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穆斯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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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义乌穆斯林现象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对于义乌的穆斯林来说，经济不仅是如此基本的事实，而且也是其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义乌穆斯林经济活动的研究不仅对本文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同时也是本文的重要内容。然而，就目前而言，义乌穆斯林的研究仍旧是对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这就意味着需要寻求一种新的视野，以及确立更为适用的研究方法。因而新思想的来源以及发展在得到理论阐释之前，必须首先将其置于田野的经验中。笔者的田野从义乌的中阿贸易切入，跨越传统经济学和贸易经济理论的藩篱，探寻潜藏在义乌穆斯林经济体内的深层动因。而决定这些动因的系统是伊斯兰商业伦理和穆斯林崇商文化传统等多重内在文化资源的整合与调试，其结果是义乌穆斯林经济体所表现出的独特的生存力与适应性。经济的发展与适应性的生产又激发出义乌穆斯林文化的适应性的产出。使义乌由一个历史上仅以个人为载体的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场域发展为现今大规模显性的文化传播：穆斯林群体的大量集聚、清真寺、穆斯林墓地、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国内外清真餐饮业等等的地域。诸如此类的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将使义乌穆斯林群体的文化适应不断加深，并同时伴随着不同经济利益群体的对抗与冲 突，而使源于族群意识的认同行为以多元形式呈现并不断地扩展。义乌穆斯林研究的主题是“微观的’’，但是笔者所关切的是微观的存在，而非微观的视野。因此，笔者的研究分为两个层面，微观的层面旨在对原始资源整理分析的基础上，以民族志的深描阐释义乌穆斯林经济活动的内容，及其文化与环境之间存在的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在涉及一次资料甚至二次资料的进一步分析探讨的过程中，笔者以从特殊性中探寻一般性为出发点，参与到更为宽厚的时空视域，并展开了初步的“中观”层面的研究，鉴于历史是对过去与现在双向性联结的一种比较分析的形式，笔者将对义乌穆斯林现象的中观研究置于更大范围的历史的纵深中予以阐释，并得出义乌穆斯林的兴衰与义乌国际贸易密不可分，及义乌穆斯林的文化适应利于新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形成两个结论。关键词：义乌穆斯林，中阿贸易，文化适应，认同 ABSTRACTFirstofall，theMuslimphenomenoninYiwuisaneconomicalone．LikewhatMarxandEngelsoncesaid：“inordertobeabletocreatethehistory,peoplehavetosurvive．HoweveLinordertosurvive，thebasicnecessities，likefood，clothingandshelter,mustbeachievedatfirst．Therefore，thepremierhistoricalactivitiesaretoproducethosenecessarymaterials，whichareProductionmaterialsthemselves．”ForthoseMuslimsinYiwu，theeconomyisnotonlysuchbasicfact，butalsoanimportanttaskofcultureproductionandreproduction．So，theresearchofMuslimeconomicalactivityinYiwuisnotmerelyabasisofthisassay,butalsotheimportantcontentofit．However，forthetimebeing，theYiwuMuslimresearchiSstillanextensionofnewresearchdomain，whichmeansitmustfindonenewview,andestablishoneresearchingmethod，whichismoreapplicable．Theoriginanddevelopmentofnewphilosophy,beforebeingplacedintotheoreticalexplanation，mustbeplacedintotheexperienceoffieldwork．Theauthor’SfieldworkisbegunwiththeSino-ArabiantradeinYiwu，crossingoverthefencebetweentraditionaleconomicsandtradingeconomictheory,exploringthemotivethathidesdeepineconomicalsystemofYiwuMuslim．ThesystemthatdecidesthosemotivesarethereorganizationandadjustmentofMuslimcommercialtheoryandMuslimIII traditionofcommerce—orientation，andothermultipleinternalcultureresources，whichleadtouniqueviabilityandadaptationexperiencedbytheeconomicalsystemofYiwuMuslim．TheeconomicdevelopmentandadaptationhaveprovokedthebirthofculturaladaptationofMusliminYiwu．ThisallowsYiwutochangefromhistoricallyindividualcarrierofMuslimcultureintopresentmassiveobviousculturecommunicator：adestinationforMuslimimmigration，andaplaceformosques，MuslimcemeteriesandagreatnumberofdiversifiednationalandinternationalMuslimrestaurants。TheculturalproductionandreproductionofthatkindenhancetheculturaladaptationofMuslimgroup，alongwiththecombatsandconflictsbetweendifferenteconomicinterests，andextendcontinuouslytheethnicidentitybyaform．ofdiversification．ThetopicoftheresearchofYiwuMuslimismicroscopic，butwhattheauthorispayingattentionto，isthemicroscopicexistence，notmicroscopicpointofview．Sotheauthor’Sresearchcou．1dbeclassifiedinto觚0，thatiS，basingonanalyzingtheoriginaldata，tryingtoexplain，一，一thecontentofMuslimeconomicactivityinYiwu，andthechangingcreativerelationshipbetweenthecultureandtheenvironment．Duringtheabove—mentionedprocess，theauthortriestofindoutthecommoninthespecificity,tocrossovertheboundaryoftimeandspace，andtocarryouttheneutralresearch．Consideringthehistoryisaformofcomparingandconnectingthepastwiththepresent，theauthorwillexplainbyputtingIV theneutralresearchofMusliminYiwuintoawideranddeeperhistoricalpointofview．KEYWORDS：MusliminYiwu，theSino-Arabiantrade，theCulturalAdaptation，EthnicIdentityV 目录第一章导论⋯⋯⋯⋯⋯⋯⋯⋯⋯⋯⋯⋯⋯⋯⋯⋯⋯⋯．1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1二、田野点的选取⋯⋯⋯⋯⋯⋯⋯⋯⋯⋯⋯⋯⋯⋯⋯⋯．3三、相关研究动态⋯⋯⋯⋯⋯⋯⋯⋯⋯⋯⋯⋯⋯⋯⋯⋯．3四、研究方法⋯⋯⋯⋯⋯⋯⋯⋯⋯⋯⋯⋯⋯⋯⋯⋯⋯．．7五、研究主题与叙述框架⋯⋯⋯⋯⋯⋯⋯⋯⋯⋯⋯⋯⋯⋯10第二章中阿贸易——义乌国际商贸的重要组成⋯⋯⋯⋯⋯⋯⋯⋯．14第一节义乌——“全球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15一、地理环境和传统生计方式⋯⋯⋯⋯⋯⋯⋯⋯⋯⋯⋯⋯16二、义乌市场发展历程⋯⋯⋯⋯⋯⋯⋯⋯⋯⋯⋯⋯⋯⋯17三、市场发展现状与未来⋯⋯⋯⋯⋯⋯⋯⋯⋯⋯⋯⋯⋯．21第二节历史上的中阿贸易⋯⋯⋯⋯⋯⋯⋯⋯⋯⋯⋯⋯⋯．．22一、中阿贸易的历史沿革⋯⋯⋯⋯⋯⋯⋯⋯⋯⋯⋯⋯⋯．22二、新时期的中阿贸易⋯⋯⋯⋯．⋯⋯⋯⋯⋯⋯⋯⋯⋯．．25第三节义乌语境下的中阿贸易⋯⋯⋯⋯⋯⋯⋯⋯⋯⋯⋯⋯．26一、义乌市场与中阿贸易发展的契合点⋯⋯⋯⋯⋯⋯⋯⋯⋯．26二、义乌语境下的国际贸易⋯⋯⋯⋯⋯⋯⋯⋯⋯⋯⋯⋯．．28三、贸易公司的组织模式⋯⋯⋯⋯⋯⋯⋯⋯⋯⋯⋯⋯⋯．．30四、贸易经济的补充⋯⋯⋯⋯⋯⋯⋯⋯⋯⋯⋯⋯⋯⋯．．35小结⋯⋯⋯⋯⋯⋯⋯⋯⋯⋯⋯⋯⋯⋯⋯⋯⋯⋯⋯．．40第三章义乌穆斯林群体的移入⋯⋯⋯⋯⋯⋯⋯⋯⋯⋯⋯⋯⋯41第一节群体概述⋯⋯⋯⋯⋯⋯⋯⋯⋯⋯⋯⋯⋯⋯⋯⋯．41一、商人群体⋯⋯⋯⋯⋯⋯⋯⋯⋯⋯⋯⋯⋯⋯⋯⋯．．42二、中间层群体⋯⋯⋯⋯⋯⋯⋯⋯⋯⋯⋯⋯⋯⋯⋯⋯44三、打工群体⋯⋯⋯⋯⋯⋯⋯⋯⋯⋯⋯⋯⋯⋯⋯⋯．．45四、特殊群体⋯⋯⋯⋯⋯⋯⋯⋯⋯⋯⋯⋯⋯⋯⋯⋯．．47第二节群体移入的途径——关系网络⋯⋯⋯⋯⋯⋯⋯⋯⋯⋯．51一、人类学关于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52 二、关系网络：群体就业的社会资本⋯⋯⋯⋯⋯⋯⋯⋯⋯⋯53三、“弱关系”刊0业的社会资本⋯⋯⋯⋯⋯⋯⋯⋯⋯⋯．57第三节群体居留方式的变迁——从聚居“点儿”到聚居“区”⋯⋯⋯62一、代表性的“点儿”⋯⋯⋯⋯⋯⋯⋯⋯⋯⋯⋯⋯⋯⋯62二、“点儿”的变化与分布图⋯⋯⋯⋯⋯⋯⋯⋯⋯⋯⋯⋯．64三、城市化与“点儿”的扩散⋯⋯⋯⋯⋯⋯⋯⋯⋯⋯⋯⋯66小结⋯⋯⋯⋯⋯⋯⋯⋯⋯⋯⋯⋯⋯⋯⋯⋯⋯⋯⋯．．68第四章义乌穆斯林经济体的适应⋯⋯⋯⋯⋯⋯⋯⋯⋯⋯⋯⋯．71第一节贸易经济体⋯⋯⋯⋯⋯⋯⋯⋯⋯⋯⋯⋯⋯⋯⋯．．71一、内在的文化特质⋯⋯⋯⋯⋯⋯⋯⋯⋯⋯⋯⋯⋯⋯．．71二、与家乡经济的互动⋯⋯⋯⋯⋯⋯⋯⋯⋯⋯⋯⋯⋯⋯75三、商人互助组织⋯⋯⋯⋯⋯⋯⋯⋯⋯⋯⋯⋯⋯⋯⋯．78第二节清真餐饮业⋯⋯⋯⋯⋯⋯⋯⋯⋯⋯⋯⋯⋯⋯⋯．．89一、规模型餐厅⋯⋯⋯⋯⋯⋯⋯⋯⋯⋯⋯⋯⋯⋯⋯⋯90二、兰州牛肉拉面馆⋯⋯⋯⋯⋯⋯⋯⋯⋯⋯⋯⋯⋯⋯．．96三、其它清真饮食业⋯⋯⋯⋯⋯⋯⋯⋯⋯⋯⋯⋯⋯⋯．100小结⋯⋯⋯⋯⋯⋯⋯⋯⋯⋯⋯⋯⋯⋯⋯⋯⋯⋯⋯．103第五章义乌穆斯林的文化适应与生存困惑⋯⋯⋯⋯⋯⋯⋯⋯⋯．104第一节宗教实践⋯⋯⋯⋯⋯⋯⋯⋯⋯⋯⋯⋯⋯⋯⋯⋯104一、清真寺的变迁与重建⋯⋯⋯⋯⋯⋯⋯⋯⋯⋯⋯⋯⋯104二、阿訇——政府引进的宗教人才⋯⋯⋯⋯⋯⋯⋯⋯⋯⋯．107三、清真寺管理委员会⋯⋯⋯⋯⋯⋯⋯⋯⋯⋯⋯⋯⋯．．108四、小礼拜点⋯⋯⋯⋯⋯⋯⋯⋯⋯⋯⋯⋯⋯⋯⋯⋯．109第二节信仰学习班⋯⋯⋯⋯⋯⋯⋯⋯⋯⋯⋯⋯⋯⋯⋯．11l一、技能培训与文化交流⋯⋯⋯⋯⋯⋯⋯⋯⋯⋯⋯⋯⋯112二、情感联谊⋯⋯⋯⋯⋯⋯⋯⋯⋯⋯⋯⋯⋯⋯⋯⋯．114第三节穆斯林墓地⋯⋯⋯⋯⋯⋯⋯⋯⋯⋯⋯⋯⋯⋯⋯．116一、墓地的困扰⋯⋯⋯⋯⋯⋯⋯⋯⋯⋯⋯⋯⋯⋯⋯．．116二、土葬的文化冲突⋯⋯⋯⋯⋯⋯⋯⋯⋯⋯⋯⋯⋯⋯．117第四节第二代教育⋯⋯⋯⋯⋯⋯⋯⋯⋯⋯．．⋯⋯⋯⋯．．118ⅥI 一、世俗教育的困境⋯⋯⋯⋯⋯⋯⋯⋯⋯⋯⋯⋯⋯⋯．118二、信仰的传承与坚守⋯⋯⋯⋯⋯⋯⋯⋯⋯⋯⋯⋯⋯．．123小结⋯⋯⋯⋯⋯⋯⋯⋯⋯⋯⋯⋯⋯⋯⋯⋯⋯⋯⋯．129第六章义乌穆斯林群体认同的建构与表达⋯⋯⋯⋯⋯⋯⋯⋯⋯．131第一节义乌政府对伊斯兰教的管理⋯⋯⋯⋯⋯⋯⋯⋯⋯⋯．．131一、双重主体管理模式⋯⋯⋯⋯⋯⋯⋯⋯⋯⋯⋯⋯⋯．．131二、组织参政议政⋯⋯⋯√⋯⋯⋯⋯⋯⋯⋯⋯⋯⋯⋯．132第二节义乌人眼中的穆斯林⋯⋯⋯⋯⋯⋯⋯⋯⋯⋯⋯⋯．．133一、义乌宗教文化生态的变迁⋯⋯⋯⋯⋯⋯⋯⋯⋯⋯⋯．．133二、经济转型期义乌人眼中的穆斯林⋯⋯⋯⋯⋯⋯⋯⋯⋯．．135第三节义乌穆斯林群体的认同⋯⋯⋯⋯⋯⋯⋯⋯⋯⋯⋯⋯138一、宗教认同⋯⋯⋯⋯⋯⋯⋯⋯⋯⋯⋯⋯⋯⋯⋯⋯．138二、跨国文化圈的认同⋯⋯⋯⋯⋯⋯⋯⋯⋯⋯⋯⋯⋯．．145小结⋯⋯⋯⋯⋯⋯⋯⋯⋯⋯⋯⋯⋯⋯⋯⋯⋯⋯⋯．176第七章余论：义乌穆斯林发展之前瞻⋯⋯⋯⋯⋯⋯⋯⋯⋯⋯．177一、义乌穆斯林的兴衰与义乌国际贸易密不可分⋯⋯⋯⋯⋯⋯⋯177二、义乌穆斯林的文化适应利于新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形成⋯⋯⋯⋯．178参考文献⋯⋯⋯⋯⋯⋯⋯⋯⋯⋯⋯⋯⋯⋯⋯⋯⋯⋯⋯182ⅥII 图表索引图1：2010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义乌主办的宁夏阿语人才联谊会⋯⋯⋯⋯47图2：义乌市行政区划图⋯⋯⋯⋯⋯⋯⋯⋯⋯⋯⋯⋯⋯⋯⋯⋯⋯⋯⋯．62图3：义乌市主要的穆斯林聚居“点儿”(红色标记)和办公“点儿”分布图(黄色标记)．66图4：阿拉伯商人俱乐部活动传单⋯⋯⋯⋯⋯⋯⋯⋯⋯⋯⋯⋯⋯⋯⋯⋯．．86图5：2007年6月22日义乌“增友谊、促和谐、迎奥运”足球比赛⋯⋯⋯⋯⋯⋯⋯88图6：2009年6月举办主题为“让阿拉伯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了解”的义乌阿拉伯文化节．．88图7：异国风情街穆斯林餐厅与街景⋯⋯．⋯⋯．⋯⋯⋯⋯⋯⋯⋯⋯⋯⋯⋯．92图8：具有典型外部装饰风格和标识的穆斯林餐厅⋯．⋯⋯⋯⋯⋯⋯⋯⋯⋯⋯．．93图9：风格独特的穆斯林餐厅内部装饰图⋯⋯⋯⋯⋯⋯⋯⋯⋯⋯⋯⋯⋯⋯．．94图10：第一次修缮完毕的义乌清真寺外景⋯⋯⋯⋯⋯⋯⋯⋯⋯⋯⋯⋯⋯⋯105图11：2010年重修中的义乌清真寺效果图⋯⋯⋯⋯⋯⋯⋯⋯⋯⋯⋯⋯⋯⋯106图12：义乌库尔干餐厅礼拜点内景⋯⋯⋯⋯⋯⋯⋯⋯⋯⋯⋯⋯⋯⋯⋯⋯110图13：义乌清真寺某主麻日聚礼⋯⋯⋯⋯⋯⋯⋯⋯⋯⋯⋯⋯．⋯⋯⋯⋯．139图14：阿訇在主麻日聚礼上演讲．⋯⋯⋯⋯⋯⋯⋯⋯⋯⋯⋯⋯⋯⋯⋯⋯．143图15：义乌某清真牛肉面馆里的禁酒标语⋯⋯⋯⋯⋯⋯⋯⋯⋯⋯⋯⋯⋯⋯150图16：跨国通婚双方领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放的结婚证⋯⋯⋯⋯⋯⋯⋯⋯⋯．154图17：跨国通婚的新人念过尼卡哈之后义乌清真寺出示的相关证明⋯⋯．⋯⋯⋯⋯．155表1：2010年l’12月义乌市进出口集装箱国别表⋯⋯⋯⋯⋯⋯⋯⋯⋯⋯⋯⋯．14表2：阿拉伯国家贸易公司常驻义乌代表机构数统计⋯⋯⋯⋯⋯⋯⋯⋯⋯⋯⋯．15表3：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概览表⋯⋯⋯⋯⋯⋯⋯⋯⋯⋯⋯⋯⋯⋯⋯⋯．．19表4：宁夏阿拉伯语学校2019年基本情况一览表⋯⋯⋯⋯⋯⋯⋯⋯⋯⋯⋯⋯．45表5：宾王商贸区内清真规模型餐厅基本情况⋯⋯⋯⋯⋯⋯⋯⋯⋯⋯⋯⋯⋯．9l表6：由新疆伊犁老马家拉面馆构建的社会关系状况．⋯⋯⋯．⋯⋯⋯⋯⋯⋯⋯．．99表7：义乌清真牛羊肉食铺情况表⋯⋯⋯⋯⋯⋯⋯⋯⋯⋯⋯⋯⋯⋯⋯⋯．101表8：义乌市伊斯兰临时小礼拜点基本情况一览表⋯⋯⋯⋯⋯⋯⋯．⋯⋯⋯⋯．110表9：民族幼儿园2010年下学期学生情况统计表⋯．⋯⋯⋯⋯⋯⋯．⋯⋯⋯⋯．126表10：民族幼儿园2010年下学期教师基本情况表⋯⋯⋯⋯．⋯⋯⋯⋯⋯⋯⋯．127表11：民族幼儿园托班教学(某)周计划表⋯⋯⋯⋯⋯⋯⋯⋯⋯⋯⋯⋯⋯．127表12：义乌元代回回官员统计表⋯⋯⋯⋯⋯⋯⋯⋯⋯⋯⋯⋯⋯⋯⋯⋯．．134表13：跨国通婚家庭基本情况表⋯⋯⋯⋯⋯⋯．⋯⋯⋯⋯⋯⋯⋯⋯⋯⋯．155表14：跨国通婚家庭当事人婚前个人情况表⋯⋯⋯⋯⋯⋯⋯⋯⋯⋯⋯⋯⋯．157表15：跨国通婚家庭宗教信仰情况表⋯⋯⋯⋯⋯⋯⋯⋯⋯⋯⋯⋯⋯⋯⋯．