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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区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孕育并形成的重要时期［党建史鉴］曹春荣 约7321字 从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到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即从1929年1月到1934年10月这段时间,通常被称作苏区时期。我认为,党的群众路线孕育并形成于苏区时期,它是党的革命实践和自身建设深入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党和人民群众互动共进的结果。 苏区时期,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已高度关注,作了许多系统、深刻的论述,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命题。 作为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很早就对党和红军的宗旨,以及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
2、何正确开展群众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等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并认真解决。1929年12月,他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强调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①决议在剖析红四军中单纯的军事观点的来源之一,在于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后,指出纠正的办法一是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
3、的官兵;二是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群众去执行。关于红军和群众的关系,决议着重强调红军应帮助地方政权机关的建立,而地方政权机关一旦建立,就“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②,而不应大包大揽。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建军思想建军原则,对红军中党的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红军得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而无往不胜。 1933年春,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从前方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后,在指导中央苏区的扩红、查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群团工作实践中,通
4、过调查研究和亲身参与,对密切党群关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更好地动员和依靠群众做好各方面工作,为群众谋利益的思考和强调就更多了。毛泽东断言:“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③因此,在宣传上,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分别召集干部分子、工会和贫农团、群众大会,层层动员,使每一个群众都明了查田的目的、政策和步骤。在决定阶级成分时,“一定要在本人村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报告本人剥
5、削情形与生活情形,看群众赞成不赞成,赞成的通过,不赞成的再去调查,决不可硬要通过。如果硬要通过,就会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命令主义,要坚决反对的。”④在没收分配地主土地财产阶段,也要先经过召开群众大会得到群众同意后,才能实行。“没收了地主的财产,除开现款和宝贵物件交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没收来的土地、山林、鱼塘、房屋、茅厕同样要迅速分配给群众,以提高群众的斗争热情。“猪鸡等物,煮起来在群众大会上使大家吃,不可工作人员少数吃”,“政府工作人员最好不要求分东西,以作模范”。⑤“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
6、,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发展合作社等口号,领导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热烈参加苏维埃建设”⑥。这也是为群众更大更长远利益着想。 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报告,深刻阐释了在战争条件下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性及其意义。其中就有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使战争获得新的群众力量;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工农民主专政等维护群众利益的考虑。否则,“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⑦人民解放也就无从谈起。在报告中,
7、毛泽东特别提到要迅速开展经济建设,须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首先应从组织上动员群众,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其次应摒弃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以及命令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⑧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当时和此后的作用与影响十分显著,因而成为党的群众路线在苏区时期形成的重要标志。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 (一)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并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
8、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二)为了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应当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在农业经济形态为主的苏区,应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到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同时注重恢复和发展当地传统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