡适先生豁达乐观的性格，但我们对胡适先生是不能“胡”夸“胡”骂的。那么胡适到底有哪些“说不尽”之处？一个说不尽的胡适又是怎样炼成的？（一）文化西医如果把当时的中国看作精神上有病的人，胡适可以说是文化上的西医。他开的药主要有两味，文学革命和新思潮，药引也有两个《文学改良刍议》和《易卜生主义》。我们现在看来胡适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但是在当时旧学还很有影响的情况下，胡适作为新文化

3、运动的核心人物，被激烈地批判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从历史上看，推行改革的人，其下场总不是那么好的。有人在赞美文言文的时候就举例了这么个例子：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他家人的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还有就是新文化后期，胡适和一些姓马（马克思主义）的医生的分道扬镳，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样就又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但是我认为胡适坚持己见的理论勇气和思想的独立是可贵的。在我看来胡适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西医和他接受教育的经历有密切关系。第一，出于旧学。要改革某一事物，就要先进到事物里面去了解它内

4、部的情况。胡适从5岁开始到14岁，都在家乡绩溪上庄的私塾接受旧式教育。胡适的母亲冯顺第为了儿子的学业，主动给先生加薪，先生就为胡适开小灶，这样一来胡适的旧学根基是很扎实的。这为胡适今后整理国故并且揭示旧文化的弊病打下了旧学基础。第二，得道于新学。从14岁到20岁胡适在上海接受新学，之后七年又以庚款生留学美国。这段时间为胡适今后的种种行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新文化和旧文化在胡适的头脑里必定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并且在碰撞中看到了旧文化的不足，最终新文化在胡适的思想中打败了旧文化。留学美国还为胡适找到了改造中国文化的途径和思想理论的武器，即文学革命和杜威的实验主义。（二）参政书生胡适曾经说：“哲学

5、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而政治则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也发誓：“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艺术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是当新文化运动后的几年里，思想层面的新气象没有带动政治层面的革新，他就“忍不住”要参政了。我认为胡适的参政是一段极不成功的经历，1957年两岸都开展了批判胡适的运动，国民党要骂他，共产党要骂他，一般人看不过去也要骂他。胡适参政的不成功主要出于以下两点：第一，理想主义与现实的冲突。参政需要的是现实主义的人，而书生往往过于理想化。胡适留美的经历，导致他对美国的民主政治的过渡推崇，但要在当时的中国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显然是不符合国情的。纵观胡适的参

6、政生涯，就好像他在《新青年》上发的誓一样反复。他的反复是因为理想主义政见的一次次失败所导致的。从《努力周报》（1922-1923）的“好人政府”到曹锟贿选，从《新月》（1927-1930）的“人权论”到《独立评论》并不“独立”的思想都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思想的独立到不独立。胡适的初衷是想做一个政府的诤臣诤友，因此时常批评政府不合理的做法，但是这种既想参政又想保持思想独立的想法，在一个民主不够完善的社会里，政府是容不下胡适的。最后胡适只能向政府作了一定程度上的妥协，为政府说了一些话。比如“皖南事变”后，胡适在纽约发表演讲说：“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要之举动”。第三，政治立场的倒向。胡适说

7、：“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无自由；他们来了，无面包，无自由。”首先，胡适生在殷实之家，对农民的疾苦缺少切身感受，不会有革命的欲望，加之胡适服膺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者宣扬的革命相悖。其次，胡适的崇美和国民政府是一致的，而对于苏联了解甚少。最后，胡适随蒋赴台也是情理之中的，胡适对于台湾是有感情基础的，胡传曾在台湾做官，儿时随父在台湾生活，胡适也曾说自己“够得上算是半个台湾人”。当然胡适参政也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