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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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礼”现代价值究竟何在 ——《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摘 要：《周礼》乃是战国时期、亦即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的儒者的一套“乌托邦”、“理想国”性质的社会制度规范的设计。作为儒学的重要经典，《周礼》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其所设计的那些具体的、可以损益的制度规范（礼），而在于其背后的普适的正义原则（义），包括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公平性）、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地宜性）。正当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为仁爱，并且超越差等之爱，指向一体之仁。适宜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到具体的生活方式的时间、空间的条件。通过这种正义思想的

2、揭示，《周礼》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再次成为重要经典。关键词：周礼；正义原则；正当性；适宜性；现代价值 近年来，人们对“三礼”、包括《周礼》的学术兴趣大增。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近年来兴起了儒学热，而“礼学”一向是儒学的基本内容；二是国际国内的现实的制度规范问题，诱发了人们对于儒家关于制度伦理的思想的关注。但《周礼》研究中，有一种倾向是值得警惕的，那就是过多地关注其具体的制度设计，而几乎无人留意其制度设计背后的原则精神。有人甚至想把那些具体的制度规范照搬到今天来，其结果不免导致某种“原教旨主义”的危险。对于我们今天

3、来说，《周礼》的真正价值并不是那一套具体的制度设计，而恰恰是那些制度设计背后的某种隐而不显的原则精神，惟有这种原则精神才是可以超越历史时空的“普世”原则，这是本文想要力图加以揭示的。 资料一、《周礼》文献的时代性质 《周礼》原名《周官》，乃西汉景、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书之一。贾公彦《周礼正义序》指出：“《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①]此书

4、直到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献才发现，并加以著录。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更名为《周礼》。东汉初，刘歆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一时注家蜂起，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周礼注疏序》）到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之作注，《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关于《周礼》的作者及其年代，历代学者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正如《四库提要》所说：《周礼》“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资料。古代

5、名家大儒，近代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这场大讨论，大致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这些争论的具体意见，对于本文的主旨来说，没有必要在此详述；我们只需简要地指出若干基本的事实，以确定《周礼》的文献性质便足矣。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所有先秦文献都没有提到《周礼》一书。在先秦文献中，较为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的文献是《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但《尚书·周官》已亡佚。今有《古文尚书·周官》仅数百字而已。曾有人认为，

6、《周礼》原名《周官》，应当就是《尚书》的《周官》篇。但可以肯定，《周礼》并非《尚书序》所提到的《周官》。贾公彦《周礼注疏序》引《汉书·马融传》：郑众“独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有此《周官》也”，此说“失之矣”；又引郑玄序，也说“是言盖失之矣”。郑玄进而指出：《尚书》“《盘庚》《康诰》《说命》《泰誓》之属”，“今多者不过三千言”，而“《周礼》乃六篇，文异数万”；“又《书》之所作，据时事为辞，君臣相诰命之语”，而《周礼》“终始辞句，非《书》之类，难以属之时有”。《周礼注疏序》又引汉儒之说：“

7、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这些材料其实已证明了《周礼》实非《尚书·周官》。《荀子·王制》所记官制，大体可以反映战国后期列国官制的发达程度，但其总共只有七十多个官名，约为《周礼》的五分之一，而且没有《周礼》那样的六官体系。资料此外，《春秋左传》、《国语》中有不少职官记载，但没有任何一国的官制与《周礼》相同。尽管从西周到西汉的每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若干与《周礼》相同的官名，但谁也无法指认出与《

8、周礼》职官体系一致的王朝或者诸侯国。另外还有《礼记》《仪礼》《孟子》等书也有许多关于官制的记载，但也都往往与《周礼》官制不同。故《四库提要》引孙楚之说：《周礼》所载，“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且进一步指出：“《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于《周礼》”；“《仪礼·聘礼》宾行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