167Ⅸ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第一章导论笔者对义乌穆斯林产生研究兴趣始于一次随意谈话，谈话的对象是笔者的爱人。他是浙江衢州人，可能是出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及对乡土的热爱，他对浙江的历史文化、日常政经新闻都十分关注。一天当谈起笔者的论文选题时，他提起了义乌穆斯林。虽然笔者对义乌有阿拉伯客商早有耳闻，但是交谈结果还是大大出乎笔者的意料——在义乌这样一个小小的县级市，竟然有人口数量如此庞大、文化背景多元纷呈的中外穆斯林定居、暂住或流动。据义乌政府网的资料显示：截至目前，义乌穆斯林常住与流动人口约2万人。其中，国外穆斯林约占70％，国内穆斯林约占30％。每周五参加聚礼活动的穆斯林在7000人左右。且国外穆斯林的来源涵盖了所有穆斯林主要国际分布区：中东、中亚、东南亚、南亚和北非，国内穆斯林的来源也包罗了数个少数民族——回族、维吾尔族、撒拉族、东乡族、哈萨克族等。这是笔者第一次“经验远离"地“接触”这一“庞大”的穆斯林群体，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文化震惊。这不禁令笔者对义乌穆斯林的生计方式、生存状况、宗教情感、文化认同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进行博士论文选题时，笔者从研究兴趣出发，选择了义乌穆斯林作为研究对象。然而考虑到目前伊斯兰世界复杂的国际背景和文化冲突，对义乌穆斯林这样一个多种关系相交叉，多元文化相交融，且长期处于变动不居过程中的穆斯林群体能否顺利地展开调查，笔者心里不禁七上八下。直到导师丁宏教授对笔者的选题设想给予了肯定之后，才将义乌穆斯林研究定为最终的选题方向。坦白地讲，尽管笔者本身是穆斯林，且生长于西部穆斯林较为集中的地区，从小耳濡目染，对穆斯林的基本生活模式和心理习惯并不陌生。然而义乌穆斯林所呈现出的纷繁复杂的特质及独有的异国情调还是深深吸引了笔者，触动了笔者的兴奋点。在查阅资料过程中，笔者发现载自《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的郭成美的《当代“蕃坊”的崛起——义乌穆斯林社区发展历程的初步调查》是截止至1J2009年5月国内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初步研究义乌穆斯林的学术文章。2009年7月义乌清真大寺阿訇马春贞又在杨怀中主编的《中国回商文化》第一辑上发表了《回商在义乌》一文。2009年9月笔者在“第十八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拜 读了马强和白兰的《市场、移民与宗教的根植：义乌市伊斯兰教民族志研究》。截至目前，国内外从民族学认类学的学术角度对义乌穆斯林现象研究并公开发表的论文还十分有限。由此可见，对义乌如此庞大的穆斯林群体、如此异彩纷呈的穆斯林现象的学术研究才刚刚起步，目前的学术成果与之相比较，还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还需要不同的学术视角的观照。此外，义乌穆斯林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进驻、发展和整合之后，逐渐形成了以经济因素为源动力，以宗教功课及生活便利为出发点，在极短时间内，以如此庞大的规模聚集，并呈现出一定自觉性及成熟度的现代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很大程度上，其似乎达到了社会学家滕尼斯所言的“社会共同体”，即：自然生成的社区秩序和天生的和谐状态，它是建立在自然情感的一致性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之上的，是一种具有亲密关系、守望相助、极富人文关怀与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的时空坐落。由此可见，义乌穆斯林为促进良好的社会整合和缔造和谐的多民族城市社区提供了鲜活的参照系。这对于建设城市和谐社区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义乌穆斯林的行为模式表现为复杂性、多变性及群体性，使得他们的社会参与也相应具有非历史性和现实变动性。这当然与如此大面积、深层次的民族交流、互动、涵化和融合等等而产生的文化的适与不适不无关系。因此，对这一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冲突、对话、理解、借鉴与和谐的过程，及对其形成的具有独特特质的文化现象进行关注与研究将具有一定的学术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最后，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意义在于，义乌穆斯林现象处于中国现代伊斯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它对中国伊斯兰史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回望历史，我们似乎可以依稀看见历史对它的某种映射；展望历史，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它将置身于中国宗教史及整个地域的历史之中。当历史的尘埃被层层抹去，古代蕃坊的旧日面貌及回回族形成的时空错落便不觉一一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当我们穿越历史文献及历史遗迹组合的时光隧道，我们就可以实现对那个古老而似曾相识的历史年代的访问，并完成伟大的历史对话，使我们得以从容地展望义乌穆斯林的未来。鉴于上述缘由，对义乌穆斯林现象进行民族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等的比较研究，从其聚居区显现的空间维度及群体文化折射出的时间维度立体地去认知，并通过观察、体验把握和揭示这一独具多元文化特质的穆斯林群体的形成、变迁及文化脉动，将具有创造性和学科价值。2 二、田野点的选取本文田野点是义乌。义乌地处浙江省中部，是隶属金华的县级市。面积1105平方公里，人口200多万，其中户籍人口71．6万，外来建设者130多万。义乌历史悠久，建县于公元前222年，1988年撤县建市，目前下辖6镇7街道。历史上义乌曾是一个经济落后、地瘠人贫的农业小县，经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2008年义乌已经位居全国百强县第8位1。历史上，义乌伊斯兰教的传入是以个人为载体，并没有形成规模型的穆斯林聚居区和相应的宗教文化遗存。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义乌才陆续有成规模的外来穆斯林进驻，他们的目的主要是来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进行商业贸易活动。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为现今的国际商贸城，义乌的穆斯林也相继大量涌入。截至目前，在义乌长期居留的中外穆斯林已经超过2万人，其中70％是外国穆斯林，30％是中国穆斯林，此外，义乌每年流动穆斯林最大人口数达到20万左右。从义乌清真寺宣传册统计的主麻日参加聚礼的人数来看，2000年前后，义乌的外来穆斯林以外国穆斯林为主，总计260人，此后历年平稳增长，直至2003年10月，广交会和义博会期间，周五来清真寺参加聚礼的穆斯林增至1500人。到了2005年至2006年期间，来义乌的中外穆斯林人数迅速飙升，至2007年4月，周五的聚礼人数已经超过7000人。义乌已经开始被人们称作中国华东地区的“阿拉伯村”。目前，义乌的穆斯林现象已经备受世人瞩目，不仅如此，中外学者也纷纷前往调研。作为民族学穆斯林文化专业方向的笔者也因此对义乌的穆斯林群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2010年先后两次、历时5个多月到义乌进行相关田野调查。三、相关研究动态“义乌穆斯林研究”主要关涉两部分内容：城市和民族聚居区(也可以称为社区)的研究。相较于其他民族，穆斯林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又具有特定的民族、宗教特质。鉴于此，在本部分，笔者主要对国内外民族学人类学关于中国穆斯林12008年7月6日，第八届全国县级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报告在广州增城市揭晓，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前10名分别是：江苏江阴市、江苏昆山市、江苏张家港市、江苏常熟市、江苏吴江市、浙江慈溪市、浙江绍兴县、江苏太仓市、福建晋江市、江苏宜兴市、浙江义乌市、浙江余姚市、山东荣成市。其中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并列第一。参见《强县一定富民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揭晓》，《中国青年报》，2008年7月7日第7版。3 聚居区，尤其是城市穆斯林社区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一)国内研究宋志斌等主编的《一个回族村的当代变迁》、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丛书：同心县回族卷》、姚继德等主编的《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回族——通海纳古镇》。这三本专著是20世纪90年代末回族学研究以民族志和实地调查为基础的社区研究取向的最初成果。是运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j分别以县、乡、镇为“社区”的三本回族民族志，它们的学术意义在于“标志着当代中国回族民族志的建构已迈向一个有别于五、六十年代，且以结合当代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范式为导向的新兴成果的展现阶段。”(张中复《回族研究的“点”与“面”》)2从这三本专著之后，回族民族志的研究与写作开始了与国际的接轨。良警宇的《牛街：一个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是对都市穆斯林社区所作的个案研究。该书2006年出版，是其1999年所完成的博士论文的正式出版物。作者以一个女性研究者的细腻的观察，从社区的物理变迁引伸出社区功能及性质的变迁，并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挖掘出使牛街社区发生变迁的幕后的推手是国家的力量和政府的干预。其目标社区选取的典型性，及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变迁的理论关照给笔者以较大的启发。马强的《流动的精神社区——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研究》，是以广州外来穆斯林的文化适应为研究对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意义。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将文本和田野资料有力地结合起来，将不同历史时期广州穆斯林文化的变迁置于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中，让我们能够从民族传统的脉动中看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子。其中，最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对广州多元族群及族群互动、汉族穆斯林、社区中的外来者与世居者、精神社区、网络社区等章节论述上的创新，值得笔者思考和借鉴。杨文炯的《互动：调适与重构——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变迁研究》，是一部较为系统的专题研究著作，该著作田野扎实、资料丰富、翔实且富有说服力，作者在此基础上利用人类学相关的理论进行探讨分析，从宏观的角度对城市回族聚居区的现状和今后发展的趋势作出了理论的归纳和预测，这对笔者开拓思2张中复，《回族研究的“点”与“面”》，《回族研究》，2003年第2期。4 路和构思研究框架有很大的助益。水镜君的《中原回族社区水南关的发展与文化变迁》，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河南沁阳市水南关回族社区的发展与民族关系，关注了社区文化的整合及特点，其中作者对回族社区内部文化与外部文化之间互动的论述对笔者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此外，马惠兰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回族社区——以银川郊区红花乡北塔村为例》是对一个地处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穆斯林社区做的个案调查。罗惠翱的《伊斯兰教社会功能研究——以几个穆斯林社区的对比调查为例》是从人类学角度对伊斯兰教的社会功能所作的一次实证性研究。臧小伟的《中国都市中邻里行为的族际差异》，是作者运用西方学者研究邻里关系的经验，通过比较兰州市回汉之问邻里行为的差异，得出少数民族地位同邻里行为有一定关系的结论。综上所述，城市民族社区研究是中国民族学继“库拉社区”(KulaCommunity)和“江村经济”研究之后的第三部曲，中国城市的多民族事实为城市民族学的本土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资源和空间。国内民族学对城市少数民族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一是与中国民族学的“进城"在学术上和国际接轨相关，二是更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城市多民族化事实之彰显及“城市民族问题”重要性日益凸显相关涉。从传统意义上说，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尤其是穆斯林民族的聚居区，市场经济发展与西部大开发必然加速西部民族地区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因而西部少数民族社区研究应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在我国城市民族地图中，大分散且世居的穆斯林社区研究对认识我国城市少数民族及其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变迁具有典型的窗口效应及学术研究价值。在此背景下，原本就为数不多的城市民族社区研究，其中多数都聚焦于中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社区，而鲜有关注东部发达地区且有国际背景的少数民族社区聚落。由此可见，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对城市穆斯林社区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较缺乏。(二)国外研究国外关于我国穆斯林社区的研究情况，其代表性论著对于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运用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目前国内关于穆斯林社区的研究。值得借鉴的作品也为数不少。DruC"Gladney(杜磊)著的((MuslimChinese：EthnicNationalisminthePeople’S5 Republic))(《中国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族群民族主义》)，该书与1991年被列入哈佛大学东亚论丛第149种出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996年再版，1998年又以((Ethnicidentityinchina：ThemakingofaMuslimminorityNationality))(《中国的民族认同：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制造》)出版了简本。