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素材D3-L42-《礼记》的流传与影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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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素材第42课《礼记》的流传与影响　　《仪礼》、《周礼》文字古奥，内容繁复，枯燥难读。而《礼记》的文字每每可与《周礼》、《仪礼》联系，被认为是打通《周礼》、《仪礼》的桥梁；其内容，上可探索阴阳，穷析物理，推本性命，下而及于修身齐家，民生日用。既能严礼乐之辨，又可究度数之详。所以，两汉以来，每每为学者所乐道。　　宋代大儒都很推崇《礼记》。程颢认为《礼记》多传圣门绪余，“如《乐记》、《学记》、《大学》之类，无可议者；《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择之。如《王制》、《礼运》、《礼器》，其书亦多传古意。”朱熹说：“《大戴礼》冗杂，其好处已

2、被小戴采摘来做《礼记》了。”实际上是说《礼记》集中了古文《记》的精华。朱熹采撷《曲礼》等文，撰《学礼》十五篇，收入《仪礼经传通解》中。　　明儒柯尚迁说“《曲礼》、《内则》、《少仪》实《古礼经》篇名”，又说：“《曲礼》‘毋不敬’四言，实古帝王相传格言。”“《内则》之教，先王所以立父子、夫妇之大伦矣。教子之道，必有《少仪》之礼，外傅之教始详，亦古经也，而孝弟教本推及于长幼、朋友二伦，皆立于《少仪》之中矣。”（《曲礼全经类释·自序》）　　朱升说：“《仪礼》，经也，所记者名物制度；《礼记》则传其意焉。远古无传，则求其数也难，不若姑因其义之可知者，使学者尽心焉，以求

3、古圣制作之意，而通乎其余，此设科者不得不舍经而求传也。”（《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虞集说，《礼记》一书，“曾子、子思道学之传在焉。不学乎此，则《易》、《诗》、《书》、《春秋》未易可学也”，而且尧、舜、三代之遗说，“舍此几无可求者。”（《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为《易》、《诗》、《书》、《礼》、《春秋》等五经作新疏，以资讲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用《礼记》代替了《仪礼》。孔颖达疏集南学与北学之长，广采旧文，词富礼博，犹如依山铸铜，煮海为盐，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唐以“九经”取士，按字数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

4、》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榖梁》为小经。由于《礼记》的文字比《左传》少，文字也相对浅近，故儒生多舍《左传》而读《礼记》，使得《礼记》之学大盛。王安石在科举考试中废《仪礼》而存《礼记》之科，使《礼记》之学进一步压倒《仪礼》。　　使得《礼记》的地位日益上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学术界对《大学》、《中庸》的彰显。韩愈为了建立儒家的圣学道统，从《礼记》中发掘出《大学》、《中庸》，认为是与《孟子》、《易经》同等重要的“经书”，“遂为千万世道学之渊源”（陈澔《礼记集说·自序》语）。宋儒唱和韩说，张载说：“《中庸》、《大学》

5、出于圣门，无可疑者。”朱熹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并将它们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与《六经》并行，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前圣继绝业，为万世开太平。从元皇庆二年起，考试科目必须在《四书》中出题，《四书》便成为士子必读之书。　　宋代《礼记》研究的重头之作是卫湜的《礼记集说》。此书兼取郑注、孔疏、陆德明《经典释文》，博采一百四十四家之说，翦除芜蔓，撮举枢要，详而且明，使读者能“因众说之浅深，采一经之旨趣，详而度数，精而性理，庶能贯通而尽得之矣”（《礼记集说·自序》）。　　元儒陈澔作《礼记集

6、说》三十卷，因陈氏号云庄，故又名《云庄礼记集说》。此书较卫湜书简便，但多失古义，好以空言推义理，舛误也比较多。明永乐十二年，胡广奉诏修《五经大全》，其中《礼记大全》采诸儒之说共四十二家，为学者一时所重。　　清代《礼记》之学的重要著作有《钦定礼记义疏》、纳兰性德《礼记集说补正》、李光坡《礼记述注》、方苞《礼记析疑》、朱轼的《礼记纂言》、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等。其中以孙希旦《礼记集解》为成就最高，此书博参宋元以来诸家之说，以发明古义，新见叠出，读者可以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