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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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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主义论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社会主义论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以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围绕中国应当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进行了数次论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社会主义论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萌芽 作者简介: 徐雪梅(1989-),女,汉族,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 葛剑林(1989-),男,汉族,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2、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5--01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在社会思潮中掀起了一番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李大钊等一批有志之士纷纷开始宣传社会主义。由此,社会主义思潮异军突起,这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社会主义论争”的起因 (一)论争的历史背景 十月革命是世界共产主义历史的伟大胜利,为人类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前景。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外
3、来新思潮不断涌入中国,其中以“社会主义”名义出现的新思潮就有几十种之多,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以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围绕中国应实行“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由此,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了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 (二)论争的导火线 1920年10月,英国著名改良派人士罗素来华讲学。他强调中国当时最紧急的要务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和力量。罗素认为中国当时不宜实行社会主义,而应当选择社会改良的办法,因为社会主义只适用于工业已经发达的国家。[1]由此,罗素来华讲学,最终给中国指出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不断发展实业
4、,同时不断兴办改良事业。同年11月,张东荪撰文对此观点进行批驳,《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使得早期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对中国是否应该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三)论争的过程 1921年2月,梁启超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对张东荪的观点进行了支持和修正。大力倡导发展实业、增强富力、发展资本主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新青年》等刊载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思潮的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对梁启超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反驳。 二、“社会主义论争”所围绕的问题 (一)意识形态问题 张东荪在论战中指出,
5、欲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2]张东荪的这种看法得到了改良派宿将梁启超的响应。而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在增加的同时贫困现象也日趋严重,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避免生产过剩,废除剥削制度,可以使社会安定并且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二)阶级力量问题 梁启超认为,就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而言,应当发展资本主义,只有不断发展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才能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而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逐步形成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我们应当充分发动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旧制度,这样才能实现建立新社会的目标。
6、 (三)方式道路问题 张东荪指出,应当通过实行社会改良的方式不断实现社会主义,应当着力于经营社会的各项文化事业、教育事业,不断对社会现实情况进行研究。[3]梁启超认为。国家要依靠广大社会大众的监督和严密的政府立法体系来制约资产阶级的行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改良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陈独秀认为:“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4] 三、“社会主义论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触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不断实践和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的革命实践和
7、社会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在社会主义论争中,争论双方用理性的辩论与回答表达了各自关于中国社会应当实行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的观点。由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被认定为当时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这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前提。 (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内涵就是将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结合,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认为,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封建军阀的统治,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内无民主,外无自由。因此,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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