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渔业的历史与文化胡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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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漁業的歷史與文化胡興華台灣漁業起源很早，至今已數百年，一路走來十分辛苦，以時序與執政朝代及漁業的特色來分，可概分為以下幾個階段：‧明清實施「海禁」「遷海」－悲情漁業‧鄭荷重收漁稅，漁業扶持農商－艱辛漁業‧日人發展近代漁業目標多重－殖民漁業‧光復後漁業集極生根發展－本土漁業‧邁向二十一世紀新元－永續漁業宋朝時台灣、澎湖海域已是閩南漁民經常捕魚的場所，明時「遷海」「海禁」禁止漁民出海捕魚。明朝曾對商漁船登記繳稅稱之為「商漁船引」，發照管理，每船需納稅銀曰「引稅」。對漁民出海作業嚴加限制，對漁船嚴予檢查。荷蘭人

2、時期收什一稅（十分之一），以烏魚為主。荷蘭人記載「其卵、帶紅色，外膜厚，以鹽漬之，中國人視為珍品」。烏魚已是重要魚種及加工烏魚子已為重要商品。荷蘭人時期，每年至台灣捕魚的中國戎克船達300-400艘次，大部分集中在冬季捕烏魚，每年捕烏魚量30-40萬尾估計可達100萬斤，十分之一稅收也有10萬斤，對荷蘭人經濟收益十分重要，因此建立了報關、發照申報漁獲及繳稅的制度。鄭成功在入台之初，對於捕魚工具網、罟等亦收稅。明鄭初期命陳永華主政，「創屯田之制，開漁鹽之利」，到了後期，政事鬆弛，稅雜濫徵，直接漁業稅稱為「水餉」

3、，包括對使用漁具之網、罾、罟、鏈、蠔、箔、滾及滬等，對漁船之樑頭牌及烏魚旗（專捕烏魚）三類，名目繁多。明鄭與荷蘭人，都以徵稅目的管理漁船及漁具漁法，也達到部分管理的效果。以「烏魚旗」為例，烏魚每年冬至前後洄游至台灣，漁汛期短，漁場集中，荷蘭人發證，鄭成功給烏魚旗，既徵漁稅，違法捕魚加以取締，已經是對特定漁業規範的漁政管理，何況烏魚旗發給數量的限制（明鄭時期94支）更是資源保育的具體措施。清朝的海洋政策以海上治安為優先，訂定嚴苛的規定防止走私、偷渡的基本政策並無多變，只是執行之嚴厲或鬆弛不同，許多管理措施，限定

4、船員舵手人數，連保連坐。商漁船都歸營號，船員發腰牌、牌上寫明姓名、年齡、籍貫、相貌以資識別，腰牌是我國漁船船員證最原始的形態。日人建制台灣漁政的組織架構，領台灣以後，立即展開水產之調查試驗。綜觀日據時期台灣均因循日本漁業法規，日人發展台灣漁業，不僅將日本的漁業技術、漁業工具、資材、漁法漁具，甚至漁業發展的模式，一一引進台灣，台灣漁業的典章制度，也就從無到有，逐步建立起來。但日人發展台灣漁業仍以殖民地經濟的方式，利用台灣的漁業資源及人力經營發展，所得的利益全部歸日本人所有，台灣人只學到經驗。日本占領台灣50年，

5、在明治時期（1900-1912年）著重於水產調查與試驗，11900年產量不足5,000公噸，1912年以後開始引進新式漁船及漁撈技術，如汽船拖網、捕鯨、發動機延繩釣、鰹魚待網等，1921年台灣漁產量達23,306公噸。配合漁業獎勵台灣漁業迅速發展。1940年台灣漁產量129,261公噸，其中海洋撈捕109,081公噸，為日據時代的最高峰，漁船則有動力漁船1,499艘（計29,283噸），舢舨3,988艘，竹筏5,755隻，漁業十分發達。1945年戰爭結束，翌年漁獲量僅16,860公噸，動力漁船僅存697艘，其

6、中遠洋漁業生產量僅68公噸，幾乎完全停頓。民國34年台灣動力漁船僅餘697艘，且多為20噸以下小漁船，及舢舨、漁筏。光復初期以恢復漁業生產為目標，41年漁產量上升至121,697公噸，突破日據時期最高紀錄。民國49年漁產量總計達259,140公噸。民國50年鼓勵業者建造大型遠洋漁船，發展遠洋漁業，53年興建高雄前鎮遠洋漁港，成為我國最大的遠洋漁業基地。民國52年，鰱、草魚人工繁殖成功、魚苗可大量生產，奠定了養殖漁業發展的基礎，此時台灣水產養殖的虱目魚、鰱、草、鯉魚、吳郭魚、烏魚、文蛤及牡蠣為主。台灣漁產量由民

7、國41年12萬公噸，民國92年總生產量150萬公噸，達到歷史的新高。包括遠洋、近海、沿岸、養殖等四大漁業別，以遠洋及養殖漁業為主。我國遠洋漁業主要包括鮪延繩釣、大型鰹鮪圍網、拖網、魷釣及秋刀魚棒受網等，作業漁場遍布在世界三大洋，年漁獲量70-80萬餘公噸，產值為新臺幣430-480億餘元，為世界六大公海捕魚國之一。鮪漁業居全世界第二，魷漁業在公海捕獲量居全世界第三位，及圍網船隊、產量更位居太平洋國家之首位。近年來公海資源減少，國際間對公海資源的管理日趨嚴格，我國外交十分困難，甚至因管理不善而遭到制裁，我遠洋漁

8、業面臨嚴酷之挑戰。台灣沿岸及海域開發不當、管理失序，沿近海漁業資源已漸枯竭。我國養殖漁業年產量約30萬噸，主要養殖種類為吳郭魚、虱目魚、鰻魚、文蛤、牡蠣、石斑及蝦類。雖然種苗生產與養殖技術精進，但因國內水土資源有限，成本高，養殖環境及藥物殘留問題，也面臨考驗。台灣海洋自然及人文資源豐富，但幾百年以來，一直受政治及軍事之影響，海洋長期被隔離而疏忽。漁業文化是歷史的紀錄，也是先民的軌跡，不論漁港、漁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