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1991年以来，他出版了4部著作和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这些著作均涉及中国的回族和中国的穆斯林。而《中国的民族认同：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制造》在中国学术界是一部颇具争议的作品。它最致命的问题大概就是试图以四个穆斯林社区的“点”(纳家户、牛街、长营、泉州)来概括中国穆斯林的“面”。但在笔者看来作者试图用西方人的学术背景来解读中国文化才是作品显得捉襟见肘的根本原因，即对中国大传统以及中国穆斯林内生文化特质的理解是构筑跨区域社区研究所必须储备的知识的量，尤其是在研究“他文化”时，没有这个量的积累自然就不会有质的飞跃。所以在类似的研究中，应该时不时地从微观的研究层面跳出来作宏观的总结和思考。美国人类学家玛丽丝(MarisBoydGillette)的著作《在北京和麦加之间。：城市中的中国穆斯林的现代化和消费》(BetweenMeccaandBeijing：ModemizationandConsumptionAmongurbanChineseMuslims)是研究西安市莲湖区回族穆斯林社区的人类学著作。该书于2000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杜磊不同，玛丽丝是以“现代化和消费”为视角，运用经济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消费主义文化理论对城市单个回族穆斯林社区进行研究。作者通过对目标社区穆斯林群体各种消费符号的解读，揭示了在经济全球化和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强势社会语境下，回族传统与现代化追求在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北京"和“麦加"之间的摆渡和双重变奏。作者对于目标社区之经济视角的关注，与笔者的调查地义乌穆斯林社区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多相通之处，但作者仅限于对消费的关注，视域稍显狭窄。《穆斯林在中国：文化冲突研究》(MuslimsinChina：AStudyinCulturalconfrontation)是以色列学者拉菲尔·以色列利(RaphaelIsraeli)的代表作。以色列利是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穆斯林研究并发表较多论著的学者，其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该书是其代表作，作者切入中国穆斯林社会与文化的理论点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主位文化与客位文化”的民族关系互动理论。这一理论也构成了他解析作为少数民族的中国穆斯林与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以及作为客位文化的伊斯兰与作为主体文化的汉文化遭遇互动的理论范式。虽然该范式仍存在一些固有缺陷，但总的来看，他的研究在方法、理论和切入中国穆斯林社会、 历史、文化的视角方面都具有开拓和借鉴意义。水镜君和玛丽丝雅绍克(MariaJaschok)合著的《中国清真女寺史》关注的是女性研究，该书从空间上、时间上可以深化我们对西北地区清真女学现象在跨区域的比较视域下的理解和认识。总之，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的社区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忽视历史到发现历史的研究范式转变的过程。在人类学的发展初期，曾主要以“无文字”、“无历史”的初民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产生了几乎在当时成为田野调查的惟一研究法则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范式。从20世纪开始，人类学才进入“本土研究"阶段，也才出现了大量对“有文字”、“有历史”的文明社会的研究。国外民族学、人类学进入都市进行研究是随着都市人类学的兴起开始的。其中值得引鉴的新兴理论很多，例如：被誉为城市批判和城市分析“空间转向”先驱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城市进程与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组织的联系进行研究，提出了“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的理论。类似的理论对城市少数民族社区研究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四、研究方法笔者在确定了以义乌穆斯林群体为研究对象之后j问题接踵而来，其中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找到调查对象?笔者想到的第一个联系人就是最早对义乌穆斯林群体进行关注和研究的郭成美老师，通过和他进行电话联系，并在他的帮助下同义乌清真大寺的马春贞阿訇取得了联系。随后，调查工作才慢慢展开。(一)调查方法当笔者刚刚深入到田野点的时候，发现由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接近调查对象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然而，如何选择调查对象?如何深入到调查对象的内心，去了解他们的真实感想?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笔者采用的方法是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参加各种聚会、活动，以增加跟穆斯林群体的接触面以及加大对调查对象量的积累。与此同时，笔者也逐渐确定了以“个人生命史”调查法为主的田野调查方法。在笔者看来，是义乌每一个穆斯林的生命史才渐渐累积并组成了义乌穆斯林7 这20多年的发展历程。对这段还没有较为详实的文献记录的新的穆斯林现象，仅仅从一、两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访谈中很难归纳出客观真实的历史内容。每一种人群都可能代表了一个历史的层面，每一次访谈都可能提供一个新的观察维度，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共同组成了义乌穆斯林的民族志。因此，可行的调查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大量的个人访谈，通过各种途径的参与和观察，收集一切可能的文本的资料，最大限度和较为全面、客观地了解穆斯林群体中无数个个体在义乌工作和生活的现实状态。“个人生命史”调查法，也称为“生活研究法”。源自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及其代表作品1918--1920年托马斯(w．I．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Znaniecki)的五卷本著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在这本震动学界的大书里，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托马斯等人，开创了“自下而上”书写历史的新方法——“生活研究法”。以此他们记录了外来移民自己讲述的生活故事，注重收集这些人的往来信件等普通“活资料”。笔者的做法是尽量对调查对象来义乌前后的生命历程做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为此往往需要对一个访谈对象进行多次、逐层深入话题的深度访谈。在此基础上，笔者逐渐展开了第二种调查法——座谈会法。在笔者的前期调查过程中，往往会发现对相同的问题，不同的调查对象有完全相悖的看法和解释，因此，如果能集中起来和一部人群一起讨论某些问题，就会更容易弄清楚存在如此大差异的内在原因。比如：关于盖头的问题，在初期访谈中，有的人认为：阿拉伯女人的穿戴是最符合伊斯兰正统的，而且很能体现穆斯林女性的美；有的人则认为：中国女人应该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应该完全效仿阿拉伯女人的服饰穿戴。一次，笔者借一个小型聚会的机会，提出了关于盖头的问题，在座的十几位穆斯林不分男女都积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使笔者认识到，对盖头的认同是在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阶段才形成了今天这样多样性的看法。与此同时，笔者还经常利用一些聚会，如：老乡会、同学会、小型家庭聚会、婚礼等来提出某些在场成员都较有兴趣的问题，并且收到了较好的调查效果。除上述两种方法之外，笔者还注意使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一些更为基础的调查法，如：主位的实地调查，即：走进文化主体，贴近文化本身，以“经验接近”的方式阅读文化主体，进行深度体验。笔者不仅常常驻留于异国风情街的穆斯林餐厅，坐在角落里，观察过往的就餐人群，也会时时到调查过程中新发现的牛肉面馆就餐，顺便和老板聊聊天。为了了解外贸公司和货代公司的工作环境和工作8 流程，笔者还深入一些公司的办公场所、室外办公场地、仓库，和员工们常常一呆就是几天，亲身体验所观察对象的最为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的常态和感受。(二)分析方法在调查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面对大量而庞杂的调查资料，笔者一度又陷入了迷茫。如何组织和分析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对资料的甄别和运用，而只有充分恰当的使用手头的资料，才能使本文更具说服力。笔者在借鉴前人成果的过程中，注意到有两种方法非常适用：类型分析法和网络分析法。前者主要是采用某种标准和尺度，对所要研究的对象进行分门别类，使研究对象的特点鲜明，然后进入深入的探讨。这种方法在包括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中都经常被应用。然而，这种方法在以往的应用中大都被用于较大的研究范畴，比如以某种标准来划分几个大的地理区域中不同的文化类型或经济类型。而在笔者的分析中，类型分析法却主要被运用到了群体概述中对人群进行分类的微观层面。由于该方法的运用使笔者解决了传统方法按国别，或群体来源地进行分类所面临的无序的困境，并使本文对群体的构成分析较为合理和准确。此外，在对群体移入途径的分析过程中，笔者还运用了网络分析法。简单的追溯起来，费孝通先生早在他的《乡土中国》一文中提出：中国人传统的社会网络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一样，这就是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这一理论基本上是国内最早关于网络关系的提法。而在国外，最早使用网络分析法是在“二战”后的英国，是人类学家在研究移民问题时开始使用网络分析工具的。之后，网络分析理论不仅被广泛应用，而且还被灵活的运用到诸多方面，如：就业研究、社会资本研究等等。在本文中，笔者主要在对义乌穆斯林移入者移入时所运用的社会资本、义乌穆斯林经济体内不同类型企业的创业资本的研究中运用了这一方法。在了解到大部分义乌穆斯林移入义乌创业和就业的过程中很少有人运用劳务市场等主流渠道时，这一方法不仅给了笔者以解决方案，而且还使笔者惊喜地发现关系网络在义乌穆斯林群体中所扩展出来的更有深远的意义和作用——以信仰为纽带的关系网络还被用以加强群体内的团结、互助和关怀，如：义乌牛肉面馆企业主之新9 疆伊犁穆斯林群体的关系网络。笔者对以上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笔者解决了田野调查和资料整理中的诸多难题。五、研究主题与叙述框架笔者认为，研究主题旨在确定具有洞察力和说服力的解释项，从而有效地发现新问题，并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解决问题，最终得出民族学的观察效果和理论收获。在本研究中，笔者的研究主题简单而明确：以义乌穆斯林群体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民族志的书写。作为一个穆斯林文化的研究者，笔者很遗憾地看到，义乌穆斯林在20多年所创造的令人瞩目的经济现象、文化现象、宗教现象等等方面都还没有被较为详实、细致和全面的记录过。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义乌的穆斯林群体，他们令人震惊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背后，到底有怎样的现实生活图景?他们的文化如此神秘、多元，他们的宗教活动如此的盛况空前，他们在义乌特有的传统语境下显得如此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昵?他们的过去和未来都是怎样的昵?这些问题也同样深深吸引了笔者，因此，这些问题也已经被纳入笔者的研究主题中。对一段人群的历史而言，不能简单地定义它为单纯的经济现象，或是文化现象。在义乌穆斯林的群体中，种种现象几乎都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彼此互为因果。但总的来说，义乌伊斯兰的传入，在最大限度上，意味着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丰富。从历史的维度，它将参与到中国伊斯兰史和义乌地方史中，并成为其一部分；从文化的维度来看，义乌的伊斯兰是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新兴的，并具有独特特质的一种伊斯兰文化现象。因此，笔者在言说义乌穆斯林20多年发展历程的过程中，将着重于从文化的角度挖掘其内在的本质和凸显的特质。文化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现今随着科际理论思潮的发展，文化已不再是人类学所专有的一个名词，文化理论也不再是民族学领域专属的理论。然而笔者认为，作为人类学核心概念的文化在本研究中仍旧铺陈出本学科的底色，即其主位的、地方性及创造性的基本方法都是我们在民族学视域下理解文化的关键词。因此，在本研究中文化仍旧是帮助我们理解义乌穆斯林这一多元且异质性凸显的群体现象的最为宽泛也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本研究的实践中，笔者将侧重在更大范围的意识形态涵摄下地方性的理解和产出。10 对于笔者以及这个城市的其他人来说，义乌渐趋完善的穆斯林聚居区不仅具有色彩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还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气息。从商业区大街走进穆斯林群体中来，也许不需要太多时间，但聚居区之外的居民走到这里来，却是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因此，笔者将为读者一一展现形成这一充满异域文化气息的群体的文化内核的方方面面，通过对历史的认知及人为活动的具象观察与描述，且围绕着义乌穆斯林文化内涵来展示其其他活动。论文的基本框架也由此展开。在第一章“导论”中，在阐明本研究的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主题、叙述框架和研究方法过程中，笔者从民族学的角度系统梳理了相关的研究文献，厘清民族学对这一命题的理论关注和发展状况。这样的写作策略既是铺陈背景的需要，也为我们理解民族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整体视角。在第二章“中阿贸易——义乌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中，笔者通过最新取得的数据分析得出中阿贸易是义乌国际贸易重要组成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对观点中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中阿贸易和义乌国际贸易作一历史性的概述，及对义乌中阿贸易发展的契合点、发展现状、贸易形式及相关补充经济做了较为深入全面的解析，有力地论证了本章主要观点。