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译重在超越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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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译重在超越与创新刘云虹近十多年来，翻译这一人类思想文化交流中最古老的实践活动越来越焕发出勃勃生机，翻译事业取得了令人欣喜的长足发展，翻译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持续的名著复译热潮便是最好的佐证之一。大凡名家的著作都一再被复译、再版，一部作品少则二、三个译本，多则上十个译本，经典名著《红与黑》的中译本更达到二十余种之多，似乎一时间复译竟成了一种潮流。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着实应受到翻译界尤其是批评界的关注，繁荣的表象之后是否隐藏着某种危机、启迪着某种思考？若仔细留心一下当今书市中的外国文学专柜，不难发现时下陈列的复译名著在形形色色的外表之下却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名著，尤其

2、是诸如《红与黑》、《茶花女》、《高老头》、《情人》之类的经典名著，版本繁多，常常令业内人士惊叹不已，就更不用说普通读者在目不暇接之余为选择购买其中之一而如何的踌躇了，说不定最后竟不幸挑中了一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二是某些品质不高的译作改头换面地多次重复出版，而新版本中并无对旧译的实质性的增补、修订之处，让人不禁疑惑此类再版的意义何在，难道仅仅出于商业目的？三是新译本中没有创新的内容，或者说所谓创新仅仅局限在文字表达层面，甚至于有流于同义词替换游戏之嫌，而译者并没有在综合旧译本的基础上对原作内涵进行新的解读。翻译的对象是文本，而文字的固定化使陈述的意思与陈述者完全分离，

3、正如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中所言，“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东西已经同它的起源和原作者的关联相脱离，并向新的关系积极地开放”（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意义是开放的，没有一种意义是固定不变的，每一代人、每一个译者都在自身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人生经验、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基础上以新的、特有的方式去看待和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因此，文学翻译必定是一种再创造，而这种创新不仅首先体现在形式上，更体现在内容上。这既是由翻译的本质，也是由翻译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特性所决定的，“人文科学的传统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传统，它是由相对有限的经典性

4、的文本和绝对无限的解释性文本所构成的，由于后者的存在，才使得前者得以不断流传，推陈出新”（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如果说文学名著是“相对有限的经典性的文本”，那么，不同时代、不同译者的译作就构成了“无限的解释性文本”，肩负着使一个又一个的超越时间、来自异域的经典在新的时空里得以“展现、完善与延续”的神圣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复译的“复”字是远远不能当作一味简单的“重复”来解的。名著复译所表现出的种种现状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或许我们无法驳斥黑格尔的著名命题——“现实的便是合理的”，那么，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复译的必要性究竟在哪里呢？如果我

5、们认同“只有不朽的创作，没有不朽的译作”的说法，复译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便也不难理解。任何一部翻译作品，无论多么优秀、多么经典，也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长或短——产生广泛的影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无法超越时间、一劳永逸地被奉为原作的翻译定本，供世世代代的读者欣赏、赞美，“理想的范本”或许只是一种永远无法、也不可能企及的理想和追求，况且，平庸之作也并不鲜见。因此，所谓复译的必要性，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旧译中存在过多的失误和不足，不能真实再现原作的魅力。二是旧译年代久远、过于陈旧，已无法满足当代读者的审美需求，需要当代译者对其进行修订和补充，使其更易于理解和接受。

6、如著名翻译家钱春绮先生在《我为什么要重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文的开篇和结尾就复译的目的曾明确表示：“既然已有过3位大家的译本，我为什么还要重译呢？一句话：就是要在译本中附上大量译注”，“我在译本中努力加上大量译注，起一点导读作用，提供一贴消化剂，以冀能帮助读者举一反三，对本书的语言艺术增加一些了解，这就是我重译本书的主旨”（杨绛等著，《一本书和一个世界》，昆仑出版社，2005年）。这样的复译作品才是值得推崇的，这种对原作者和读者责任的态度恐怕要让那些匆匆推出毫无价值的重译本的译者和出版商汗颜。三是同一时代中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的不同解读，以满足不同层次、具有多元审美

7、情趣的读者的需求。毕竟，读者是文学的唯一对象，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读者已经越来越寻求摆脱传统美学和文艺批评观念的束缚，不再满意于将自己的独特感情和意志纳入绝大多数人的趣味之中，而是怀有一种对全新意义的寻求的渴望。由此看来，复译本身是无可厚非且完全必要的，问题是如何改变良莠不齐的状况，如何避免沦为简单、消极、不负责任的重复，如何为原著带来新的鲜活的生命力。要解决这些问题，复译必须有所超越与创新，这既是对原作者，也是对读者，更是对翻译事业的尊重。而事实也证明，真正以超越前人、打破所谓“范本”桎梏的勇气尝试创新的复译作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