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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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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摘要: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史学术界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新”、“旧”为重要分野。从南高师一直到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时期,该校中文系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治学和教学风格,在当时被视为一个坚守“旧学”的“学派”。一方面,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内部标榜“国学”,体现出较强的旧学认同;而另一方面,现代的“学派”建构不仅出于学术认同之别,现实权力之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关键词:文学;国学;民国时期;南方学术;中央大学通行中国近代学术史的书写,“南北”和“新旧”是划
2、分学派的两个关键性指标①。大致而言,新文化运动以降,民国文史研究的学术版图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以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派师生为中心,主革新;南方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为中心,对新文化多持批判态度,被对手视为“守旧”。此种学术分际,又成为1990年代后“重写学术史”背景下今人讨论民国学术与学人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同时,由于学界对重接学术香火充满期待,富于热切的师承、门派“寻根”意识,欲重树学术偶像,从旧的学术史中寻求研究范式的新突破。这也使得民国学术谱系被赋予一层浓厚的“今典”意味。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名
3、“文学院”)巩本栋教授,在近几年为系内研究生开设“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课程,并在讲稿的基础上编著《中国现代学术演进:从章太炎到程千帆》一书。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示,巩本栋述学以学人为纲,从章太炎一直讲到程千帆和周勋初(二人均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程千帆于2000年逝世)。巩本栋认为,当下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学术传统源自清末章太炎,“由章太炎所开启的一脉学统,经黄季刚承之,加之吴梅、胡小石、罗根泽、汪辟疆、刘永济的多方开拓,再助之以刘师培、鲁迅等,遂有以沈祖棻、程千
4、帆、周勋初等为代表的东南学术传统在当代不但发展创新”②。最重要的是,这条清晰的“东南学术”传承线路,即构成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统。回顾校史,现在的南京大学在1952年由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两校文理科合并而成。金陵大学为教会大学,创立于19世纪末。而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南京大学,其前身即1949年前的国立中央大学(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中文系,就将其系史回溯至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时期(有国文部、国文系、中国文学系等
5、机构名称演变)。因教授兼课、学术资源相似和处同一地域的缘故,两校中国文学和语言文字的相关课程、学科和学系差别不大,在时人眼中属同一系统。从南高师时期直到1949年,中央大学中文系即有“旧学”之名。强调文言文、反对白话文,重视古典文学文献研究、轻视新文学创作,推崇固有文化、排斥西学新学,是该系治学和教学最重要的特色。这不仅是“他指”,更是“自认”。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际,南大中文系老教授胡小石在公开场合作出检讨:“北大中文系向来注重学术的探讨,中大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他们能为学术界造就出一些学者,而我
6、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当时同为东南大学时期同事的陈中凡(钟凡),虽然没能像胡小石那样敢于自我批判,但也深感中央大学中文系的那种风气(守旧,甚至是“反动”),自己也应负很大的责任陈中凡:《悼念胡小石学长》,载柯夫编《清晖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301页。。然时过境迁,1949年前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风气,现今又已重新评判,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专业)一段辉煌的历史神话,更成为该系昭显学术实力、与同业立异的重要历史资源。本文以中央大学(含南高师和东南大学)中文
7、系为个案,剖析当时文学在当今中国学科分类中,“文学”和“语言文字学”各有相关二级学科,且界限分明。但在民国时期,一般大学的中文系(中国文学系或国文系)中的“中国文学”中一般均包含“小学”(语言文字学),在教学中更难以截然区分。教学、治学风格与“国学”的关系,并涉及“学术共同体内”的派系之分和权势争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历史上中大和南高、东大为“变量”,学校、学术机构和学人轮替频繁,而且学术的“新”与“旧”也应限定在相对意义中进行考量;其二,大学及其下属院系为“现代性”的学术机构,本不同于学缘上的师
8、承、地域上“学派”或同人刊物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学术史中的学派问题,受桑兵教授启发。详见其《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载《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102页。,故构建完整的“学术谱系”反而遮蔽那些看似枝蔓的部分,影响后学者在历史视阈中考察以大学为单位的学术文化流变。注重“探究学派被编成谱系的进程”,而非“编织学派的谱系”,是本文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一、《学衡》之外: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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