同时，也使义乌穆斯林最主要的参与性行为——贸易经济活动得以深入和展开。在第三章“义乌穆斯林群体的移入"中，笔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义乌穆斯林群体的主要构成与居留方式的变迁，借此以最大限度的对群体的基本情况作一概述。其中，厘清看似纷繁复杂和无序的群体构成，笔者借助类型分析法不仅解决了这一难题，而且还从一个尽可能合理的角度对群体构成做了较为充分的说明与分析。对群体发展变化的过程，笔者借助对穆斯林从聚居“点儿”到聚居“区"的扩展和蔓延，将群体数量和构成的变化置于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过程中，为由居留方式的变迁而延展出的义乌穆斯林经济体的适应及文化的适应打好了伏笔，完成了铺垫。在第四章“义乌穆斯林经济体的适应"中，笔者将义乌穆斯林经济体分为贸易经济和服务型经济两大类，前者以贸易企业为主体，辅以工贸工厂、货代公司和商铺，后者以清真餐饮业为主体，还包括买电话卡、兑换外币等。并从其发展规模、经营状况和从业人数等几个主要方面所表现出的较好发展趋势对“适应性经济体”做了概念性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对贸易经济体和清真餐饮业作为穆斯林经济体中两个最重要的经济形式所内生和次生出来的文化要素加以逐层分析， 并得出义乌穆斯林经济体的适应不是借助外力的结果，而是在最大限度地整合了自身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基础上才得以生存和维系的结论。在第五章“义乌穆斯林的文化适应和生存困惑”中，笔者直面文化问题。从义乌穆斯林所面临的困境及其缘由开始说起。其生存困境的主要根源是义乌的伊斯兰教是从20世纪80年代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由于义乌当地的传统文化底蕴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因此，穆斯林在义乌不得不首先面对诸多的现实问题，如清真寺、穆斯林墓地等等，而这一点正是义乌穆斯林与其他东南沿海(如广州)的穆斯林现象最重要的差别。除此之外，他们作为移民群体在遇到与非穆斯林移民群体相同的困惑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命诉求也使他们产生不同的困惑感。然而，由于生存的需要，尤其是当义乌穆斯林经济体的适应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外在推力的情况下，义乌穆斯林群体产生出积极地文化适应，表现为他们对多重困扰的积极应对和克服，如：教育的困扰通过借读、返乡读书和靠“送饭”解决“清真饮食"问题等办法来逐渐地面对，其结果是义乌当地学校开始对送饭的行为表示认同。由此，义乌穆斯林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在第六章“义乌穆斯林群体认同的建构与表达”中，由于群体的认同和分类是同时并存的两个过程，其实践是通过与多元群体的互动来达成。因此，义乌的穆斯林在不同的群体眼中有不同的形象，也因此，笔者从三个方面对主题进行了论证，即：在当地政府看来，他们的到来给义乌政府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伊斯兰教的管理；在义乌人眼中，他们是最精明的外国商人；对于穆斯林们来说，无论是中国穆斯林还是外国穆斯林，他们在历史上可能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而现今他们是每周五一起在清真寺礼拜的穆斯林兄弟姐妹。此外，对以上三方面，还必须将其置于义乌特定的市场环境、文化生态及相关的经济活动中进行讨论，义乌穆斯林群体文化认同的建构与表达才能得以较为客观的分析和论证。第七章“余论：义乌穆斯林发展之前瞻"，是笔者在完成了民族志的书写之后对全盘的一个核心思考。思考的过程也是笔者不断探寻的过程。期间，一位阿訇说过的话一直萦绕在笔者的耳间——“贸易兴，教门兴’’。这样一语中的义乌穆斯林命运的话语，使笔者追溯到历史上穆斯林在中国起起伏伏的生命过程。通过历史，尤其是广州这样一个从历史到现今都对中阿贸易起着重要作用的贸易港的命运沉浮，我们可以前瞻性地认为：义乌穆斯林未来的命运将与义乌国际贸易的兴衰息息相关。另一个前瞻性的思考，是对于义乌穆斯林在短短不到三十年时12 问里所展现出的移民的多重倾向性，具体如：居留人数的剧增、居留方式的变迁、跨国族际通婚现象的高比例等等，诸多现象都表明，其与中国回回民族的形成异曲同工，通过对回回民族历史过程及回族学者白寿彝对回回民族形成的精辟论证，笔者得出了义乌穆斯林的文化适应利于新的穆斯林移民群体产生的论点。 第二章中阿贸易——义乌国际商贸的重要组成中阿贸易3是义乌国际商贸的重要组成部分i对此，可以通过义乌海关提供的2010年1月至12月义乌市进出口集装箱数量国别表得以直观的反映。表1：2010年1’12月义乌市进出口集装箱国别表(排名前十位的国家)排名贸易国别进口标箱出口标箱进出口标箱占比(％)同比(％)1伊朗0296637．1949．532伊拉克0186564．5241．983印度217207172094．1731．014阿联酋2516329163553．978．355马来西亚415441154453．7435．946沙特阿拉伯10414494145983．54297埃及613247132533．21．0．938巴基斯坦712956129633。1436．219阿尔及利亚0122882．9836．2810美国14511241113872．766．83其余排名10名以下60．78国家总计100资料来源：义乌海关提供的口岸数据上表是义乌海关提供的进出口集装箱的数据，表中列出了2010年全年义乌海关进出口集装箱数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它们进出口集装箱数量占到了义乌市2010年全年进出口集装箱总数的39．22％。其中，除了排名第10位的美国，前9位国家主要分布在西亚、北非和南亚，7个是阿拉伯国家进出口集装箱占比为29．15％。巴基斯坦和印度虽属南亚国家，但穆斯林人口占其入口总数分别为97％和13．4％4，前者属于穆斯林国家，后者穆斯林人口总数也很大。因此，表中居于前9位的国家基本上是穆斯林国家和穆斯林占比较大的国家，其进出口集装箱占比总计36．46％。客观的讲，进出口集装箱的数量能够十分精确地反映出各国的贸易量。因此，上表反映的数据基本上可以说明中阿贸易在义乌国际贸易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据表中的数据大致估算，2010年，中阿贸易至少超过义乌国际贸易总量的四成。此外，据官方统计，目前常驻义乌的外国代表机构有3005家。2009年由义3通常指中国同阿拉伯地区的国家贸易，这里笔者泛指中国同穆斯林国家的贸易。4资料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Muslim-population．14 乌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统计的阿拉伯国家常驻义乌代表机构共577家，占比近20％。由此也可以看出，义乌中阿贸易往来之密切程度。详情见下表：表2：阿拉伯国家贸易公司常驻义乌代表机构数统计国别地区常驻代表机构数目国别地区常驻代表机构数目伊拉克183黎巴嫩15阿联酋116利比亚7埃及62摩洛哥2约旦42科威特2苏丹36阿尔及利亚1也门31突尼斯1叙利亚29卡塔尔1毛里塔尼亚28巴林1沙特阿拉伯19索马里1资料来源：义乌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2009年最新统计数据。中阿贸易成为义乌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其有着重要的国情背景和政策环境。一方面，由于国家对阿经贸政策不断加大促进其深化和发展的力度，如2010年9月在宁夏银川市，由国家商务部、中国贸促会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中阿经贸论坛上，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提出，中阿经贸合作已经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格局，双方应继续加大贸易促进工作力度，力争中阿贸易额在3到5年之内达到或超过2000亿美元。与会的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也指出，在金融危机下，中阿双方经贸及投资仍然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而未来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由此可见，伴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和变化，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将不断增多。另一方面，鉴于中阿贸易对义乌国家贸易的重要性，义乌相关部门也已经对新出现的“穆斯林现象"不断地调整管理对策和工作方法，以适应义乌穆斯林的变化情况和发展形势，使义乌的中阿贸易得到长足的发展。笔者对义乌穆斯林的研究基于上述政策背景和经济环境之下，随着穆斯林群体在义乌贸易经济活动逐渐深入发展，其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也在此背景之下逐渐展开。第一节义乌——“全球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2005年，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摩根斯坦利等世界权威机构联合向全世界公布15 了一份《震惊全球的中国数字》的报告，义乌小商品榜上有名，义乌市场被称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社会科学院《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课题组，2007：3)5目前，义乌市场经营总面积达400余万平方米，拥有商位6．2万个。据估算：如在每个商位前停留3分钟，按一天8小时计算，逛完全部商位需要一年多时间。义乌市场规模之大，目前在全球经济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力，尤其是义乌从一个曾经相对落后的农业小县创造出如今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都是改革开放后近30年不断进取、积极开拓的成果。而中阿贸易也正是建立在义乌贸易经济环境背景之下才得以萌生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义乌的中阿贸易及义乌的穆斯林现象始终伴随着义乌——“全球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的发展历程而一起成长。一、地理环境和传统生计方式义乌市位于浙江省中部，地处金衢盆地东缘，以丘陵为主，东、南、北三面环山，构成一个南北长、东西短的长廊式盆地。南部与永康市交界的大寒尖，海拔925．6米，为全市最高峰，北部大陈江边的瓦窑头，海拔41．9米，为全市最低地。境内山地、丘陵、平原呈阶梯状分布。东北部的大山海拔906．6米，南部的大寒尖海拔925．6米，西部的鹅毛尖海拔840．7米，这三座山成三足鼎立之势耸立在市域边界。中部为义乌江、大陈江、洪巡溪冲积而成的河谷平原。河流属钱塘江水系。境内最长的河流是义乌江，境内流长39．75千米，其次是大陈江，境内流长17．5千米。全市山林面积4．9万公顷，耕地约2．3万公顷，其中水田约1．9万公顷。以种植水稻、麦类为主，为“国家级‘一优两高’农业示范区"、“省级商品粮基地”。经济作物以甘蔗为主，为“国家级糖料基地"，兼营茶叶、黄花梨、柑橘、青枣等。义乌总面积1105平方公里，2010年户籍人口74万人。自然环境状况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七山二水一分田"，就目前耕地的状况来计量，义乌人均耕地面积为0．5亩，与全国入均耕地面积的1．5亩相比，仅为三分之一。而要维持农牧互补、多种经营的传统小农生产，必须以一定数量的土地作基础，农业始终是生产生活的主轴，主轴无力就难以运转。从这个意义层面上，义乌应属于典型的“过密化生存"模式。“过密化生存”模式的概念由黄宗智在研究华北和长江三角洲5社会科学院《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课题组：《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页。16 的农业经济时，在格尔茨的“农业内卷”概念基础上提出的。这种生存模式最大的特点是，为了应对人口和耕地反向增长的压力，小农在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仍旧不断增加单位耕地面积的劳动力投入，以换取单位面积产出的增长，这种内向型精耕细作的结果，虽然在高人力成本下维持了小农经济的长期稳定，却形成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局面。然而，即使要维持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小农经济，至少也需要人均l亩以上的土地作保障。由此可见，义乌的土地资源状况，即使通过高人力成本维持小农经济也难以做到。不仅如此，即使这极少的土地，也还十分贫瘠，土层也很浅薄。为了增加地力提高产量，当地农民除了通行的粮一猪互补6外，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还发明了“塞秧根”的施肥方法，即将鸡毛等动物毛发碾碎后拌以草木灰、人畜粪便等，搓成小团，在插秧后七天左右塞入秧苗的根部。这种施肥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粮食产量，但需要大量的鸡毛等动物毛发。由此衍生出了一种流动的“鸡毛换糖"交易：用自家酿制的饴糖和生姜糖加工成的“敲糖”，走乡串户换取鸡毛等动物毛发，用作种植水稻的重要肥料。(社会科学院《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课题组，2007：35—36)7在某种程度上，“塞秧根"的施肥方法有效地提高了义乌的粮食产量，但是倘若仅仅依赖人均5分耕地的资源，即使还能够继续提高单位农田的投入，其生产也不得不受制于农业的边际效应，义乌人似乎仍旧难以解决温饱问题。由此可见，义乌的地理环境极大地限制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发展，虽然类似的现象至今在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且无法摆脱小农经济恶性循环的村落里仍旧普遍地存在。然而，义乌却最终打破了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小农经济，走出了农业生产过密化带来的恶性循环及其对生存的制约。二、义乌市场发展历程义乌人是怎样走出小农经济，并寻找到新的谋生途径?～段广泛流传于义乌民间的“义乌道情”8便可高度的概括，“义乌自古是穷地，人多地少缺粮米，为了解决温饱大问题，鸡毛换糖做生意。改革开放春风起，义乌人赶上了好时期。6农业经济中，以家庭养殖业为补充的经济形式，在义乌，家庭养殖业以养猪为主。7社会科学院《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课题组，《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5—_36页。8义乌道情：一种以说为主，说唱结合的民间说唱艺术。17 经商做生意，拨浪鼓摇出了新天地。”由此可见，对义乌现代商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是“鸡毛换糖"的传统“农商”9经济模式。义乌的“鸡毛换糖矽或“敲糖帮"的故事产生于17世纪中叶的清初，在清顺治、康熙年间，随着种蔗制糖技术的引进，义乌以鸡毛换糖的“敲糖”生意迅速崛起，到乾隆年问已经发展至极盛，约有“糖担10”万副，而以廿三里、苏溪两镇最为集中，从而形成规模浩大的“敲糖帮”。