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郑和史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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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长乐郑和史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曾国新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的28年期间郑和七下西洋，船队无论起于南京宝船厂，还是始自太仓刘家港，都要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驻泊，短则二月，长达一年。在这里集结船队，整编训练，修造船舶，补充给养，购置货物，祭祀海神，等候东北季风到来时扬帆开洋。显然，福建长乐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舟师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1]正因为如此，长乐有众多的郑和史迹。如《天妃灵应之记》碑、三清宝殿铜钟、天妃宫大井、三峰塔、文石天妃庙、云门寺、三宝岩等遗迹，郑和舟师驻泊的太平港、太监楼、天妃行宫、三清宝殿、三峰塔寺等遗址，以及最近挖掘出土的郑和彩绘泥塑、姚氏族谱等

2、纪念物、史料等。与长乐在郑和七下西洋中占有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一样，长乐的郑和史迹在开展郑和研究方面，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意义。一、《天妃灵应之记》碑是郑和研究补缺纠错的实物依据。在长乐众多的郑和史迹中，最引世人嘱目的就是《天妃灵应之记》碑。《天妃灵应之记》碑俗称天妃碑、郑和碑，系明宣德六年（1431）冬，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在长乐驻泊期间刊立。碑身高162厘米，宽78厘米，厚16厘米，碑座高29厘米，碑额镌篆文“天妃灵应之记”，饰以祥云捧日图案，碑身周饰缠枝蕃莲纹。碑文楷书计1177字，历述下西洋目的、意义，前六次下西洋经过、成果和第七次下西洋任务，以及在长乐修建寺、宫、

3、殿和刻碑、铸钟的情况。该碑随天妃宫之圯而湮没。民国19年（1930），一农民在南山天妃宫遗址挖土时偶然发现。县长吴鼎芬知此碑珍贵，移置县署。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长乐县当局恐珍贵文物沦落敌手，将碑、钟运往山区南平保存。民国37年（1948）长乐县派员将碑运回，但钟未运回。郑和碑曾先后存放于县民众教育馆和吴航小学，1985年收藏于新建的郑和史迹陈列馆内。8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碑刻其他地方也有，如晋宁的《马哈只墓志铭》、南京的《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太仓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事迹》和《周闻夫妇墓志铭》碑、泉州的《郑和行香碑》、斯里兰卡的《锡兰山佛寺碑》等，但唯有

4、长乐的《天妃灵应之记》碑，全面、详细记载了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经过、成果，以及船队领导班子成员，而且至今保存良好，字迹清晰可辨。该碑的发现，弥补了郑和下西洋文献记载上的缺漏，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促使郑和研究走出单纯依靠文献资料的误区，进入更加注重实物史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科学研究阶段。可以说，《天妃灵应之记》碑是开展郑和研究最权威的碑刻文献史料。关于郑和七下西洋的往返年代，过去一直以清乾隆张廷玉纂修的《明史》为准。《天妃灵应之记》碑出土后，大家发现碑文所载与《明史》不尽相同。《明史》与《天妃灵应之记》碑郑和七下西洋往返时间对照表航次明史“天妃碑”文出发返回出发返回1永乐三年夏

5、六月己卯命五年九月壬子永乐三年五年2永乐六年九月癸亥九年夏六月乙巳永乐五年七年3永乐十年十一月丙申十三年秋七月癸卯永乐七年九年4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十七年秋七月庚申永乐十一年十三年5永乐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二十年八月壬寅永乐十五年6永乐二十二年正月永乐十九年7宣德五年六月宣德六年其中碑载永乐五年至七年的这一次，《明史》未记；而《明史》所记永乐二十二年旧港之行，碑文不载。再查其他史料，证实永乐五年至七年确有这次郑和西洋之行。如斯里兰卡出土的锡兰山佛寺碑，碑文署“永乐柒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戍朔日谨施”。又如明郎瑛《七修类稿》8卷十二《三保太监》载：“永乐丁亥，命太监郑和、王景弘、候显三人，

6、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而《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文所载时间更是与天妃碑完全一致。至于《明史》所记永乐二十二年旧港之行,也许因为并非象以往几次那样,“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2]用了将近两年时间,远航到印度洋,而只是“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赍敕印往赐之，”[3]几条船只,几个月时间,仅仅因为一项任务航行到南海的“旧港”为止，不能属于“下西洋”，郑和才未将此行记入碑文。为此，大家普遍认为，郑和下西洋的次数及年代应以实物史料《天妃灵应之记》碑为准。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明史》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天妃灵应

7、之记》碑载：“往诸番国，开读赏赐”，“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前者说法充满火药味，后者内涵则是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和平外交；前者为清代学者所编撰，而后者为当时当事人郑和亲自刊记。哪一种说法正确，更值得今人称道，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二、“巡海大臣”泥塑凸显了郑和在民间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1992年6月22日，长乐市闽江口南面的沿海渔村漳港镇仙岐村，一位农民因挖沙偶然发现了湮埋地下的庙宇----显应宫。文物部门考古报告指出，该庙现存建筑构件多为明、清两代。据出土的《重修》碑，知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