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经悖论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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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经悖论三?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经悖论——有效改革方法论之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纠结于稳增长和去杠杆、调结构那么当前宏观调控的方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为何经济的杠杆率不断增加而需要推动的结构调整却进展甚微？本文希望从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来对做出解释并提出本轮要有效去杠杆和调结构所需满足的一系列政治条件。“不刺激、去杠杆、调结构”的理念与现实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理念曾经被总结为“不刺激、去杠杆、调结构”希望通过与“去杠杆”相配合的“调结构”的“活乱循环”。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一旦经济开始出现了下行苗头央行就会在各方的压力之下选择一次

2、次放水各部委也开始加速项目审批。多次“微刺激”累积成“中刺激”、“大刺激”“去杠杆”反而变成了“加杠杆”“调结构”所需的关键领域改革却难以实现有效的突破。可以不夸张地说从过去两年中国的宏观政策与改革实际进展来看既有体制运行的逻辑要远远压过正确施政理念的逻辑而原有利益格局的惯性更是远远强于政府去杠杆、调结构的力度。甚至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条块分割”体制中作为“块块”的地方政府就有不断“加杠杆”的冲动而作为“条条”的各个中央部委其天然职责就是作为中央政府代表相互配合来实现经济紧缩。无论是在1980年代还是在1990年代国务院相关部委的一个主要责任就

3、是在宏观紧缩期配合压产能和去杠杆。当然与这个责任对应的是党中央对国务院在相当程度上的授权才最终较为成功地完成了历次去杠杆的任务。由于当前中国经济的杠杆率过高、房地产行业风险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如果用传统去杠杆的办法简单地去“收”就很容易带来“死”的局面。如何在本轮去杠杆的过程中确保经济不出现硬着陆已成为中国经济当前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而当前体制下要实现去杠杆与调结构的目标面临以下三方面的重大障碍：首先是产业垄断和资源控制方面的集权尤其是央企的“尾大不掉”已经成为当前宏观紧缩、产业结构转型与技术升级的重大障碍；其次是当前财政集权及其带来的支出刚性在未来

4、财政收入下行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体制内、体制外不稳定；最后是经济管制上的中央集权比如土地管理体制的集权很容易在去杠杆过程中调控缺乏弹性甚至带来经济的硬着陆未来必须想办法通过渐进式的调整逐步走向更为分权与市场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本轮经济紧缩中央企的尾大不掉和中央财政支出刚性潜在的巨大维稳风险都是中国历次去杠杆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因此本轮去杠杆必须要采取针对性的策略利用“双轨制”推动经济分权与更市场化的去杠杆。也只有如此才能防止“一收就死”的系统性经济风险。集权式去杠杆的负面效应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历史经验看去杠杆要在短期内真正

5、奏效必须在中央层面采取一系列的集权化措施包括金融、财政和行政方面的集权。但这种去杠杆过程中的“中国特色”也会带来多方面的负面效应。首先作为一个可置信的紧缩政策“一刀切”式的压产能、砍泡沫虽有助于快速去杠杆但也会带来非常高昂的经济代价往往出现的结果是“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无效给和有效给都被压缩调控的经济成本非常之大。其次中央的财政、行政集权本身可能与市场化改革之间出现巨大的矛盾。尽管各种集权的措施有助于在短期内紧缩宏观需求但却不可避免地带来“活乱循环”的经济周期：往往是一收就死之后只好再放但再放又会再乱。第三集权化的紧缩政策也会与中央“调结构”这

6、个政策目标本身产生尖锐矛盾。要实现有效的结构调整与产业技术升级必须依靠市场的力量而市场化又需要推动经济分权。只有市场化和经济分权才可以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后者的信息与激励优势去培育新增长点并最终推动结构转型与技术创新。这样集权化的紧缩政策就会不利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一般而言去杠杆的最关键措施是紧缩信贷政策尤其是给那些不具备可持续性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断奶。应该说仅仅就信贷紧缩本身而言并不一定就不利于向地方、企业与市场分权。但中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那些加了过高杠杆的实体往往就是如国企、地方投融资平台这类存在严重预算软约束不怕高息

7、借贷、也没打算自己还钱的实体。因此要有效去杠杆中央政府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行政措施去压缩国企过剩产能同时停掉地方政府大量的低回报基建项目。在中国如果不采取上述行政性措施而只是推动紧缩的信贷政策就会很快带来“钱荒”的问题。一旦“钱荒”出现地方政府、国企、乃至银行本身就会倒逼央行继续提更多的流动性。换句话说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地方政府、国企能在金融市场上不惜代价去借钱金融市场也因存在大量此类主体而出现严重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只靠信贷紧缩来推动去杠杆就必然难以成功。只要地方党、政领导、大型国企官员对信贷紧缩持反对态度并在“钱荒”

8、出现后逼迫央行放水同时游说相关部委降低压产能的政策压力那时各部委就很难顶得住压力。中央的行政集权曾是去杠杆的支撑点不妨回顾一下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