11(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四《风俗》；康熙《永康县志》，卷六《风俗》)这一充满活力的特色经济又对义乌地方的整体经济产生出积极的影响力，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培育出浓郁的经商社会风气，改变了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扭转了“贱商”的传统观念；二是敲糖者的收入大大增加，不仅能应付各种支出，而且还有人因此而致富，从而从整体上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三是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敲糖者以换回的鸡鸭鹅毛用作土地的填充肥料，大大增加了水稻的产量；四是扩大了当地特色产品的流通和销售(社会科学院《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课题组，2007：158)地。因此，鸡毛换糖作为一种民间性的商业经济，不仅为义乌小商品经济的萌芽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也为义乌现代商业的崛起创造了“务实进取"的精神温床。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萌芽是在浓郁的传统商业文化的引领下，随着改革开放后政策环境不断变迁，逐渐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算起至今，义乌小商品经济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其小商品市场的成长也在每一个阶段显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1978年，时代的口号是改革，时代的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意味着党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面来，同时它也意味着义乌开始走上了开放小商品市场以及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改革开放之前，义乌的“敲糖帮’’在上山下乡的经历中已经觉察到了山区农民对“小百货"的需求。1978年，对于义乌的“敲糖帮"来说，是一个完成了重要转身的一年，货郎担交易的内容由“鸡毛换糖"演变成了小百货买卖，也由此衍生出便于货郎担在当地配货的小摊贩，义乌小商品市场的雏形也随之产生。然而，直到1982年，义乌县委、县政府才公开开放了小商品市场，并提出了著名的“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并出资在县城建立了9农商：指那些务农为主的小生意人。10糖担：为刚开始出门做生意者，受精于此道的长辈的管理，三年后始可成为“正担”。11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四《风俗》；康熙《永康县志》，卷六《风俗》。12社会科学院《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课题组，《义乌发展之文化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58页。 简陋的市场设施。义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市场才得以诞生，当时仅有摊位705个。市场正式开放后的两年，摊位扩展到1887个，年成交额2321万元。第二个阶段基本上处于1984年到1992年之间，其间，义乌提出了“兴商建县”“兴商建市”的口号。这意味着义乌已经把市场摆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这一主导思想将义乌市场发展推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至义乌撤县建市时的1988年，小商品市场的摊位数量已经增至6131个，年成交额达2．65亿元，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达到39．2％。这种局面延续到1992年8月，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将义乌小商品市场命名为“中国小商品城”。其问，城市集市贸易额增长了60多倍。1992至1998年是义乌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义乌又提出了新的发展策略——“引商转工"、“工贸联动”，逐渐引导部分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经商户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实行工商联动。其问，义乌城乡集市贸易额仅1992年至1997年6年问就增长了30多倍，1997年至1998年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发展较为缓慢。这个阶段，义乌的工业发展开始拉开序幕，不仅开始兴办加工厂，而且部分厂商还开始了自创品牌，在7年的时间里，义乌的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就由29．2％上升到了50．7％。1998年开始，义乌开始了“国际商贸城”的打造，随着工商联动的进一步推进，到2002年义乌已经形成了以篁园市场、宾王市场和国际商贸城为主体的三大市场群。2003年，义乌市政府进一步提出了《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其中提出以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为发展目标，将城市建设定位在建设国际性小商品流通中心、制造中心、研发中心和国际购物天堂的目标上。以这个目标为起点发展至今，义乌小商品市场基本上形成了以中国小商品城为核心，10多个专业市场、30多条专业街相互支撑，拥有经营面积260万平方米、经营商位5．8万多个、从业人员20多万，日客流量20多万人次，展销商品涵盖41个行业、1900多个类、40多万种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专业市场群。据2003年出版的《市场义乌——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13将义乌小商品市场划分为五代，包括截止到2008年已经建设完成的国际商贸城三期一阶段，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六代。详情见下表：表3-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概览表13陆立军、白小虎、王祖强：《市场义乌——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19 第一代1982705稠城镇湖清门42520．039219831050廿三里镇42520．1444第二代19841870新马路4252O．212319852847135900．619019865500575901．002919875600575901．5380第三代19886131城中路575902．650019898400575903．900019908900575906．0600199189005759010．250019921600011759020．540019931600011759045．1500199424600篁园市场185590102．1200第四代199534000宾王市场465590152．0000199634000465590184．6800199734000465590145．1100199834000465590153．4000199934000465590175。3000200034500485590192。000200134500篁园市场48559021】．9700200243500宾王市场725590229．9800第五代200343500国际商贸城725590248．2700200450500～、二期1755590266．90002005568002505590288．48002006568002505590315．00002007568002505590348．3700篁园市场宾王市场．第六代200862300国际商贸城3655590一期、二期三期一阶段资料来源：陆立军、王祖强、杨志文著《义乌模式》，人民出版社，2008。表3所划分的六代义乌小商品市场，分别为1982--1983年建立的第一代市场：湖清门市场、廿三里小商品市场；1984—1985年创建的第二代市场：新马路小商品市场；1986一1991年新兴的城中路市场；1992—1998年发展起来的第四代市场：篁园市场一期；1999--2007年创建的篁园市场二期、宾王市场、国际商贸城第一和第二期；2008年建设完成的国际商贸城三期一阶段。表中对六代市场的构成、商位数、经营面积、历年成交额都做了十分详实的统计。通过统计数字，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义乌商品经济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发展奇20 迹。三、市场发展现状与未来义乌市场发展至今，其经营总面积已达400余万平方米。商位6．2万个，拥有16个大类、4202个种类、170万种单品。来自世界各地的10万余家生产企业6000余个知名品牌在这里常年展示商品。饰品、玩具、工艺品、日用五金、袜子、拉链等优势商品在中国市场占有30％以上的份额。义乌市场已经发展为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和世界商品走向中国的桥梁。2010年度，义乌集贸市场总成交额达621．16亿元，与2009年同比增长11．7％，其中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456．065亿元，同比增长10．8％。义乌农贸城市场成交额26．58亿元，同比增长55．4％，副食品市场成交额47．12亿元，同比增长12．7％。2010年1月至11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产值530．7亿元，同比增长26．6％，增速比上半年提高6．2个百分点；完成销售产值514．3亿元，同比增长26．6％；实现工业品出口交货值132．2亿元，同比增长33．8％。此外，外贸出口在2009年保持较快增长的基础上，2010年继续快速增长。全年出口28．6亿美元，同比增长34．1％，高出全国增长水平2．8个百分比。14而义乌市场发展的未来，已经被纳入到了国家发展新型贸易体制的框架下。2011年3月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国函[2011122号)(以下简称《方案》)。根据《方案》，义乌到2015年要基本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型贸易体制框架，到2020年率先实现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提升义乌在国际贸易中的战略地位，使义乌成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示范区、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地、世界领先的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和宜商宜居宜游的国际商贸名城。此外，针对义乌的发展现状，《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了九大试点任务，即：建立新型贸易方式，即主要针对当前义乌贸易发展存在的不够便利化的现象。在未来几年中，义乌会出现与其相适应的海关、检验检疫、税务、外汇管理、工商等监管政策，健全客商便利化出入境管理机制等；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健全内外贸协调发展的促进机制，针对当前义乌小商品存在的薄利多销现象，未来几年，义乌市场将引进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加强义乌市场建设，努力提高和优化义乌“资料来源：义乌官方网站：http：／／www．yw．gov．cn／ 市场发展结构，如将在2011年6月推出的生产资料市场建设，打算将全球最好的设备聚集到义乌销售；探索现代流通新方式，构建发挥市场带动能力的体制机制，利用义乌市场优势，输出品将在全国乃至全球建立连锁分销市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上五点主要是探索义乌市场对全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构建促进全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另外，方案还涉及开拓国际市场、加快“走出去’’步伐、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和壁垒等四个方面的任务。为实现这九大试点任务，国务院要求各部委在优化国际贸易发展环境、健全金融机构体系、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构筑区域合作优势和新型公共服务体系六方面予以保障。由此可见，义乌在确立了国家经济特区的地位之后，将在国家力量的干预和扶持下，实现新的经济飞跃。第二节历史上的中阿贸易中阿贸易的历史由来已久，古代的中阿贸易主要经由两条世界闻名的通道：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香料之路”)。历史上宁波和杭州在自唐宋兴起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今的义乌仍旧主要借助宁波港和杭州港，与阿拉伯世界及南亚、东南亚穆斯林集中的地区发生着大宗的贸易往来。鉴于此，有学者就义乌的中阿贸易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的构想。虽然历史上“丝绸之路”所承载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的使命是现今的义乌难以比拟的，但也足见义乌在现代版的中阿贸易中所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中阿关系，可以向上追溯2000年的历史，据《史记·大宛传》记载，汉武帝时已派使者前往阿拉伯地区通好。在200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阿关系始终没有间断，但中阿贸易往来却起起伏伏、时断时续。其主要路径除了著名的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外，还有多条通道同期并进。贸易形式也在沿革历史的主要基调下，不断变迁，凸显时代特征。一、中阿贸易的历史沿革从史料记载及以往中阿关系研究的资料来看，中阿直接经济交往以及中阿关系的全面发展应始于唐朝。有唐以来，中阿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和条件都日臻成 熟。公元631年，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并创建了政教合一的国家。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的势力扩展至中亚河外15地区，与唐帝国的西北边境接壤。当时，两大帝国不仅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力雄厚，而且也都奉行对外开放政策，有着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阿拉伯帝国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握世界交通之枢纽，冶东西文化为一炉，向往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大唐帝国雄踞东亚、豁达恢宏。帝国政府礼遇阿拉伯等地来华使节和商人，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此外，唐代，造船航海技术发达，泉州所造海泊可载货2至4万担。阿拉伯人更是很早就以精于造船和善于航海闻名于世。如此良好的政策环境、雄厚的物质条件，是促进中阿友好往来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条件。(江淳，郭应德编，2001：2819)16唐代，中阿交往以派遣使节和民间交往两种形式为主，且交往十分频繁。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的148年中，四大哈里发、倭马亚王朝(661—750年)、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遣使中国见于中国史籍的达40次。