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三藏圣教序碑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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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唐三藏圣教序碑背后的故事 作者：不详 　　《大唐三藏圣教序》为唐代碑刻，太宗李世民制文，高宗李治又撰《述三藏圣教序记》。今存有四种石刻：   一、褚遂良正书。永徽四年（653）建于长安（今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世称“雁塔圣教”。碑分二石，序、记分刻。《金石萃编》载：碑高六尺三寸，宽三尺五分。前碑共二十一行，满行四十二字，后碑自左至右，共二—十行，满行四十字，书法遒健雅丽，是褚书晚年代表作。近人沈曾植以为：“《雁塔》专趣超纵，例以《房玄龄》(碑)，却病其夫和”。   二、王行满正书。显庆二年(657)建于偃师

2、(今属河南)。《金石草编》载：碑高八尺四寸，宽四尺三寸五分，字共二十八行，满行五十六字。《中州金石记》云：“用笔端方绵密，绰有姿致。”   三、褚遂良正书的临本，一说是褚氏的别写本。序、记同刻一石，款记‘龙朔三年’(时褚氏已殁五年)。建于冯翊(今陕西大荔)，世称《同州圣教》。   四、大唐咸亨三年（672）阴历十二月八日，京师长安城弘福寺内宝刹庄严，梵音缭绕，僧侣齐集。在肃穆仪式中，僧侣和官员们以虔诚的目光仰视着一座高近4米的石碑，因为这座碑象征着佛教在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地位，象征着国家最高领袖对佛教的褒扬与赞许

3、。在碑身上，镌刻着已故太宗皇帝所写序文、当今皇帝所作的记，以及曾在弘福寺译经近十载的已故高僧玄奘所译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而书写碑文的则是已去世数百年的东晋右将军、书圣王羲之。　　这座碑就是在中国宗教史和书法史上有着赫赫威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皇帝雄文、高僧真经与书圣神笔使其流芳千古，而隐藏在碑背后的则是一段伟大时代里的曲折故事。故事从哪里讲起呢？从更早一些的动荡年代开始吧。 北朝与隋的崇佛 　　南北朝作为春秋战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乱世，征伐屠戮无日无之，国家倏分倏合，王朝迭兴迭灭，世事无常、今生苦短的情绪笼罩着从

4、帝王到草民的每一个人。东汉明帝时即已传入中土的佛教于是乘时而兴，到北朝齐、周之世，竟有寺院三、四万间，僧尼数百万人，南朝梁时亦有寺院2800余所，僧尼8万余人（尚不含在家信徒）。佛教拥有如此庞大的信众，占有如此之多的财产和人力，自然与世俗政权存在矛盾。出于财政和政治上的原因，雄才大略的北周武帝于574年大规模灭佛，寺院财产充公，僧尼强迫还俗；577年进军北齐，亦在齐境灭佛。然而这一政策并未持续太久。578年武帝驾崩，宣帝继位，第二年即在京师与洛阳重新设立寺庙。很快宣帝崩逝，主少国疑，政权轻松滑入丞相杨坚之手。北周

5、易代为隋，于佛教亦是柳暗花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复兴。　　杨家宗教氛围浓厚，杨坚之父杨忠据说笃信佛教，曾捐建栖严寺，不知与其在南梁的经历是否有关。杨坚本人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的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相传7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自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这种死无对证的鬼话后来被杨坚反复宣讲，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舍利感应记》），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证据之一。由于周武帝曾经灭佛，因此推崇佛教，大讲佛陀授命，不但讨好了佛教徒，在普通百姓那里也可以将篡夺外孙皇

6、位、屠灭宇文家族这一“不道”行为涂抹上一层天命循环、因果报复的色彩。　　开皇元年（581年）甫夺政权，文帝即大规模度僧，普建寺院，在战地建枷蓝追荐亡灵，下诏任听出家，令民间计口出钱，营造佛像。同时开始大规模缮写、整理佛经，百姓也云行影从，“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开皇三年，赦令官立寺院行道之日百姓不得杀生。开皇11年在诏书中公开宣称自己要以“人王”的身份弘扬佛法。开皇13年，杨坚自称“弟子”，公开忏悔北周灭佛的“罪孽”，与皇后各施绢12万匹，令臣下和百姓捐钱百万（《历代三宝记》）。开皇20年甚至动用严厉的刑法

7、维护佛教，下诏坏佛像、渎寺庙神像“皆以恶逆论”。整个文帝统治期间，共新造佛像106580尊，修治旧像1588940尊，缮新经132086卷，修治故经3853部（《辩正论》），崇佛程度即便与南梁武帝相比，也不遑多让。　　杨坚对佛教并非单纯利用，自身也确实虔诚信仰。仁寿二年（602年）八月，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伉俪情深的独孤皇后去世，著作郎王邵上奏章，说皇后去世前仁寿宫“雨金银花”，大宝殿后“夜有神光”，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结论是与佛经相符，证明皇后升天成佛。这种对大家都能看见听见的东西公然撒谎，马屁未免过于粗

8、糙，而精明过人、为人猜刻的文帝竟然“览之悲喜”，说明老头子已经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当然，升天成佛的独孤氏却法眼有障，费尽心机撺掇老公改立的太子数年之后就在仁寿宫现出原形，老头子只来得及抱怨“独孤误我”，就在好儿子好大臣的帮助下“升遐”了。　　继位的炀帝同样对佛教情有独钟，这不仅是家庭传统，也需注意到其妻即江南萧家的女儿对其可能的影响。早在为晋王时，杨广就从天台大师智顗受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