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文化与郭沫若20年代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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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租界文化与郭沫若20年代文学创作上海租界文化与郭沫若20年代文学创作　　【摘要】郭沫若20年代文学创作与上海租界语境对有着密切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中，郭沫若创作在内容上，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矛盾心境；体裁上，上海极度商业化导致其创作以中短篇为主以及大量翻译作品的出现；思想上，开始出现阶级意识，并不断向马克思思想转变。　　【关键词】上海租界；郭沫若；民族主义情绪；商业化；思想转变　　郭沫若与上海有不解之缘。在上海，他平生首次发表作品，首次使用笔名“沫若”，“郭沫若”实际上诞生于租界的上海。租界文化是指“在以上海租界为主的租界区域逐渐形成的殖民性、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

2、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其本质和特征体现在与租界现象相联系的独特的市政制度、文化体制、城市空间、市民体验和审美风尚等多个文化层面。”[1]正因为租界文化的这些复杂性和独特性，所以生活在租界这个公共空间里面的作家，就难以避免受到这些文化的影响，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或隐或现的表现出来。因此，租界文化对郭沫若20年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值得重视和探讨的。　　一、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交锋　　上海租界是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取得的通商口岸，虽是中国版图，但其很大一部分主权却是被外国人掌握着的。外国人在这里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这些外国辖地里边或旁边居住的中国人事实上应算殖民人口……

3、这个体系包含了歧视、排外，外国主子所持的种族主义态度和大量作为臣民的中国人对‘通商口岸状态’的低声下气的接受”。[2]正因为租界是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的“国中之国”，使得许多进入租界的作家心理上承受着殖民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压迫。郭沫若是一个具有强烈自觉爱国意识的作家。作者在《创造十年》中也曾坦言“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胡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吧国家富强起来”[3]。所以当作者回到租界上海时，心理上不得不承受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激烈交锋所产生的苦闷。　　作者的身边小说《月蚀》就是作者这种心理最好的印证。在文中作者对于

4、殖民压迫的描写可谓是赤裸裸的。“我们与狗同命运的华人，公园是禁止入内的”[4]，上海华人的地位和狗一样低贱，过着类似亡国奴的生活，甚至连亡国奴的生活都过不上，“可怜我们连亡国奴都还够不上，印度人都可以进出自由，只有我们华人是狗！”[4]（p43）面对如此残酷的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作者心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就油然而生。作者通过打领带反倒把西洋人看成是狗，来发泄自己淤积心中的民族情绪，因为“我单看他们的服装，总觉得他们是一条狗。你看，这寸衫上要套一片硬领，这硬领下面要结一条领带，这不是和狗颈上套的项圈和铁链是一样的么？”[4]（p44）　　二、租界商业化对作者创作的影响　　上海租界首先

5、是作为商贸港口而存在，租界人的价值取向是重商主义。资本对租界的发展和运转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租界文学具有商业化的特征”。[1]（P73）“文化的商品化产生了现代的稿酬制度”[1]（p73），这一制度改变了传统文人耻于卖文的传统，产生了许多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郭沫若之所以把上海作为自己回国后的首选，也是受因为在上海可以靠写作谋生。上海泰东书局之所以把作者留下来也是因为“他见了我的商品价值还不坏”，作者选择泰东书局“又何尝不是想利用泰东”[3]（p185）。在上海，作者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不得不快速的写一些稿子发表以便快速得到稿酬。为了速度，郭沫若前期的创作多是以中短篇小说、

6、随笔为主，基本上没有长篇。在1919年至1926年间作者所作的收录于《郭沫若全集》的二十二篇小说来看，全是中短篇小说。诗歌创作较初期也少了很多，因为“中国人买诗，是和散文一样按照字数计算的……并且以最高价格一千字五元来买，也还不上两块钱”[3]（p327）。经济的短缺和对钱迫切需求，让郭沫若在创作体裁上难以有其他选择。　　“闲着的我和我一家人的生活便须设法维持，因此我便决心翻译《资本论》，要求商务出版，在翻译期间由商务每月供给我若干生活费”[3]（p218），作者翻译的原动力是位了解决一家人的生活问题，翻译作品也能作为商品卖掉。为什么作者非要选择翻译这种创作方式？其实，这也和作者

7、当时由拮据的经济状况所引起的混乱的家庭现状的无奈之举。“幼儿小便来了不得不嘶，饭煮焦了不得不去熄火，小儿们的淘气……我在这种状态之下，能够有闲工夫创作吗？”[4]（p331）经济的压、生活的琐碎都让作者无心力去创作而只能选择翻译，而“翻译一事比较不要这些东西，无论在甚么环境之中，提起笔来我总可以写”[4]（p331）。综上所述，可知正是文学商业化、现代稿酬制度导致了作者在20年代翻译作品的大量涌现。　　三、作者思想转变在作品中的投射　　郭沫若前期的思想深受泛神论的影响。然而，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