当时，主要的阿拉伯商品为香料、药材及象牙等，中国运往阿拉伯的商品有丝绸、锦缎、瓷器、纸张、麝香、沉香、樟脑、肉桂、黑貂皮、马鞍等。巴格达有专卖中国丝绸和瓷器等货物的市场。为了发展中阿贸易，唐朝政府不仅维护西域通道，命侯君集破高昌，阿史那杜尔平龟兹、犁庭扫穴，使丝路保持畅通，且在唐中叶吐蕃进占西北，中阿陆路交通受阻后，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使海上交通更为兴盛，扬州和广州成为唐朝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宋兴，中阿贸易交往更趋频繁。其中原因有四个方面：其一，宋代，政府开支浩繁，财政拮据，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利于市舶增加岁入。南渡以后，对市舶依赖更甚。“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r7其二，宋时，中国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远洋货船不仅载重量大，船身结实、船速快，而且指南针的使用也使宋代航海技术有了划时代的突破。其三，宋朝政府对阿拉伯等地外商实行保护、优遇、奖励的政策，充分发挥他们在外贸中的积极作用。其四，宋朝政府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开放了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等处为国家港口，并设市舶司。其间，中国运往阿拉伯等地的商品，有瓷器、丝绸、金、银、铜钱、铁、铅、锡、刀剑、鲛革、天鹅绒及各种植物织品。其中，瓷器为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阿拉伯商人贩运到中国的商品分为香药、犀象、珍宝三大类，有15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地区。16季羡林主编，江淳，郭应德编，《r915．-／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第28—29页。17《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法。23 乳香、龙涎香、龙脑、蔷薇水、没药、血竭、苏合香油、阿魏、芦荟、珍珠、玛瑙、犀角、象牙、玻璃器皿等。宋代的市舶贸易有力地支持了政府的财政，市舶收入逐年增多。南宋初年，市舶收入一度占国家岁入的五分之一，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而拥有巨额财富、控制乳香货源、富于航海活力的大食商人，对宋代海外贸易的空前发展和宋朝政府的市舶收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市舶贸易始于唐代18，但仅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官吏。到了宋代则于各通商口岸设立了市舶机构，加强了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和管理，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市舶制度。宋代由于市舶收入对政府岁入的重要性，国家于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杭州、温州、秀洲、江阴、密州和澉浦九处通商口岸先后设置了市舶司，其中以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四处最为繁荣。(杨建新、卢苇，1988：326)19元代版图横跨欧亚，中西交通臻于极盛。“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陆路，驿站四通八达，远至高加索等地。驿站备马逾30万匹，日行可达400华里。海路，造船及航海技术胜过宋代。大船载重达四五百吨。元朝中央政府与伊利汉国地方政府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大大促进了中国与西亚、IL=-II!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交流。元朝自世祖开始就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实行恢廓开拓的对外方针，据《岛夷志略》载，与元朝有商业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97个。从中国到西亚、非洲，商使往来不绝。和林20、大都，外商云集，泉州、广州，船舶辐轴。元代基本沿袭宋时市舶1日制，只是对海货的征税、抽分时有不同。此外，与宋代不同的是元代的“官船贸易”。“官船贸易”，即“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21元代这种以国家资金造船，并贷给资本的“官船贸易”，比宋代单靠以招诱奖励海商来推动海外贸易的举措是一大进步，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海外远航和贸易的发展，而且给政府带来了更为可观的经济收入。明代中阿关系开始由盛转衰，在海禁政策下，中阿贸易往来主要表现为明朝政府垄断的贸易形式：一为朝贡贸易，一为郑和船队航行至阿拉伯互市。朝贡贸易实际上“厚往(赐)薄来(商)”，因此吸引了大量阿拉伯等地使节来华。郑和18据《册府元龟·帝王部·纳谏》载，“开元二年十二月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岭南市舶史，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开元二年相当于公元714年，这是关于市舶使的最早记载，它的设立，应在714年之前。19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第326页。20和林又称哈喇和林，蒙古旧都，在鄂尔浑河上游。21《元史食货志》“市舶”条。 船队到阿拉伯互市始于明成祖即位后，阿拉伯半岛成为了郑和船队在西印度洋的主要贸易区，半岛地区的忽鲁谟斯为船队的三大贸易据点之一22。郑和下西洋打破了朝贡贸易只来不往的消极局面，中阿贸易关系有了较好的发展，可惜为时不长。尽管如此，明代将封建国家组织的海外贸易推上了最高形式。由国家组织庞大的贸易舰队，扬帆于万里海疆，积极展开官方贸易，以夺得海外贸易的主动权，从而达到“跃兵异域，示中国富强”23的目的。从1405年6月到1433年7月，28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以国家经济为后盾，与海外各国所发生的贸易关系主要以朝贡贸易为主，每到一地也展开市场性质的商品交流。清代闭关锁国，中阿交往十分有限。鸦片战争之后，中阿关系遭到殖民主义破坏，官方往来较少，而民间往来并未中断。此后，直至新中国创建，中阿贸易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仅限于外交往来、文化往来以及人员往来。二、新时期的中阿贸易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重新开始重视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依据平等互助的政策，按照双方需要与可能，积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往来。在贸易往来中，贯彻互相支援、友好合作和互通有无的精神。这一时期的贸易还十分有限，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商品主要有化肥、磷酸盐、棉花、棉纱、阿拉伯胶、橄榄油、沙丁鱼罐头等，中国向阿拉伯国家主要出口绿茶、红茶、食品、冻羊牛肉等商品。在中阿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50年中国与埃及、摩洛哥、也门南部建立起了贸易关系。万隆会议之后，又同突尼斯、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利比亚、苏丹、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等国开展了政府间的贸易往来。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对外贸易政策是一种国家统制的对外贸易，主要通过建立集中统一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颁布统制全国的对外贸易法令和法规，制订具体规定及实施办法，将全国对外贸易活动置于国家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之下，以统一进行对外经济活动，维护国家独立自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种贸易形式直至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才得以转变，开始逐渐实行在国家统一管理及坚持统一对外原则下，多渠道、多层次地经营对外贸易，调动多方面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性。1969年，中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达到1．1亿美元，与北非阿拉伯各22其他两个贸易据点是马来半岛的满刺加和印度西海岸的古里。23参照《明史·郑和传》。25 国贸易额约1．216亿美元。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续大幅度增长，1979年，双方的贸易额达7．89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中阿贸易呈继续平稳发展的态势，1989年，双方贸易总额达21．2916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14．5593亿美元，进口6．7323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阿贸易发展加速，1996年，双方贸易总额增至57．8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口31．4亿美元，出口26．4亿美元。1998年，双方贸易总额达到71亿美元，比1996年增加23％。(江淳，郭应德编，2001：486)24进入21世纪，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日益密切，发展势头强劲，至2003年，中东阿拉伯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贸易额高达200多亿美元。(马国庆，2007：38)25第三节义乌语境下的中阿贸易中阿贸易经历了唐代自由交易的繁荣与鼎盛、宋代国家的深入干预和扶持、元代秉承宋制基础上国家对外贸经济直接参与、明代将国家贸易推上了最高形式，及新中国时期国家对外贸的统制和开放这样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和代表性的历史时期。每一个阶段和时期，中阿贸易的规模和形式都呈现出鲜明的历史特征。因此，对于现时期新的历史背景下占义乌国际贸易重要地位的中阿贸易的解读，也必须在将其纳入国家政治制度和政府经济参与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才能使其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历史延续性。一、义乌市场与中阿贸易发展的契合点阿拉伯民族基本上是一个以利润动机推动的积极交易类型的“交易民族”，即它的共同体的政策环境及内部结构，允许甚至鼓励其成员，广泛地与其他共同体展开这种有利润动机交易的行为。此外，这些商业民族只从事转运贸易，自己不进行生产，或者生产顶多是附带的事情。而那些“生产”的共同体，成为了这些商业民族生存的前提。(陈庆德，2001：267—268)26在很大程度上，义乌不仅仅是一个小商品市场，更是一个以专业市场带动产业集群、以金华、义乌、东阳、永康和兰溪共同构建组团式的区域大城市，即浙中城市群，并将其融入以上海为“季羡林主编，江淳，郭应德编，《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第486页。25马国庆，《浙江经济与中东市场》，华文出版社，2007，第38页。26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1，第267—268页。26 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及拓展国内外所有与义乌小商品市场或企业有着紧密经济联系的经济主体和区域，形成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的“义乌商圈”的一个层次丰富、辐射广泛的经济体。这样的经济体在国家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维护和引导下，作为共同体中一个难以替代的“生产"型的经济区域，对于阿拉伯“交易民族”而言，自然而然成为其生存的有益前提。就目前而言，阿拉伯国家所处的世界交通枢纽和国际商业航道的重要地理位置，都使其在国际转口贸易中仍旧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与此同时，对于阿拉伯地区诸国家自身而言，其一直以来单一的经济结构，也对“生产”的共同体有着极强的依赖性。以上两点构成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经济在结构上的互补，也成为义乌市场与中阿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契合点。总的来看，阿拉伯各国主要生产原油、化肥、磷酸盐和石油化工产品，而埃及、土耳其等中东非产油国的工业相对更为落后。总体上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工业基础相对薄弱，除石油外其他商品几乎都需要进口。不仅如此，阿拉伯国家失业率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美元持续贬值的消极影响也直接关系到很多依赖“石油美元”国家的购买力，使其经济实力大打折扣。而且该地区人口普遍增长过速，如沙特阿拉伯等国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其经济增长速度，致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负增长态势。此外，近年来部分国家的经济改革也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和旅游业的开发上，其对轻工业产品、服装、纺织品、粮油食品、机电产品、机械产品、五金矿产和橡胶制品等产品的需求等方面主要依赖进口。除了互补型的经济结构之外，近年来中阿贸易得以紧密联系迅猛发展的原因还主要缘于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都具有利好于贸易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该地区货币相对稳定、外汇兑换自由、而且国家一般都采取十分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免征所得税，并以此在制度政策方面鼓励贸易的发展；二是阿拉伯国家的市场一般不像欧美国家的市场那样存在技术和贸易壁垒，因此贸易摩擦较少；三是中东市场的消费层次具有多样化的特点，高、中、低档商品都有自己的消费对象和市场份额。由此，中国商品可以借助较强的价格优势而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马国庆，2007：47)27以沙特阿拉伯为例，每年沙特需要进口的轻工业产品、丝绸纺织品、中低档服饰、食品、建筑机械、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医疗器械、钟表、陶瓷器具、五27马国庆，《浙江经济与中东市场》，华文出版社，2007，第47页。27 金、手工艺品等商品基本上都是从中国进口，其中的大部分商品来自浙江，而义乌的国际商贸市场正好提供了采购上述商品的全面而丰富的平台。