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文明及近代西方民主政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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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自由史阿克顿著，王天成译自由，仅次于宗教，一直是善行的动力和罪恶的惯用借口，从二千四百六十年之前在雅典被播种，到我们这个民族收获其成熟的果实，从来如此。它是一种成熟文明的微妙成果；从一些民族知道了那一术语的意义而决心走向自由以来，差不多一个世纪已然逝去了。在每一个阶段，其前进都一直被其种种天敌所围困着，即被无知与迷信，被对征服的贪欲与对和平的渴望，被强者对权力的向往与弱者对食物的要求所围困着。在若干漫长的间歇期间，其前进完全被遏止了，那就是，当一些民族正从野蛮状态和外族人的掌握中被解救出来的时候，以及当持续不断的生存斗争，剥夺了人们对于

2、政治的兴趣和领悟，使得他们急于出卖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以换取一顿浓汤，却并不知道他们所交出的东西之宝贵价值时。自由的真诚朋友历来都是稀少的，其胜利都源于少数人，因为少数人跟那些往往与自己抱着不同目标的支持者结成同盟而取得了优势；这种同盟，一种历来是危险的同盟，有时便成为灾难性的，因为它给其对手提供了反击的正当理由，因为它在胜利的时刻点燃了分赃的烽火。而在自由进程所遭遇的各种障碍中，最持久或最难于克服的，莫过于围绕着真正的自由之本性所发生的困惑与纷乱。如果说敌对的利益已造成了许多伤害，那么，错误的观念则造成了更多的伤害；真正的自由的前进就记载于

3、知识的增长之中，并不亚于记载于法律的改进之中。制度的历史常常是骗人和虚幻的历史；因为制度的作用取决于产生制度的观念和维持制度的精神，当内容已不复存在的时候，形式可能还一如既往。从现代政治中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就能阐明为什么我的论证重心将在立法领域之外。人们常说，我国宪法在1679年达到了其形式上的完美，因为那一年《人身保护状法》得到了通过。然而，仅仅过了两年，查理二世就成功地做到了不再受制于议会。1789年，当等级代表（States-General）在凡尔赛集会的时候，西班牙的(Cortes)，它们比我国的《大宪章》(MagnaChart

4、a)还要古老、比我们的平民院还更受尊敬，也在中断了数代人之后又被召集到一起，可是，他们立即请求国王不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而运用他自己的智慧和权威推行改革。根据流行的看法，间接选举是保守主义的一种保障。然而，法国革命时期的历届议会都是从间接选举中产生的。受限制的选举权是君主政体另一项公认的保障措施。可是，查理十世由90000名选民选出的议会，反而抵制并推翻了王权；而路易·菲利普由25000名选举人所推选出的议会，却乖乖地支持了他的大臣们的反动政策，并且在拒绝改革从而使得君主制威信扫地的关键性分组表决中，基佐（Guizot）的多数是129个公务员

5、的投票取得的。一个没有薪酬的立法机关，基于某些显而易见的理由，要比欧洲大陆多数接受薪酬的立法机关更具独立性。但是，假如从美国派遣一名议员到康斯坦丁堡那样遥远的地方，以他本人的费用在物价最昂贵的首府生活几个月，便是荒谬的了。从法律和表面上看，美国总统是华盛顿的传人，今天享有的仍然是费城制宪会议所创设和界定的权力。可实际上新总统与美洲共和国的国父们所设想的那个职位的差异，就像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差异那样广泛，因为新总统可能会对公务机构进行多达70000项的人事变动；50年前约翰·昆西·13亚当斯只解除了两个人的职务。买卖司法职位显然是没有理由的；然

6、而在昔日的法国君主政体中，这种可怕的做法却创造了唯一能抵制国王的团体。官员的腐败可能会毁灭一个社会，但是，在俄罗斯却起到了缓解绝对主义压迫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奴役本身就是通向自由的一个阶段。基于上述理由，今晚我们不会象关心人们活泼的思想那样关心敕令与制定法的僵死文字。一个世纪以前，人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无论何人得到了衡平法院资深人员的听审，他都必须为三方付费，但是，不会有人注意重罪，除非一位年轻律师得到启发，认为有理由带着严格的疑虑，去质疑和审查处理重罪的各个制度环节。那一天，即那种微光照亮杰里米·边泌（Jeremy

7、Bentham）清晰、勤勉的头脑之日，值得记载在这样一种政治日历之上，即超越了许多政治家全部行政活动的政治日历之上。要在圣·奥古斯丁著作中找出一段话，或从格老秀斯那里找出一个比50届国会法令更有影响的句子，这可能并不困难，我们的事业归功于西赛罗与塞涅卡、维奈（Vinet）与托克维尔的地方，比可归功于黎可古（Lycurgus）的法律或法国的五部法典的地方还要多。说到自由（liberty），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承诺，即每个人在履行他所信奉的职责时，将会得到保障，可以与权威和多数、流俗及舆论的影响抗衡。国家只能在其最切近的领域内，分配义务和规划善恶的

8、界线。超出了其健康存在所必需的事项范围，它只能通进促进那些可以战胜诱惑的影响力，如信仰、教育和财富的分布来为人生斗争提供间接帮助。在古代，国家攫取了不属于它自己的权力，侵入了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