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中国为何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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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用文案马克思论中国为何由盛转衰：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赵凯荣清之由盛转衰，缘于什么原因，众说纷纭，前一段时间，有些学者认为，腐败导致清朝从盛世滑向衰落，并提出腐败严重是盛衰之变的直接根源”，到底该怎么看?我们觉得，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对我们来说可能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鉴于马克思很少专门谈论中国问题，惟其如此，更显弥足珍贵。一、康乾盛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确实，中国历史上有过所谓的康乾盛世，但那是什么样的盛世呢?有的学者认为，“拓疆和治乱”是盛世的表现。此见解难以成立。我们认为，清的拓疆，只是就朱明王朝持盈保泰

2、不思进取以长城自我封闭而言的，而清对明的战争，也是在清入关后完成的，拓疆乃自然而然。至于治乱和安居乐业，任何战争结束后，都会如此，不独于清对明的战争而外。还有的学者力图从经济上予以说明康嘉盛世。认为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此见解忽视了时代的特征。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已经不是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增加了。马克思说过，手推磨决定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蒸汽机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任何时候，而不仅仅是某一段时间，社会

3、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是而且从来就是生产力。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史向世界史的发展，其作用更为突出。可是，在康乾盛世百余年间(1681—1796年)，由于闭关锁国，生产力已经落后了，怎能期望有什么真正的盛世。关于这种落后，马克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认为，仅仅编织机的发明就可能彻底冲毁这种“盛世”。在当时，“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了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1](第88-89页)。所以，“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

4、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1](第691页)。马克思还进一步说：“我们仔细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感到，一般说来，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1](第725页)。因此在马克思眼中，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第716页)。问题的实质只能是，由于中国“在

5、当时”闭关锁国，生产力和观念严重落后，实际上早已未战先败，至于是用炮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已经是其次的事。历史地说，清之衰变自满清时已埋下了种子，以后发生的事情不过是逻辑必然尔。还有一点是我们不能不提到的，这便是认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性。一位名叫邓嘉绩的士大夫称：“中国之道如洪炉鼓铸，万物都归一冶，若五胡，若元魏，若辽金，若金元，今皆与吾不可辨也，他时(洋人)终必如此”；另一位方克敬也反对洋务运动，他认为“我专学彼之短，彼尽得我长，则强弱之势愈悬，猾夏之祸愈烈，不数十年，衣冠礼义之邦，将成兽迹之区”。实际

6、上正如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教授认为的那样，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就再以没有能够同化西方文化，原因很简单，邓嘉绩所列举的“五胡”、“元魏”、“辽金”、“金元”标准文档实用文案对中国来说是一种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最终只能被文明征服，而西方文化对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征服，情况当然就完全两样了。在这方面，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康熙帝玄烨、纪昀、王锡阐、梅文鼎都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实际上，如马克思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

7、(第70页)。而不是相反。所以马克思才说，当英国人入侵亚洲的古老文明时，不但没有被同化，相反，英国的入侵反而“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1](第765页)。无怪乎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哀叹，李自成失败之最大不幸，在于个人的失败却导致了民族的悲剧，在于造成了满清对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请问，这里可有康乾盛世的影子?不过，郭沫若可能忽略了，早在蒙古人统一中国前，满清的先人们就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因此，满清在中国统治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和我们文化的负面影响相

8、关联。至于生活的安定，也并不能用来证明什么盛世，因为马克思早就指出，中国人除非实在活不下去，否则很少会动乱。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中引用英国官员米切尔的话十分典型：“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1](第756页)。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农村公社的自治制组织和经济基础”造成的“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固定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