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基地，现今义乌已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6000多家境外企业在义乌设立总代理或总经销。其中阿拉伯人是人数最多的“第一境外商团"，有18个阿盟成员国在义乌设立了600家左右的代表处。2008年，义乌市场对阿拉伯国家的商品出口额总计超过29．8亿美元；自营出口3．23亿美元，其中主要出口国为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埃及、苏丹等。28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组织形式中通过生产要素的组合和配置而最终完成的。因此，要对中阿经贸往来的历史沿革、不同时期的发展状态及表现出的贸易形式进行人类学的解读，需要将其置于国家形式的社会政治组织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基本的组织要素的分析框架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义乌中阿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契合点也正缘于双方契合的国情背景和贸易政策。此外，在国际贸易中，贸易双方的供需意愿往往以相互问经济的结构性互补为前提，义乌市场及产业经济与阿拉伯国家单一经济形式的互补性正好构成了义乌中阿贸易发展的另一个契合点，成为贸易双方可能发生经贸关系的前提和保障。二、义乌语境下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亦称“对外贸易"(简称“外贸”)或“进出口贸易”，其程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商务过程。一般是指一个国家(地区)同另一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由出口和进口两部分组成。以出口贸易为例，其基本操作流程包括：接订单一各货；下订单到工厂生产或采购一商检；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局检验货物一报关；向海关申报出口一货运；把货物运输出国交给客人一收汇；从客人那里收钱结汇一核销；向外汇管理局申报一向国税局申报退税。其核算成本及获取利润，即报价的基本规则为：报价=货物的成本+其他费用+利润。其中，货物的成本一般是指采购货物的价钱(如果是让工厂生产的话，就是采购面辅料的费用+付给工厂的加工费用)；其它费用的核算基本上是：运费+杂费+报关费用+公司日常开销费用等等；而实际所得的利润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从客户那里挣差价+国税局的退税。整个经贸活动中的信息流将受到贸易主管部门、生产部门、运输、海关、商检、银行、税务、外汇管理、保险和贸促会等多个职能机构的监28部分数据来自《金华晚报》2009年4月23El。28 控。从理论上来看，义乌贸易公司的主要业务流程与传统进出口公司基本相同。但其最重要的特征并不表现在具体的业务流程中，而是贸易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特殊的角色定位。访谈人：回族，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4月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陪客户，有些老客户其实都不需要翻译，他们很老练，都要亲自讨价还价，我们的翻译跟着这样的客户一般就帮着下单就可以了。访谈人：伊拉克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4月我们的业务跟他们(中国人)的基本上一样，不过，我们主要为伊拉克人采购，有时候，客户只需要打电话就可以，但多数时候客户会亲自来采购，我们负责派翻译带他们逛市场，帮他们下单、拟合同、验货和找货代公司。访谈人：毛里塔尼亚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O年5月一般客户最大的问题，不是语言，而是不熟悉市场环境，义乌的市场太大，寻找特定的商品如果找不准地方，可能会白自浪费很多时间。而我们比较熟悉市场，可以帮助顾客找到比较适合而又价格相对便宜的商品。访谈人：回族，男，宁夏人，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5月我们的外贸跟到菜市场买菜一样，其实很简单。我们主要就是带着客户转市场，帮他们讨价还价、下订单，验好货后交给货代公司处理货运和报关等事宜，等货物离港后，我们收到货款就给客户寄提单。从以上个案不难看出，义乌穆斯林的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采购商品的部分。基本上，外国穆斯林驻义乌代表处的角色相当于“采买人”而中国穆斯林贸易公司所经营的外贸业务更接近予“买办"。《辞海》释义：“买办”亦称“康白度”(葡文comprador的音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用的当地管家。在中国，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用的中国经理。“买办”一词，明代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清初专指为居住广东商馆(见“十三行”)29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买人或管事人。鸦片战争后，废止公行制度，外商乃选当地中国商人代理买卖，沿称买办。29亦称“洋行”、“洋货行”、“外洋行”。广州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相传十三行称起于明。行数不固定。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后，与西洋各国贸易限于广州一处，业务更发达。十三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及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享有哦对外贸易特权，所以进出口商货都须经由其买卖。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订立后，垄断对外贸易特权被取消，乃趋没落。29 其性质即是外商的雇员，也是独立商人。嗣后，外商为了减少买办的中间佣金，逐渐采取与中国人直接交易的方法，买办遂转化为单纯的外商雇员，称“华经理”或“中国经理”。虽然时代背景迥然不同，但义乌经营外贸的穆斯林所从事的业务既有外商遴选当地中国商人代理买卖的独立商人，也有外商为了减少买办的中间佣金，逐渐采取与中国人直接交易的方法，因而专门雇用经理，其包括“中国经理”、“本土经理"和“外国经理”30。前者一般指独立经营外贸公司的外国或中国贸易公司的企业主，后者主要是外国商人雇用的代为经营外贸业务的经理。这两种经验模式基本上代表了义乌穆斯林所经营的贸易公司的主流。国际贸易作为义乌穆斯林所从事的主要行业，也是支柱型行业。其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因为它所依托的不是从业者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其它经济优势，而是伊斯兰文化。因此，义乌的穆斯林贸易公司安身立命的条件是宗教信仰、生活惯习和语言优势，其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也顺应和依托独特的文化优势，而形成独具特色的贸易形式。三、贸易公司的组织模式义乌的贸易公司以私营企业模式为主，很多公司由于在香港和国外注册，因此在义乌的代表处也多以私营外企的形式存在。这种私营贸易公司的企业模式与历史上中阿贸易的几种主要形式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是目前国家政策和现代经济制度的产物。然而，无论是历史上的中阿贸易，还是义乌语境下的中阿贸易，归根结底，人类总是在一定的组织形式中进行生产要素的组合与配置。因此，决定经济实绩和生产力增长速率的基本因素仍然是国家形式的社会政治组织，和完全置身于经济过程中的生产组织(陈庆德，2001：371)31两种主要的组织类型。前者在义乌的国际贸易经济的参与中以一个制度环境的设置者的身份而呈现，后者则以某种适应于现实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一定生产方式的恒定导标。因此，通过对义乌穆斯林贸易公司组织模式的解析，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义乌穆斯林贸易形式的具体内容及形成过程。经济人类学将人类的生产组织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它们基本跨越了人类从简单社会到两次经济组织结构变革的大的时间维度，其中，在排除了曾经普遍存在30雇用中国人、本国人或其他国家的穆斯林担任驻义乌代表处的经理。31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1，第371页。30 于人类简单社会中的群体性血亲生产组织这一组织类型之外，在义乌穆斯林贸易经济发展的时间跨度里，其它两种类型不仅构建了义乌穆斯林贸易公司的两种基本形式，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处于两种贸易公司发展过渡阶段的中问形态。(一)个体性的家庭生产组织个体性的家庭生产组织是指以家庭经济为核心的生产组织形式。这样的生产组织也可以称作“家庭企业”或“家族企业”，它基本上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层是指所拥有的资产全部为一个家庭所有；第二层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的劳动力，即技术、管理和财务等全由家里人掌握；第三层是指“家族企业"以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网和社会资本——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为纽带。(张继焦，2004：158)32这是义乌穆斯林外贸公司最基本的企业组织模式。这类家庭企业的形成，一般来说，由家族中一个或几个有能力或实力的成员(或夫妻两人)先来义乌?有的通过在某一公司工作一段时间，熟悉了环境和贸易公司的基本运作程序之后，再独立出来自己开公司，形成最小单位的家庭企业形式——“夫妻店”。随着公司经营逐渐步入正轨，越来越多的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就会被带出来，分别组织和管理公司的主要部门。这种企业在竞争方面具有两个无可取代的优势：节约成本和控制资源。前者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途径：一是管理成本，家族企业一般不需要法律或明确的规章制度对相互间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等做出规定，成员的行为主要受血缘和姻缘关系、感情连接、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来约束。其组织管理和监督成本都较低。家庭内和亲属间既不需要讨价还价，也不需要签订契约。二是工资支出，家族企业一般不设定固定的工资机制，员工的工资标准以企业的效益为基准，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此外，家族企业还常常雇用生活条件较差的亲戚，既帮助其改变生活条件，也能不同程度上降低工资支出。再就是通过少雇员工来降低工资支出，有的时候，家族员工也愿意多承担一些附属工作而帮助降低成本。比如：司机和库管就可以由几个员工轮流分担，而不必再单独雇用员工。在控制资源方面，家族企业更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外贸公司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客户，其次是企业机密。在义乌，客户的流失往往与员工的流失同时发生，客户挖走员工出去单做，以及员工带走客户另起炉灶的情况几乎是这类企业32张继焦，《城市的适应》，商务印书馆，2004，第158页。31 不可控的死穴。对此，家族企业可以最大限度的控制这类情况的发生。而保证人事安排和防止秘密外泄，对一个能够具体区分出“自己人”和“外人”的企业来说，控制资源似乎具有某种伦理道德上的约束力。因此，在迁移企业的创业初期，在生产条件尚不成熟且企业处于生长时期，家族企业是可能创造出较高效率和较好效益的较佳模式，其资源配置的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合理性。这类企业也是义乌中外穆斯林贸易公司最为成熟和占比较大的公司模式。(二)社会化的企业生产组织社会化的企业生产组织是指以生产组织与家庭组织和生产与消费的双重分离而全面实现生产组织的独立化。这类企业把生产资料的运用、劳动的进行、产品的生产全部纳入社会化过程，使人们得以摆脱血缘和地域的局限，而成为当代生产组织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基本形式(陈庆德，2001：376)330从严格意义上说，在义鸟，这类企业少之又少。笔者在义乌曾遇到这样一家企业，确切的说，它仅仅是一家总公司在外地的驻义乌代表处，但其工作流程及内部管理的现代化意识，都使得它具备了一定的现代化企业的潜质。关于工作流程上的分工，该代表处和总公司有严格意义上的统一与服从的机制，义乌代表处负责带客户采购、下单、收货直至装柜为止就完成了其负责的全部流程。接下来，全部资料就会交给总公司，货运、报关以及财务上的相关事宜都交由总公司负责。这样不仅通过合理的分工保证了每一个工作环节的质量，而且统一由总公司的专业部门负责货运和报关也能最大程度上控制和节约成本，而其中还有至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财务的专业化统一管理。至于内部管理机制，该公司使用了现代化企业更为有效的筹码：一是员工激励机制，一是提高员工凝聚力和团队意识的措施。前者首先通过给员工上三险使其有最基本的安全感和稳定感34，其次通过较高的工资水平、奖金、分红和给员工无息贷款的方式调动员工的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并极大地减少了员工的流失。比如公司有章程规定：公司员工在公司工作3年后可以无息贷款5—10万，5年以上可无息贷款30万，这部分贷款会在年终奖中逐步扣除；公司员工在公司工作两年后有年终奖，五年后将年终奖改为根据业绩而定的分红。而后者，即33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1，第376页。34据笔者调查，义乌的贸易公司给员工上三险的并不多。32 提高员工凝聚力和团队意识的措施是通过给员工一些软性的福利待遇实现的。其中，总公司和代表处的员工会经常一起活动，大型活动有一年1—2次的旅游，短途或国内旅游要求全公司成员一起参加，主要是为了增强员工的团队意识，同时增加彼此的感情，以便于之后在彼此工作中相互协调。出国游一般是作为福利，原则上是让员工轮流享受。此外，公司在关键部门也会有效的控制裙带关系，有着严格的人员管理机制。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企业在有效地借鉴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断地完善着自己的管理机制和提高管理水平，其结果是取得了颇为显著的经济效益。然而，具有社会化企业管理意识和管理水平的贸易公司，在义乌穆斯林企业中算得上风毛麟角。(三)中间形态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实际状况不止以上两种企业模式，还存在着从个体性家庭生产组织向社会化企业生产组织过渡的第三种模式。这种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义乌外贸公司的一个主要趋势和重要形态。原因有两个：其一，外国穆斯林在义乌开设公司，由于员工签证受到限制——政府规定一个办事处可以取得四个一年签证的名额，以及语言和环境等方面的困难，一般很难采用完全意义上的家族企业的模式，其经理、财务和基层员工都需要不同程度上雇用中国人，部分外国公司甚至将业务完全交给中国人代理，由此构成了一个专事管理公司业务的经理层；其二，是社会化的企业生产组织往往是一个家族企业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终极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因为一个家族企业想要成功地转型，不仅需要较长的阵痛期，而且一定要由某种企业外的助推力才能最终完成。