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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9年第5期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由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郑玉歆(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100732)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由以往赞扬东亚的成功转变为批评其失败。我们注意到,这一转变使克鲁格曼“东亚无奇迹”的论点在中国变得颇为流行。近年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学者在各种场合重复着克鲁格曼对东亚增长方式的批评。还有的学者认为,东亚发生的危机是“对依靠高投入推动的高增长的质疑”,中国必须以此为诫等等。这似乎是在告诉人们,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东
2、亚国家,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其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增长的贡献率也应如发达国家那样高,其增长才可能是可持续的。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这说明在大力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仍受到忽视。下面,我们从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结合中国实际,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进行若干讨论。一、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计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克鲁格曼“东亚无奇迹”的主要依据是东亚国家TFP的相对增长较低。我们由此可看到TFP度量
3、的重要性。它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对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判断。另外,我们还看到,不同研究者对东亚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度量有着非常不同的结果,并直接导致对增长方式判断上的争论。可见,在讨论增长方式时,我们有必要对TFP的度量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克鲁格曼“东亚奇迹的神话”一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普遍的看法是东亚的TFP提高和技术进步被艾尔温·扬、劳伦斯·劳和克鲁格曼等人低估了。下面,我们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东亚国家的TFP被低估的种种可能。11TFP内涵的影响我们知道,对TF
4、P增长的估计是通过计算增长余值得到的。余值中包括的是不能直接观察的所有因素所带来的增长,故索洛把余值称为“我们无知的度量”。因此,当我们对增长来源做更细致的划分和识别并予以分离时,余值部分就会随之变小。按照新古典的生产理论,TFP应该是仅限于非体现的、外生的、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然而,在实践中,很少有学者真正采用这个概念。乔根森等人所采用的TFP概念是最接近此定义的。为此乔根森等人做了巨大努力。他们对投入和产出在详细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核算,按部门构建了详细的要素投入的数量和质量指数。即使如此,他
5、们对要素质量的识别仍然远远不够。实际上要想确定要素投入55的质量变动在多大程度上被识别是相当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因而,可以认为在实践中要得到符合新古典生产理论的、仅限于非体现技术进步的TFP是不可能的。流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概念,是实际产出与实际有形投入的数量变动之差额。这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既包含非体现的技术进步,也包含体现的技术进步(与资本质量提高相对应)以及人力资本增长(与劳动力质量提高相对应)和其它不可观测的因素的贡献。艾尔温·扬所采用的TFP概念比流行的TFP概念要窄。劳伦斯·
6、劳计算的技术进步虽然比艾尔温·扬更接近流行的TFP的概念,但也比流行的TFP的概念要窄。艾尔温·扬使用了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和收入份额法计算要素的产出弹性。这是以完全竞争的假定为前提,且以封闭经济的理论为基础的。劳伦斯·劳没有象艾尔温·扬和流行的那样采用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劳伦斯·劳等人的研究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的规模收益均显著地大于1,其中,香港为11288,新加坡为11340,南韩为11381,台湾为11370。如果把规模收益归入TFP增长,那么,由劳伦斯·劳等人计算结果得到
7、的东亚NIEs的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可以提高20多个百分点。和人力资本的贡献加起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都可达到40%以上。而对5个发达国家作同样调整后,他们的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在50%左右至70%以上。如果采用按照新古典生产理论定义的TFP,并把要素质量的改进定义为体现的技术进步,则技术进步是体现的与非体现的技术进步之和,那么,技术进步由要素质量改进和TFP(或增长余值)的提高构成。如果对要素投入的质量改进予以较多的识别,则会使TFP增长变小,但总的技术进步不会改变。显然,这样一个仅
8、包括非体现技术进步的TFP定义对于解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问题意义不大。因此,在这样的定义下计算东亚NIEs的TFP增长,充其量只能说明东亚NIEs的非体现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而不能得出东亚NIEs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不重要的结论。影响“余值”大小的因素实际上非常复杂。除了产出、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外,制度的变动、宏观政策的变化、分析期的差异等也都会影响到“余值”。这意味着,如果在那些经济体制相对较稳定的国家里“,余值”中包含的制度因素可以忽略的话,那么在中国这样正在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