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个农民身上读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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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四个农民身上读乡土中国　　　　陕西华县的吕崇德在唱皮影　　　　陕西榆林的高喜业在婚礼上“说喜”　　　　河北赞皇的池素英在跳扇鼓舞　　　　浙江衢州的程宵春在织纸簾　　陕西华县演皮影的吕崇德、浙江衢州织纸簾的程宵春、陕西榆林唱红白的高喜业、河北赞皇跳扇鼓舞的池素英，这4个隔着千山万水的人，被写进了一本书里，并被冠以一个宏大的称谓——中国人。　　不久前出版的《四个中国人》，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几个年轻师生长达7年田野调查的记录。书中的主人公虽然贴着“非遗传承人”的标签，但他们首先是普通的中国人。正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熊澄宇在

2、序言中写的，一谈到中国人，我们通常想到的符号是老子庄子、秦皇汉武，而在这4个普通的农民身上，读者也许能“读出乡土，读出民俗，读出社会，读出人心”。　　7年坚持，记录4个中国人　　2007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带着学生梁君健、焦瑞青等人，开始拍摄以非遗为主题的纪录片，触角从城市一直延伸到偏僻的村落，至今7年，仍在路上。纪录片关注的是非遗技艺本身，而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师生们发现，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浑身都散发着理想主义温暖迷人的光辉。于是，有了这本《四个中国人》。　　因为“出身不好”，吕崇德尽管学习成绩优秀，但高

3、小毕业后无法被招工和升学，学习皮影戏就成了一条能够糊口的出路。拿起锄头，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弹起月琴，讲的是真正的中国故事。2008年，已经60多岁的吕崇德有了一份新职业，当地一家文化公司收编了华县境内几乎所有的皮影艺人，垄断了当地的皮影演出。每月领固定工资的代价，是无法再按自己的喜好来演出和与土地的隔绝，他说自己“农民不像农民，演员不像演员，着急”。　　程宵春有两份工作，上班在化肥厂装尿素，下班回家织纸簾。纸簾是传统宣纸造纸行业的模具，随着工业造纸的发达，手工纸的作坊逐渐萎缩，纸簾的需求也十分有限。程宵春认为织纸簾是一门手艺，

4、精细，要师傅教，并且随着钻研，技术会越来越好，他为此特别自豪。但是面对现在乱糟糟的市场和文化变迁之后的知音稀少，他也会苦恼。因为有着化肥厂这份饿不死的工作，程宵春和年事已高的父亲都希望把织纸簾的技术和整个安徽市场，一起转给他人。　　陕北人做事喜欢赶红火，在红白喜事上唱曲儿的高喜业，每年能出门唱六七十次，有两三万元的收入。虽然唱曲儿是作践自己，迎合观众，但高喜业点着旱烟，坐在墙根底下说：“我是个农民艺术家么。”　　焦瑞青与池素英的结识纯属巧合，她本来是去赞皇寻找另一个民间艺人，找不到，素英主动过来帮忙，自然地“就像一个采访助理”。赞皇

5、煤场遍布，为了提高煤的成色，商人们便雇佣女人来捡石块。口中吸着煤尘，头上蒙一层煤灰，池素英对这个工作很满意，因为“一天40块，一个月干10天就能买400斤小麦，一亩地一年的收成不过六七百斤小麦”。但素英一闲下来就跳扇鼓舞，有人骂她傻，有这么多工夫不如去挣钱。素英不同意：“干是干，耍是耍，有钱没钱，咱高兴就好。你说，是不？”　　非遗的传承是学习一整套做人标准　　梁君健希望通过《四个中国人》传递这样一种信息——非遗的核心是人，淡化非遗本身的美术或者历史价值，强化它对这一个个传承人生命的价值。　　书中写道：“程宵春手艺的精进，生活态度的恬

6、淡，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传承的行业，是如何塑造出一个个丰富的个体生命。”　　和很多传统行业一样，织纸簾这个行当也有行规。程宵春从小就听那些老头子对他说过无数遍，包括“不刻意打听同行之间的买家”、“不能随意挖墙脚请对方师傅过来打工”等。除此之外，程家还有自己的规矩，比如“师傅没有歇工前，徒弟不能坐下”、“吃肉时，只能夹两块，不能夹第三块”、“若是小便，必沿便桶而下，不得刷刷有响声”……这些规矩听上去有些怪异，但干这一行的人正是在这样充满自律的环境中成长的。　　焦瑞青认为，学校里进行的是知识教育，而艺术在传承的时候，讲究的是“手到手、眼

7、到眼、心到心”，“你不仅学了技艺，还有一整套行为规范和做人标准”。　　梁君健在采访中曾记录：“怎么才算好吹手（吹唢呐者——记者注）？人品得好！如果做人不端、偷鸡摸狗的，人们会笑话主事的人家。瞧，你们请来的吹手是个二流子哩！”　　然而，当社会环境和生活发生巨变后，艺术传承的传统模式正在被打破。“人们看得到艺术形式，却看不到艺术背后的生活，不明白艺术怎样产生，不明白艺术对人的生活有多大的功用。”焦瑞青说。　　扇鼓舞的歌词除了流传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村里“有文化”的人随时编写更新的。出身农村的焦瑞青回忆：“我小时候，村子很小，不过还有个学

8、校，学校里有老师。现在搞撤点并校后，小村里没有学校和老师，就没有‘文化人’。再加上大学生就业难，很多人觉得上学没用。人们的心灵在渐渐荒漠化，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境下能生长出怎样的艺术。”　　早在2007年年底刚开始做皮影研究的时候，梁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