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孤儿”何以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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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孤儿”何以为家-法律“事实孤儿”何以为家按照国家对孤儿的定义，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儿”，然而他们的生活境遇却远不如孤儿，只能依靠低保、亲戚或公益组织的帮扶，媒体称这样的孩子为“事实孤儿”。我们不知道在全国各地究竟有多少这样“不是孤儿胜似孤儿”的孩子，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孩子渴望着家的温暖……文／葛文君程雪红亲戚关门的瞬间，龙龙吼了一声，转身钻进房间，一把抓起遗落在餐桌上的小石头，然后冲了出来。外婆陈淑珍在亲戚诧异的眼神中，红着脸，逃似的拉着龙龙下了楼。1月18日，为数不多的一次出门机会，在龙龙的哼唧和吵闹声中度过。外孙的个头已超过陈淑珍，眼看就要到家了；龙龙却又闹腾起来，有几次甚至试图摆脱她的控制。龙龙是个患有孤独症的男孩，虽说有父母，外婆陈淑珍却是他的实际监护人。像龙龙这样的孩子，被称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或“事实抚养困难儿童”，媒体将其简称为“事实孤儿”，但他们并不符合国家对孤儿的定义。因此无法纳入民政部门针对孤儿的救助系统，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照料和保护，容易遭遇各种意外伤害。 他们大多处于上小学或初中的年纪。有的双亲尚在，但无力承担抚养责任；有的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放弃了监护责任；有的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放弃了对儿童的监护责任等，其中很多人都生活在困境中，亟须社会保障。近日召开的2014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继续完善孤儿保障制度，并制定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政策，将这些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儿童纳入到国家保障中来。部分内地城市也在积极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事实上，“事实孤儿”的复杂程度正如他们的定义一般难以概括，单一的保障制度并不足以应对这种复杂性。两周来，本报记者根据民间公益组织提供的一份沉甸甸的名单，走近部分“事实孤儿”，他们都有家，却都在渴望着真正的家的感觉。出于对未成年人和隐私权的保护，亲爱的读者，请原谅，文中涉及到的龙龙这样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我们使用了化名。困境中艰难成长即便是在家里，龙龙手中依旧捏着小石头。听见窗外的鸽哨，这个14岁男孩皱着眉头，快速甩动右手，将左手食指咬在口中。“他高兴。”陈淑珍解释道。楼房后面是一片小树林。周末，小朋友会在那里玩耍，龙龙很少过去。对于开门声异常敏感的陈淑珍，稍微的动静都会让她不安。稍不留神，外孙就可能自己打开门跑出去。要去哪里，怎么和行人问路，遇到急事打电话……这些在他人眼里基本的社交能力，龙龙完全不具备。陈淑珍只能让外孙跟在自己身边寸步不离。 这个面色黝黑的老人不大愿意回忆自己的女儿，龙龙出生不久，龙龙的父母就离婚，又组建了新的家庭。在外人看来，陈淑珍老两口就是龙龙唯一可以依靠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龙龙的症状愈加严重。每次情绪失控，除了尖叫、蹦跳，甚至还会袭击别人。陈淑珍经常在毫无防备的状况下被龙龙掴上一掌。站在光亮处的人们，很难看到龙龙这样的孩子如何在困境中艰难成长。事实上，就连新疆最早关注这一群体的新疆瑞欧公益基金会（以下称“瑞欧公益”），也只是在深入基层之后，才偶然发现他们比部分孤儿更需关注。此时，国内其他城市的一些公益组织，也展开类似的调研。关于新疆“事实孤儿”的具体数据，目前并没有明确统计。而来自瑞欧公益相关调查显示，全疆至少有5000个这样的孩子。瑞欧公益基金会会长杨晓东说，“事实孤儿”分布散、有困难基本习惯自行解决，所以其人数应该远远大于目前掌握的数据。相比龙龙，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女孩月月境遇也并不乐观。1月11日中午放学后，这个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孩，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塑料饭盒，放在教室的暖气片上温热，这是本学期她在教室里吃的最后一顿午饭。几年前，父亲患上精神类疾病后，月月一家的命运彻底被改变了。母亲离家出走后，她和7岁的弟弟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担心月月的父亲伤人，爷爷奶奶将其反锁在屋内。除了家里的几分薄地，老两口每月只能领取不到200元的低保金，抚养两个孩子十分吃力。虽然月月的叔叔婶婶能提供一些帮助，但那也只是杯水车薪。像龙龙、月月一样的“事实孤儿”，虽然不是孤儿，但处境远比孤儿要艰难得多。也正是这一点，他们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的关注；经济帮助远不够 在杨晓东手里，有一沓厚厚的名单。