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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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秦晓使命“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即从-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这-转型白晚清始已经历了-•百多年的历程，在此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城都发生了巨人的变化,但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車新提出这一问题，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对政治家、社会椿英和民众社卸）史责任感的呼唤O当前，在国内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中，“现代化"是一个更为普遍使用的主题词。这一叙事版本将“当代中国问题"视为一个以经济现代化为主要日标的进程，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这-•

2、进程的主线，而政治、社会、文化领城的发展则被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派生的、最终由经济决定的问题。我们之所以用“现代性”而不是“现代化”來表述中国发展的日标，是因为尽管两者之间有同一性，但又有着不同的含义。“现代性”是指欧洲启蒙运动所侶导的白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现代文明秩序;而“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中主要是指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福祉的改善，亦被理解为“民富国强"。“现代性”和“现代化”构成了中国一百多年來社会转型的两个不同主调的“双重变奏曲”（李泽厚），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前者总是被后者所淹没。“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

3、"的提出是理念上和政策上的重人突破。作为理念，需要更深人的挖掘和单J释，使之成为与现代性价值观相融合的体系。“以人为本”不应简约为“民生”，首先要以个人的权利为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才能达到社会的不a皆。作为基本的政策，要有制度的支撑，这主要体现为对私权的保护和对公权的制约，否则要么变成空泛的口号，要么沦为利益集团获取权力“正当性”（韦伯）的工具。宀匕7N口“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应秉承科学精神，侶导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科学精神如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白由之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将吐”与“人夫”合为-体，没有真正形成独立、白由的学者群休。八十年代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穩

4、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达成共识，学者由此进人体制，研究也趋于政策导向。近年來许多学者抱怨被排除在体制外，政府在做重人决策时没有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常态下，政府和学术界应既相互独立又能产生良性互动，学者应有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政府应遵循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和更人的包容性。开放和包容是学术研究应侶导的文化。开放即是解放思想，解除各种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唯上，不唯卩，只唯实”（陈云）。包容即不以一己之见而障日，理性对待不同的观点。研究的过程也是学习、交流、比较、思考的过程，只有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才能使科学精神得以发扬。科学精神和开放、包

5、容的学术文化有助于构建研究和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梳理问题、建立框架、扩人共识，推动“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论学术方法的基木要义是遵循规范、注重实证。规范性研究方法可以表述为一个分析框架，它包括：确定研究刪题和日标、界定初始状态和约束条件、设定假设条件、寻找影响研究对象的相关因素及其互动关系、选择最优结果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规范性研究方法也是一个内在逻辑-致性的演绎过程。实证研究是一种归纳的方法，它根据研究对象在现实中的变化，确定与其变化相关的因索及其相关度。与规范性研究不同，实证研究不预设假设条件，由此可能因信息噪音而失真，也可能发现了规范性研究中假设条件或结论的偏差，在这

6、种悄况卜；可以把它看成是对规范性研究的补充和修正。如因影响因素太多，难以界定和取舍，不能建立规范性的分析框架，则要借助实证^

7、

8、:究。在这种悄况下，可以把它看成是对规范性研究的替代。无论是补充、修正还是替代，实证研究作为学术研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法，在近年來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和运用。在方法论上，我们还应摒弃一些错误的习惯性思维。一是“决定论”。矛盾的双方是一种状态依存的关系，在互动中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任何-•方的状态变化都会影响到另一方。一方主导或决定另一方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何时现象，条件变了就可能出现相反的悄况。“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嘟是“决定论”的典型，其

9、影响不只数在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也反映在理念和政策上。如用“现代化”代替“现代性”、用“民生”代替“民主”、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科学技术轻人文、重立法轻执法等概缘于此。“主要矛质论”也是一种“决定论”。在常态卜；任何-个兜物的存在状态和变化都受到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就构成了一个多元互动的系统。“主要矛盾论”则把兜物之间的关系简单看作为-环决定一环良性传导的“因果链”。在这种思想方法指导下，必然是顾此失彼，为改善所谓“主要矛质”或“主要矛炳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