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中文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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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教育与中文系的未来曾军（上海大学中文系）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一般都身兼着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双重职责。尽管在当前中国大学“跨越式发展”中有着对研究的过分强调，但是知识生产终究会受到社会需要这一瓶颈的限制，尤其是对于一个承载着学科、专业发展的中文系而言，文学教育更是其中心性的活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教育的走向决定了中文系的未来。文学教育不是简单的文学知识相关课程设置的问题。在课程设置的背后，还有着一系列理念的支撑和权力的运作。关注文学教育，除了表层的课程设置（如近年来对“通史”、“概论”课程的批判和对“精读”类课程的强调等）、除了操作性的教育方法（如改变“填鸭式”而用“讨论

2、式”之类）之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我们厘清关于文学教育的理念，了解这些理念在现实的大学教育体制中运作的情况，分析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区分文学作为学科、文学作为专业和文学作为素养这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学科”对应的英文是discipline，主要指知识体系或学术分类以及基于此的对学术的规训；“专业”指特殊职业，如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商务专家、知识工作者等；“素养”则由“能力要素”和“精神要素”，指“人文科学的研究能力、知识水平，和人文学科体现出来的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人的内在品质。”把握其背后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及其在当代

3、中国遭遇的困境，由此才有可能明确中文系的未来发展方向。一文学作为学科，意味着对文学知识的规训，意味着需要将文学从其他学科中剥离出来，划定学科的边界，并在知识生产中保持住学科的纯洁性。但是，文学却不同于其他学科，它属于人文学科领域，在20世纪，人文学科是“对那些遭排拒在自然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而且，“每次近代科学的发展中，文学研究都以跟科学遥遥对立来厘定本身的边界。”[美]沙姆韦、梅瑟—达维多：《学科规训制度导论》，黄德兴译，《学科·知识·权力》，华勒斯坦等著，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3页。也就是说，文学作为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在与学科规训的紧张

4、关系中发展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直接涉及到对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现状的基本评价。对于当代中国大学教育体制中的中文系来说，这种紧张关系却并不特别明显。在科学主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文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视作为“有关文学的科学”来发展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要想在现代大学教育和学术体制中站住脚，不得不或者说主动地借助于科学化、学科化来实现。陈平原在清理老北大的历史文献时发现，五四时期的教授们曾将文学教育分为“文学”和“文学史”两类，但是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文系却做出了弃“文学”而取“文学史”的选择，使得中文系将重心转向文学研究，走向“学术化”、“学院化”道路陈平原曾发现一个重

5、要的现象：“我重读《北京大学日刊》上当年国文门教授会的会议记录，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时国文门的教授们曾达成共识：我们的文学教育分成两类，这两大类界限分明，一类叫‘文学’，一类叫‘文学史’。‘文学’课强调的是文学的技术，讲究形式、美感以及艺术分析等；‘文学史’则注重文学思潮以及历史变迁。在他们看来，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这让我一下子明白，1950年代以后，我们用‘文学史’来整合整个中文系的文学教育，所可能碰到的以及遗留下来的问题。”（陈平原：《知识生产与文学教育》，《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2期。）。孟登迎在对清末民初“文学科”...设立问题的考察中也发现，在中华民国教育部于191

6、3年公布的《学科及科目》表中，在六类外国文学科目（甚至“言语学”）中都开有“文学概论”必修课，惟有在国文学系不开，独开“文学研究法”，显现于当时的中文系对传统学术的看重和对西学的抵制。孟登迎：《中国文学教育制度的现代转变及其难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3期。不过，“文革”之后的中文系在文学学科发展中却面临的是完全相反的问题。当前存在的最大问题不在于文学的“弱学科性”，而在于因其过分看重知识自主性而出现的学科意识的强化和学科边界的封闭。在上个世纪80年代，知识自主性意识曾是文学学科获得重大发展的最强烈的冲动。不过，这种自主性的冲动并非针对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而来的，而是努

7、力克服此前在庸俗社会学指导下对文学从属于政治的片面强调。因此，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于，在80年代的文学研究思潮中，“美学热”和“方法热”会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前者凭借哲学的思辨和审美的感悟而确立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观念，后者则汲取以“新三论”、“旧三论”为代表的科学哲学的观念来为文学研究方法确立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种知识自主性的要求在90年代以后进一步得到强化。90年代以后，大学教育的制度化建设获得了极大的推动，从专业设置到课程设计甚至到教材编写，从对教师的职称评定、教研考核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