上面每一行，都是一个“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信息。简单的信息，却令人心情沉重。2013年3月1日，瑞欧公益启动“七彩童年”项目，面向社会召集有能力的爱心市民帮助“事实孤儿”健康成长。目前已有163人与“事实孤儿”签订了助养帮扶协议。12岁的玲玲就是受益者之一，去年3月，郭燕和玲玲签订了事实孤儿助养协议，每2个月资助其600元的助养金，每半年去看望她两到三次。玲玲家住在石河子一个偏远团场，有一个弟弟，父亲身体不好，母亲失明，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只能靠夏季院子里种植的蔬菜。如今，姐弟俩都接受了志愿者的助养。对玲玲来说，家庭的窘境让她多少有些自卑，因此她从来没有邀请外人去家里做客，郭燕还是第一个。回到家，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郭燕打电话。在公益项目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里，杨晓东发现，“事实孤儿”所需的已非单一的经济帮助，对内心需求的关注也很重要。这与周小西的观察不谋而合。这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长期从事青少年理论教学、研究工作。在周小西看来，相对于一般家庭儿童，“事实孤儿”的心理问题更加突出，这些儿童由于亲情缺失，大都有被人瞧不起、欺负的遭遇或心理体验，表现出自卑、孤僻、人际交往能力差等特征，容易出现对社会的不满甚至是仇视，存在交友不当误入歧途的高风险。所以，对他们的心理帮助同样重要。 启动“七彩童年”公益项目前，瑞欧公益曾邀请香港的一家调查机构，对1000名年龄在20至35岁的“事实孤儿”人群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事实孤儿”犯罪率是正常孩子的3倍。虽有残疾证，在符合一定条件后可享受相关福利政策。但对现在的龙龙来说，需要的是一个坚实的肩膀。相比于其他孤独症儿童，龙龙的康复训练已经落下了一大截。2008年，彼时59岁的陈淑珍陪伴外孙进行了一年的特殊训练：从语言，到认知，再到形体训练，每月1000元。在训练机构里，大多数孤独症的孩子都是父母陪练，只有龙龙例外。因为陈淑珍的体力跟不上，龙龙最终只能回家。给他们一个多彩未来按照原计划，瑞欧公益在2013年救助数量要达到200人，但由于志愿者人数、资金等多方面的限制，半年前帮助的163个“事实孤儿”的数量再也没有增加。不过，杨晓东也清楚基金会力量有限。对这些孩子的帮助，最终要依赖政策层面，这才是让他们脱离困境的终极办法。与杨晓东一样，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富强长期关注新疆“事实孤儿”的保护，一次调研经历，至今让他不安。2011年11月18日，新疆妇女儿童发展基金对巴州“爱心一元捐”项目进行了评估，杨富强应邀成为第三方评估组成员。他还清楚地记得，一位病困儿童家庭母亲在哭诉自己遭遇时泪流满面的样子。这位母亲来自昌吉某乡镇的农村。她的儿子今年12岁，却患有和霍金一样的疾病——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更糟糕的是，孩子患病后，其父弃家出走。 除了患病的儿子，这位母亲还收养了一名弃婴，靠平时打零工挣来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如果有政府的救助，哪怕只是一半，这位母亲可以不用这么辛苦”。事实上，像龙龙这样众多的“事实孤儿”，他们的经济来源一般来自政府低保、亲戚支持和公益组织的帮扶。在杨富强看来，要解决“事实孤儿”救助问题，单靠民间救助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政府积极行动起来，而且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救助机制。乌鲁木齐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事实孤儿”的范围比较广泛，其成因、类型也不一。“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与残疾儿童、低保家庭等相交叉，但操作中仍有死角”。去年6月底，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同时在广东省深圳市、江苏省昆山市、浙江省海宁市、河南省洛宁县四地进行试点。这表明，我国在儿童福利制度设计上正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推进。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政策也正在制定。周小西提议，在救助“事实孤儿”上，政府应理顺相关的救助机制，从儿童自身发展、社会保护、儿童的监护等层面构筑立体的支持和关爱网络。更好的做法是政府应该搭建一些平台，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特别是覆盖到社区的困境儿童的网络对接机制，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陈淑珍和亲戚们都想尽力给龙龙一个温暖的家和更好的未来。对于龙龙来说，家就是外婆和手里的石头，二者缺一不可。但是他并不清楚外婆已经老了，更多的时候，陪伴他的是手里的石头。他习惯午后将手里的石头对准冬日的阳光。眯着眼睛看很久，仿佛里面有一个多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