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产权理论的一个重要内涵——对所有制、产权理论研究的简要述评.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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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制权：产权理论的一个重要内涵——对所有制、产权理论研究的简要述评[编者按：冒天启先生在本文中对企业产权及物权做了深刻的研究，然而在中国，仅有物权的明晰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民权的清晰。如果仅有产权的确定和物权的保护，而无民权的确立和保护，那就是一种畸形改革，那就是一种权利和力量的不平衡，那就会导致资本过于强大，而劳动过于弱小。因此，中国的改革必须是配套的改革，偏重哪一端都是不可取的。这些年里通过修宪和各项措施，对私有财产权给予了许多保护和强调，但人民大众的基本权利即公民的基本权利仍然缺失，特别是普通平民的权利被严重忽视。改革越深入，官权和资本的权利越强大，普

2、通民众的权利越弱小。俄罗斯私有化的彻底是因为俄国政治改革的彻底，相比较之下，中国的市场化必须有民主化相配合，如果没有民主化相配合，中国的私有化越严重，社会问题越严重。如果不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看问题，就搞不明白为何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问题重重。中国有几个学者弄明白了这其中的关系？]在我国的最近２０多年间，随着经济体制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化，传统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不断的修正中被抛弃，学者们一方面在孜孜不倦的总结着实践中的新问题，另一方面也在艰难的探索着世界各经济学新思想在中国的适应性，经济学文章、著作令人眼花缭乱，经济学也同时被社会戏称为“

3、显学”。但认真研读诸文章，其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最近几年来，应用各种分析工具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即应用经济学得到了繁荣和发展，但是理论经济学却显得越来越沉寂，甚至是在死胡同里徘徊，这令人十分困惑！所有制和产权问题，一直是经济转型实践中的难点，当然也是经济学理论研究非常关注的热点。党的有关文件，逐步改变了过去传达领导人讲话的习惯，注意总结、吸取、肯定学术界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并将其转化为政策而实施。有关所有制和产权问题，在最近有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中就讲了不少，提出了新的命题，比如：“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

4、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其它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它企业享有同等待遇”等等，这都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问题。但细细琢磨，上述这些被文件所肯定的观点，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理论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要求，并非是理论经济学的原创。但是，在当今社会经济转型中，在混合所有制中如何实现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如何处理各个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产权关系，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经济问题。一、马克思经

5、济学中的所有制理论问题[1]12如何实现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回答这问题，无疑还是要从对所有制范畴的研究说起。对所有制范畴的研究，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关著作以及教科书的开篇，大都要讲所有制理论问题。但对其理解，争论一直很大。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斯大林为代表，把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所有”和“占有”混为一谈，将所有制理论归结为“所有”并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中独立的一项，即在财产归属的意义上来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在一个时期是主流观点，许多教科书大都因循这种看法，开卷第一篇就是讲如何以革命的手段，实现了对剥夺者的剥夺，接着是讲如何对资本主义私有

6、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将所有制作为独立于经济关系之外的问题进行研究。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说说：（经济关系）“包括：（１）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于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突出了国家通过“革命”而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的归属，即（国家）“占有”问题，因而是一种超经济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如果再把它延伸到经济建设的实践作为指导思想，难免会带来危害。另一种观点，主要在国内外学术界，把所有制看作是生产关系的总和。６０年代初，原苏联莫斯科大学教授H.A.查果罗夫指出：“马克思关于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不

7、是作为与生产关系不同的范畴存在的”，它是“生产关系的总和”[3]。原南斯拉夫教授马克西莫维奇也说过：“如果我们把所有制的内容和形式两个要素统一起来看，所有制的实质也可以理解为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4]。７０年代初，在中国许多学者都总结公有制教训时，孙冶方教授指出：不能在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即生产、交换、分配之外去独立研究所有制，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就是所有制形式或财产形式的全部经济内容。还指出：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文字的标榜上，比如说生产资料的所有或占有形式来判断社会性质，实现了国家“占有”，未必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而必须从生产、交换、分配的各个环节来

8、进行具体的分析[5]。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