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时期苏轼的人生及思想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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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方数据2005年3月学术交流Mar．，2005总第132期第3期AcademicExchangeSerialNo．132No．3·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黄州时期苏轼的人生及思想浅论赵伟东(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76)[摘要]苏轼一生足迹天涯，从京都直至海南。而在这其中，黄州时期无疑是苏轼人生及思想的分水岭。表现为人生的转折：从宫廷走向东坡，这使他远离了官场的喧嚣，回归于自然的宁静。同时苏轼的思想又体现为从执守儒学到三教杂糅的充盈：其儒学精神、道家风采、释者情怀使昔日的苏轼渐渐隐去，一个崭新的

2、苏东坡却潇洒地向世人走来。[关键词]黄州；苏轼；人生；思想[中图分类号]1207．62[文献标识码3A[文章编号31000--8284(2005)03--0164--04苏轼自己曾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而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论及苏轼的思想及创作时说，谪居黄州之前，兄弟仅为伯仲之间，然自东坡“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由此可见东坡谪居黄州期间是苏轼人生及文学创作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对这一时期的苏轼人生及思想研究，对探讨苏

3、轼的思想及艺术均有重要意义。一、人生的转折：从宫廷走向东坡少年之际。苏轼“幼学无师，先君是从”(苏辙：《再祭亡兄端明文》)，接受父母严格的正统儒家思想教育，博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每每“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1](P75∞。且以范谤为榜样，使他自幼便立下“致君尧舜”的雄心壮志，“不有益于今，必有觉于后，决不碌碌与草木同腐”(《答李方叔书》)，可谓少怀壮志。弱冠之时。“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日：‘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

4、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宋史·列传·苏轼附子过》)而且欧阳修在收到苏轼的谢书之后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河南邵氏闻见录》)。可谓春风得意。入仕之初。苏轼“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1]凹”2’之才学，有“致君尧舜”[1](P132’之志向，有“此事何难”[t](P132)之信心，有“上殿云霄生羽翼”[1]㈣㈣的政治热情。他在此时的诗文中抒发着胸中的逸怀浩气，表达着“致君尧舜”的远大志向，胸怀倾荡磊落，心中豪情呼啸而出，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

5、理想，就是苏轼在政治上的奋斗目标，可见其志向之大，热情之高，才学之富。然而正当苏轼怀着“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1](P14∞的爱国豪情的时候，“乌台诗案”使苏轼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这次文字狱是朝廷中各政治派别挟私怨以排除异己的斗争的反映，也是宋代官僚政治弊害的写照。清人王夫之就曾指出：“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右、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景祜诸公[收稿日期]2004—11～01[作者简介]赵伟东(1970-

6、-)，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商业大学讲师，文学硕士，从事汉语言文学及新闻传播等方面研究。万方数据则开之也。，，[z]㈣6’然而，在这如此复杂的政治旋涡中，苏轼性格却又是率真、正直的。东坡自己非常清楚自己的性格：“余性不谨言语，与人无亲疏，辙输写府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o”[3](F268)所以苏轼直言城府，率性而为。经常用诗直言自己的政治观点，表达自己对新法的真实看法也就在所难免。而且，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确有不妥之处。正如明人于慎行所说：“王介甫所变新法，固多苛扰，然亦有利害相半，斟酌损益

7、，可以施行者，未必尽非也。但安石行之太骤，而不问其难易，诸贤持之太急，而不察其便否，两相激而求为相胜，故至于误国尔!，，[4]㈣26’可见，安石以如此性情行为推变新法，实难保功效。所以苏轼当然也要“一吐为快”。但李定之流借此罗织罪名诬陷苏轼怨谤皇帝却是子虚乌有。《石林诗话》载：“元丰间，苏子瞻系御史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日：‘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日：‘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

8、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云：‘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子厚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尝以语余，且以丑言诋时相日：‘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由此可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虽经过多方营救，加之神宗爱才之心，苏轼终逃杀身之祸，但被贬黄州，担任“不得签书公事”、“不许擅离”贬所的团练副使，这对一向执著人世的苏轼而言，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虽然从通判杭州起，苏轼就已进入了他的政治失意期，但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