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中的政治情结

《试论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中的政治情结》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行业资料-天天文库。

1、JournalofXpyan§NOInalUniversiiy(PhiP?&S〇PSetEdit)Vql25N?4Aug2〇〇5°文学研究°试论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中的政治情结张乐林何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摘要:从个人生活经历上看，金庸明显具有双重身份:作为成功报人、政论家的查良镛与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这也决定了金庸不仅仅把武侠小说当做历史和文学故事来写，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其小说创作中宣泄他作为政论家的政治热情，表现其内心的政治思考和抱负。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是其前者身份中所蕴涵的浓重的政治情结，对其

2、武侠小说创作的成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词:金庸;武侠小说;政治情结中图分类号：M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964(2005)04"0099七3°101。°101。法国的罗贝尔。埃斯卡皮有言：“作家之所以获得文学意义，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作家，那是在事后，在一个站在读者立场上的观察者所能察觉他像一个作家的时候。”[1](H5)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情形正是如此。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无疑拥有最广泛的读者，而且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金庸的名字确是与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我们看来，那是在他成为武侠小说作家的“事

3、后”。对于武侠小说作家的身份，金庸似乎并不以为然，即使后来被许多读者公认为武侠小说大家之后，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仍宣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在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仪式上，校方表彰的是写了大量政论文章，并有成功《明报》事业的“新闻学家”金庸。至于武侠小说，他认为，依然“不登大雅之堂”，“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一位成功的武侠小说作家，不愿意只是被定位于“武侠小说家”，决非仅仅是一种谦虚的态度，其深层含义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C荣格曾将作家视

4、为“作为作家的人”与“作为人的作家”，前者指的是作家的身份、角色，在现代产业制度下，则是指一种职业;后者的内涵却要丰富得多，包括作家的全部人生经历与完整的生活世界，多重身份、角色、位置等等。从个人生活经历上看，金庸明显具有双重身份:作为成功报人、政论家的查良镛与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这也决定了金庸不仅仅把武侠小说当做历史和文学故事来写，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其小说创作中宣泄他作为政论家的政治热情，表现其内心的政治思考和抱负，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对现实进行独立批判的现代意识，并进而使得他的武侠小说能够成就突出、笑傲江湖。金庸创作

5、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书剑恩仇录〉〉。虽然此时是练笔之初，他必须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文体本身的写作之上，但其已经不自觉地在表现他自己的政治热情了。与既有一切武侠小说不同的是，《书剑恩仇录〉讲不是写一般的江湖恩怨，而是涉及到“江山谁主”的历史情仇与英雄史诗。“读《书剑恩仇录〉族际上是读一部‘交响史诗’，读到木卓伦部的回人的抗暴应战反击官府，是激昂慷慨，壮烈悲歌;而读到陈家洛及红花会的所作所为，则不免忧思百结、沉痛悲哀、茫然无措(1121)。在这样一部小说里，金庸一开始就表现了他那朴素也是最本色的政治热情，对“治国、平天下”理想

6、的向往和憧憬。如果说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的政治热情的表现还是潜意识的、不自觉的话。那么当他得心应手地掌握了武侠小说这一特殊文体的写作方式之后，便纵横恣肆，借“武侠小说”的酒杯，大浇起内心政治热情的块垒了。金庸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几乎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縱]小说解读。《碧血剑》中，李自°101。°101。收稿日期：200504-26作者简介:张乐林（1965男，河南巩义人，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通俗文学研究。°101。成的义军不再是“流寇”，而是英雄人物，只不过他们革命成功后有极大的失误而沦入悲剧结局罢

7、了。这样的观点当然是从《甲申三百年祭》中得到的。而_血剑》中对崇祯皇帝的批判，对官兵腐败的揭露，也都是按照郭沬若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进行分析的。《碧血剑》是金庸政治热情的寄托，也真实地反映了金庸对当时新中国的种种良好祝愿，以及他为新中国政治所做的大量的思考和心得。自〈德血剑)H开“政治抒情”的先例之后，金庸便一发不可收拾，在武侠小说中信笔写来，毫不拘束，写出了他对中国历史和政治的许许多多的思考。这突出表现在金庸赋予其作品以较强的“政论”风格，即通过武侠小说表达其作为一个政论家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作品的哲理

8、性、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蕴明显增强。在这里，以江湖喻江山，是金庸武侠小说常用的与众不同之方法。在创作武侠小说过程中，金庸发现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与现实的官场有很多共同之处，因此，他便有意地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表现江湖人物及其所作所为。这样做，一方面强化了故事的可读性与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对现实政治的直接批判，从而减少了政治麻烦。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