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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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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张五常先生、女士们:1979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邀请我写一篇500字左右的文章,谈谈“中国可能的变化”。为此,我于当年访问了广东省。访问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要写一篇只有500字的文章来预测中国将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愿意给你们写这篇文章。但他们一直督促我,希望我能够给他们写一点东西。大约在1981年的四、五月间,我写完了文章的初稿,这个初稿大大超过了500字,达到约2万多字。在把这篇文章送交伦敦经济事务研
2、究院之前,我把它寄给了我在美国的一些同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教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劝我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因为他认为经济学理论根本没有办法来预测中国。弗里德曼教授,另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说不要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但是他认为我恐怕是世界上对中国的前途最有信心的经济学家了。还有另一位著名的教授是华盛顿大学的巴泽尔,他认为我的结论可能不对,但是他认为我的理论和逻辑非常正确,里面没有任何的错误,所以他说从学术角度来讲,应该把这篇文章公之于众。有很多人看过我的初稿,但只有一位教授
3、同意我下的结论,这位教授就是科斯。于是大约在1982年2月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伦敦,他们出版了一本小小的书。在这本书里我非常肯定地预测了中国一定会实行市场经济,并且中国会有类似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出现。到了1983年、1984年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些现象,显示中国确实有可能转变为市场经济。因此,1984年时我的这本小书就变得非常有名了。预测或解释一个经济体系的演进,这比解释市场经济中的一些现象要难得多。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经济学家,如舒尔茨,坚持认为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制度的变迁问题。我的一位学生诺斯
4、教授,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就想要解释经济史中经济制度的变迁,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些书里他到底想说什么。还有另外两位很有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位是斯蒂格勒,另外一位是贝克尔,他们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希望能发展出一种关于制度的理论以解释经济体制的演进,但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真正达到目的。因此,当我被要求来回答刚才那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怎样变化时,我知道我首先必须在恰当的领域寻求理论的主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自己心理不是很有数,我一定能够回答得了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也有
5、很多人喜欢出来预测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他们说错了,以后没有任何人会记得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说对了,他们一下子就成名了。所以我想我也可以试一试,随便瞎说,如果说对了的话一下子就可以成名了。1929年有一1个人恰好正确地预测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他因此而一下成名,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看他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个人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年都在谈论经济大萧条问题。由此看来,有一件事非常值得经济学家们去作,那就是你出去瞎说好了,而且要一直说下去(只要你说对了一次,你就可以成大名)。当然,我当时并不是很想要成名什么的,我只是一直
6、在琢磨,我怎样才能发明一个理论,以试图来解释中国的未来。在1981年夏天的某一个晚上,我正在想着这些问题。突然之间,当我把交易成本分成两个部分时,我就意识到这个理论诞生了。我当时的结论是,只要邓小平坚持把中国的大门一直敞开,那么中国就一定会走向资本主义。因为,我们所说的交易成本有两种,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别的制度的运作信息及所带来的成本,当打开国门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其他经济系统的运作信息,那么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就可以大量地降低。我今天不想花太多时间谈那本书,只是提一下,在那本书里,有一个非常长的
7、章节来探讨这个有关制度变迁的基础理论问题。1983年11月,香港的中文报纸邀请我写一些中文的文章,把经济学的道理介绍给中文读者。由于我以前从来没有用中文写作过任何东西,所以当时有人笑话我,他们认为我的中文文章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加之我对现代话即白话的中文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在我的文章里放了很多古汉语的东西,把它跟现代汉语揉和在一起。因此我逐渐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写作风格,很多人非常喜欢这种风格。有不少学生就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写,我说,那只是因为我不会现代白话文,所以我才这样写。我的中文文章不是从英文翻译过
8、来的,是自己直接写成中文的,当然这也得益于我太太的帮助。对一个从来没写过中文文章的人来讲,每个星期写两篇,而且每篇有2500字,这可不是件很容易的工作。我的第11篇文章是发表于1984年2月初,那篇文章在香港和大陆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当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出现以后,当天打到我办公室的电话整天未停,那篇文章的中心是想解释为什么大陆不允许大家听邓丽君的歌。1983年中国的各个大城市都在播放她的歌,但政府是不允许播放的,因为他们认为邓丽君的歌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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