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伯北京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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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人——陈翰伯张稷两个商务印书馆以1997年商务印书馆建馆100年为标志，对商务印书馆的研究，日益成为出版史和近代经济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在110年的历史中，实际上存在两个商务印书馆，以1954年迁京为分水岭而形成的上海的商务和北京的商务。它们之间既有着传承，又有着明显的区分。它们都是以“扶助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的商务，是译介西学的商务，是盛产高品质工具书的商务；是承担着文化建设的责任，享有崇高声誉的商务。然而两者又是如此的不同：一个是博大的商务，一个是精深的商务；一个是资本家股份制公司的商务，一个是公有制文化单位的商务；一个是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

2、开辟草萊的商务，一个是努力为中国的现代化搭建中外交流的知识平台，并大规模、系统地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成果的商务。昔日的荣耀归于昔日的商务印书馆。实际上，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在人们心中，不过是一个灰淡的影子，一座老旧的院墙，是一群文人聚集的地方。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它所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西学名著，已经开始影响新一代学人“上大学时读了商务印书馆的一些书，王府井大街36号简直就是心中的圣地。研究生考到北京来之后，与几位同学一起逛王府井，从南头一直走到北头，终于找到36号，我心情激动，对着商务的大楼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贺卫方2007年3月1日在博客里的这段文字，记录着像他

3、这样的用商务的字典学写字、通过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了解世界的一代知识分子，对商务的真实情感——这才是商务当下的荣誉，归于北京商务印书馆。而北京商务在译介外国名著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这两项成就的奠基工作，均出自商务印书馆在北京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陈翰伯。陈翰伯进馆时的商务印书馆早在1954年公私合营前，商务就经历了十数年的低弥与徘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及日后国民党经济政策的失败，在教材出版方面的垄断，使得这个努力保持民间身份的出版机构，一度濒临破产的边缘。建国后，一心谋求与政府合作的商务印书馆，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之下，几乎已经被改造成为一个以科学技术读物为主要出版任务的出版机构，社

4、会影响日渐式微。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为中国文化教育建设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出版机构的重建方案，新中国政府也是经过了再三的思考和调整。50年代后期的商务，经过公私合营数次改组，已经成为一个既没地也没人的名实俱虚的机构。1956年，中央确定了双百方针；2月，周恩来签署了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并责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年12月7日，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指出:“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中央考虑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再度改组。1958年4月，商务印书

5、馆从高等教育出版社分离出来，重新恢复独立建制，国家需要商务“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央根据商务的出版传统，规定商务为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和翻译外国古今学术著作的专业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一样，为国家一级出版社，直属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领导。这一分工，无疑正式确定了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商务，在新社会的出版格局中的地位，同时也表明政府寄希望于商务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发挥作用。客观地讲，这一分工，使得商务印书馆能够延续其在早年确立的“扶助教育、开启民智”的文化理想，同时也为其日后形成稳定的经济结构，从而长期保证其出版的高品质提供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可能。这是后话。是年春天，商务印书馆幸运地迎来了1949年以后它的最重要

6、的一员——陈翰伯。北京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人1958年8月12日，陈翰伯受命来商务主持工作，当时的商务“基本处于停业状态，老人渐渐淡忘了它，新人竟有不知出版界有个商务印书馆”。对于陈翰伯在商务12年的工作，许多老人都有追忆的文字，陈翰伯自己也有过十分简短的概述。大致说来，三个方面最为主要：一是制订中长期出版规划翰伯到商务后，对于中央确定的商务出版分工的两大领域，自觉“底子还很差”，于是一边开始带头学史，即从洋四史学起（世界通史、西方哲学史、经济学说史、政治思想史），一边着手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出版计划。他利用成立“外国翻译规划领导小组”的机会，在沈雁冰、潘梓年和张友渔的帮助下，拿到了一个包括3000

7、余种图书的外国学术名著翻译规划，同时遍访北京、上海等地的专家，征求对书目的意见。据他的学生、曾担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的胡企林回忆，陈翰伯为此一度带着铺盖卷住进了北大。此后陈翰伯又组织馆内的马清槐、陈光福、高崧、骆静兰、胡企林等，按照“削去冗繁留清瘦”的标准，对书目进行遴选，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制定了“把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作为优先组译的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