因此，基于以上因素，义乌穆斯林的外贸公司在做大做强之后，一般都很难将改革进行到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企业生产组织，而更多的是止于家庭企业与社会化企业组织的中间形态，或者，仅仅是形似而神不似。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更多的公司老板只是在观念上在向着社会化企业生产组织的方向转变，比如：在笔者调查的47家贸易公司中，仅有5家公司的企业主表示在选择员工时会优先考虑其能力而不是血缘或宗教信仰等因素。只有极个别企业主认为雇用非穆斯林员工更有优势，理由是：阿拉伯语学校或经学院毕业的学生往往相互认识，在不同的公司工作，会彼此攀比，由于心性不是很稳定，33 往往更容易产生急功近利的心理，造成管理上困难。此外，有3家公司的企业主已经意识到了高门槛进入行业将有利于企业今后的竞争力。笔者曾接触到一位年轻的快餐店老板，就在笔者于义乌做调查期间，他正在注册外贸公司，本来在义乌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然而，他要注册的是一个500万注册资金的外贸公司，这就需要大量的融资，同时也增加了审批的时间成本，但他认为，义乌外贸公司很快就会面临着政府的规范化管理，到时候会用一些硬性的条件淘汰一部分企业，自己只有高起点才能具有长久的竞争力。总的来看，家庭企业模式的外贸公司一般都成立的较早，企业主在早期更多地关注利润，并带有“家长”式的使命感，即做企业是为了家族的发展和幸福繁荣。但这种模式当遇到发展瓶颈时会发生转型的困难，因为企业的管理掺杂了更多的情感、惯习、伦理道德．而这些往往是其自身难以克服的阻滞力。社会化企业模式目前在义乌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司案例，这主要是因为义乌的贸易公司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社会化企业模式需要更高的管理成本，而且也更适用于规模型企业，对于部分中小企业来说，不仅管理成本高昂，而且对小企业也会造成较大的浪费。至于第三种中间模式，主要存在于义乌的外国穆斯林企业或本土穆斯林近两年创建的新兴外贸公司中，前者是为了适应生存，后者的企业主则年纪一般相对较轻、现代意识也较强，但多缺乏系统的现代化企业理念。这种模式尚处于不稳定与多变的状态，但却形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义乌的中阿贸易经济形式以私营公司经济模式为主，由其生产组织模式可见，企业规模因之受到较大的局限，难以形成某一大型贸易公司独揽一面的局面。因此，义乌穆斯林的贸易公司虽然数量庞大，但公司规模类型却多种多样，形式不拘一格，从拥有近百名员工的企业到一个人单枪匹马开公司，从注册的正规公司到连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的小公司，不仅数量难以统计，而且贸易公司的规模与业务量往往也不成正比。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公司发展多受控于客户资源，有些不足十人的小公司凭借一两个大客户就可以取得与拥有四五十员工的较大公司差不多的业绩。也因此，义乌穆斯林的贸易公司一般也并不十分重视企业组织模式和内部管理的现代化发展与改革。基本上，随着贸易公司数量和业务量的逐渐饱和，近几年，在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并出现了明显的影响公司发展的阻滞力之后，义乌的穆斯林贸易公司的企业主才开始更多的关注、学习和借鉴社会化企业管理制度和组织模式，相关的高级培训讲座和学习班也日益受到追捧。 四、贸易经济的补充贸易经济的补充构成是义乌贸易经济的补充或延伸部分。客观地讲，这类产业都可以作为单独的行业而存在，但由于它们是穆斯林经营的产业，并且在穆斯林外贸经济没有在义乌站稳脚跟之前，它们存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所以，即使现在它们可能是独立的，它们的服务对象也不再仅限于穆斯林群体，但他们还是和义乌的穆斯林主体经济——外贸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消说，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企业主都是从贸易起家，或这些产业本身就是穆斯林贸易企业向外延伸的部分业务。弄清楚它们与主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其对主体经济产生的作用，以及它们自身的发展模式和轨迹是客观反映义乌穆斯林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一)工贸工厂义乌穆斯林所经营的“外贸工厂"大都不同于传统外贸工厂的发展模式，虽然都是以加工外销产品为主，但不同之处在于其往往是企业主先以外贸起家，当某一领域的客户订单较占优势并比较稳定之后，再开设专门加工某种产品的外贸工厂，而当工厂的生产能力逐渐增大，外贸公司又会有针对性地去寻找新的客户和订单，这样实体就会反哺外贸，其结果是使单纯的外贸公司发展为外贸和工厂一体的企业，因此确切的叫法应该是工贸工厂。这类企业的优势是能够有效地调和外贸公司和外贸工厂两种企业运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双重风险，并使贸易经济的利润空间趋于最大化。传统上，外贸公司和外贸工厂是唇齿相依的互补型关系。但实际上，由于政策环境发生的变化，使它们的关系又常常摇摆于相互合作与互相竞争之间。从国际采购商的角度，为取得更具竞争优势的商品价格，它们越来越倾向于直接向制造商进行采购，再加上国家外贸政策也已经从原来外贸出口权的审批制改为登记制，使工厂也可以自己出口产品，这样无形中给外贸工厂带来了诸多机遇。使传统外贸工厂自己承担出口业务开始逐渐形成一种趋势。然而，来义乌的穆斯林采购商直接联系外贸工厂会出现诸多不便。首先，来义乌采购的穆斯林采购商，如中东客户几乎都不是单一产品的买家，以采购多种日用百货产品为主，如果直接找外贸工厂，就会大大增加其人力和时间成本，造35 成浪费。其次，采购商并不是直接的消费者，因此，对于他们来说，维护一条稳定的供应渠道以保证直接消费者的正常供给是最重要的，如果直接从工厂采购，一旦工厂方面出现问题，就会面临整个供应链脱节的危险，而通过外贸公司采购，可以较为灵活地寻找替代者，保证供应渠道的畅通。此外，所谓术有专攻，外贸公司专门从事外贸业务，一般都具有较为丰富的外贸经验，熟悉外贸，法律，海运等外贸流程，对外贸事务中的突发事件有较快的反映能力和灵活的处理办法。．最后，也是最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文化，语言、宗教、惯习以及在这些基础上形成的认同是穆斯林客户与非穆斯林交易对象之间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义乌的中东贸易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自己固定的市场秩序：消费者一采购商一外贸公司一外贸工厂。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市场秩序就意味着增加了买卖双方的市场风险。鉴于以上诸多因素，“工贸工厂”不失为一个既能增加外贸公司利润空间，又能有效地规避外贸公司和外贸工厂之间风险与竞争的不利因素。然而，投资工厂不仅要牵涉较大的资金和人力的投入，而且还要承担更多潜在的外在风险，如：国际政治经济风云以及国家政策变化等等，因此，到目前为止，义乌穆斯林外贸企业主兼开加工厂的并不占多数。不仅如此，已开设的大部分工贸工厂在规模和投入上也都较为保守。访谈人：维吾尔族，女，新疆人，工厂老板兼做贸易，时间：2010年6月我1998年就开始在杭州做丝巾(外贸)，2001年来义乌。到现在为止，我主要做外贸散货，一周大概走两个柜的标准箱。今年(2010年)4月1日，我才开了这家头巾厂，这个厂房很便宜，原料在柯桥进，很方便，价格也不贵，核算下来，每件头巾的利润是三毛钱，估计今年第一年就可以赚点钱，以后一年赚十几、二十万没什么问题。主要我的单子比较有保障，客户由我在国外做劳务的朋友找，我在这儿只管生产。惟一麻烦的就是要找个合适的人来管理。访谈人：维吾尔族，女，新疆人，工厂老板，时间：2010年6月在认识我老公之前，他一直在做外贸。我婚后不想在家做全职太太，所以我建议由我来做他的外贸订单，因为他的大部分订单都是针织品，而我觉得我有能力。这样我就慢慢有了自己的厂子，他负责客户，我负责工厂，一年下来我们能有七、八十万的收入，其中工厂的收入占到近一半。这类小型加工厂在义乌穆斯林工贸工厂中占的比重较大，它们一般都会在交通便利的郊区选址，比如第一个头巾厂在义乌市的郊区“夏沿”，从市中心到夏沿开车只需半小时，其间也通公交车，不仅交通便利，厂房的租金也很便宜。而 这类加工厂的设备投入一般也并不高，因为其加工的大都以低端产品为主。从面料、裁剪到缝纫几乎都不需要任何高技术含量，比如：第二个工厂加工的一种销往非洲的袍子，其面料是一种柔软易皱的印花绵绸，面料成本很低。剪裁几乎就是在一块长方形的面料上挖一个洞(领口)，再将长的两边缝起来，留出两个洞(袖口)，一件袍子就基本上完成了。因此，这类小型加工厂的产品，附加值一般并不高，但其成本控制的很严格，再加上这种长袍被非洲很多穆斯林国家的妇女用作家居服或睡袍，其销量也不错。几年来，该厂的加工模式并没有太大改变，但其规模却在不断扩大。义乌穆斯林经营的大型工贸工厂并不多，但笔者在调查中也接触到一两家，如一家由兄弟两人共同经营的公司，弟弟负责生产，哥哥负责进出口贸易，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是义乌穆斯林企业中的佼佼者。访谈人：回族，男，河南人，工贸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6月2003年7月26号，我在东方大厦租了一间办公室开始正式做外贸，主要是做大袍。刚开始觉得找客户很不容易，但找到客户后，才发现想找一家合适的制袍厂更难。我曾经为了找厂家，开车跑了三天三夜，几乎没怎么睡觉，最后还出了车祸。当时我就想大袍到底有什么难做的，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做?2004年底，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一家服饰加工企业倒闭了，我收购了这家企业，之后出口大袍的生意就开始做得越来越顺。到目前为止，我的大袍厂已经扩大了三次，2009年3月才搬进6000多平米的新厂房，可是现在又不够用了。自己开始做大袍才发现这个市场真是太大了，我现在订单都做不过来。在义乌，日前我的大袍出口量占到一半左右。大型工厂各方面的投入都较大，产品附加值相对也较高，但仍然以加工日用品为主，且同样依托外贸公司并倚重订单式生产。对于义乌穆斯林的主体经济外贸来说，因为外贸公司与外贸工厂先天的依附关系，使得工贸工厂成为最具辅助作用的经济实体。不仅把外贸公司的业务纳入进了“计划经济”35，而且加快了外贸公司的资本积累，对外贸公司起到了积极的反哺作用。(二)货代公司35即根据工厂的生产能力有目的性的开发新的客户和订单。37 货代公司的主要业务可以通过其基本业务流程直观地了解，其主要流程：接受货主询价一接单(接受货主委托)一订舱一做箱一在义乌报关一在宁波转关一提单确认和修改一签单(查看每张正本提单是否都签全了证章)一船次费用结算(包括海运费和陆运费)一发放提单、发票一在一个月内督促航次费用的清算并及时返还货主的“核销退税单"一海关退税如有问题，需修改并提供相应资料。在义乌，仅货代公司就有1300多家，几乎都是宁波人和义乌本地人经营，真正由穆斯林经营的货代公司不到十家。但其承揽了义乌穆斯林出口贸易70％的业务量。由此可见，在很大程度上，义乌的穆斯林货代公司也能很好地借助自身的天然优势：其一，穆斯林身份的认同，使招揽穆斯林外贸公司的业务具有很强的优势；其二，很多货代公司和外贸公司是家族式企业，比如：哥哥开外贸公司，弟弟开货代，形成业务上的互补；其三，对于没有阿拉伯语优势的穆斯林来说，货代业务对语言的要求较低。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优势往往也是劣势，义乌的穆斯林做货代业务一般以依托穆斯林外贸为主，发展的空间和扩展的范围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与此同时，货代需要同当地的运输、海关、商检、银行、税务、外汇管理、保险和贸促会等多个职能部门打交道，不仅需要较强的业务能力，还要有较为深厚的社会资本的储备和积累，这些对一个移民群体来说并不具有优势。这也是为什么货代公司多由义乌人和宁波人经营的主要原因。访谈人：回族，男，宁夏人，货代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5月我做了七、八年货代，最深的感受就是，做货代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一定要有信誉，二是要有价格优势，三是服务一定要到位，四是关系一定要硬。虽然货代跟外贸在业务上的联系最为紧密，甚至可以说它代理的是外贸业务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义乌有穆斯林外贸业积聚的这样一个较好的基础，但义乌穆斯林的货代公司却屈指可数。可见，货代的“盘子”相对太大，难以操作。它所依靠的社会资本也更为深厚，对于根基尚浅的移民来说，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对于义乌的穆斯林商人来说，货代似乎真如“鸡肋”一般，不做白白浪费了这么大的穆斯林外贸的资源，而做起来，想要做大做强，并不容易。(三)商铺在义乌，穆斯林很少涉足商铺，使得商铺处于义乌穆斯林经济中的边缘地带。 笔者曾几次随意流连于小商品市场的店铺之间，想要无意中遇到一位穆斯林店主，但始终没有遇到过。后来，几经打问店家，才听说卖头巾的区域有几个带着头巾的老板娘。但最终经人介绍结识的是一位销售五金和管道产品的穆斯林店主，在访谈中，这位店主也承认，他所知道的开商铺的穆斯林应该不超过十五、六家。为什么很少有穆斯林涉足商铺呢?其中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外贸是穆斯林最早涉足并已经形成集群效应的产业，大多数来义乌的穆斯林都是由在外贸公司工作的朋友、同学、亲戚等的介绍而来的，而且似乎大多数来义乌的穆斯林都认为自己的优势在语言和文化上，因此靠自己的特长吃饭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而一部分相对缺乏语言优势的来义乌的穆斯林，一般也会选择穆斯林相对比较集中的产业，如：清真饭店、牛肉面馆等，很少有人选择开商铺或到商铺打工；其二，商铺的成本相对比较高，一个店铺的租金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而且近年来店铺的租金节节高升，如此大的先期投入给部分初来义乌的穆斯林涉足带来了障碍；其三，义乌小商品的种类花样繁多，想要选择合适经营的商品，如果没有一定的经验和喜好，真的很难抉择。然而，笔者通过调查发现，经营商铺也有诸多好处：商铺的利润最为稳定，而且业务也相对单纯。穆斯林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在商铺也同样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不仅外贸公司的穆斯林朋友圈可以给你带来稳定的客户源，而且你自己也可以直接跟客户用阿拉伯语沟通，甚至你身上的某些穆斯林身份的象征符号36都会吸引一部分阿拉伯客户的注意，并使他们产生亲切感。．访谈人：回族，男，宁夏人，五金商铺老板，时间：2010年9月我2003年7月，第一次来义乌，从事翻译工作，没多久因为家里有事又回宁夏了。2006年，再来义鸟，我自己开了外贸公司，可是做得并不顺利，没多久资金就出现了问题。迫不得已之下，我和朋友合租了这个店铺，当时选择商品的品种真的很犯难，最后因为我以前做外贸接触五金管道比较多，就做起了这个。2009年7月才正式开始做，没想到当年就盈利了。这主要是我做过翻译，有很多同行朋友，他们都会主动带客户来，这个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否则第一年很难做。再说，我自己也懂阿拉伯语，这样跟客户谈生意真的很便利。其实开商铺的感觉很踏实，不像做外贸总感到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个五金商铺每年的租金18万，店主是一对年轻的穆斯林夫妇，他们照常36主要指男性穆斯林的小白帽和女性穆斯林的盖头等外显的宗教符号。39 戴盖头、在铺子里礼拜，但跟邻居的关系处得都很不错。笔者的访谈快结束的时候，商铺也快打烊了，男店主和邻近店铺的义乌当地老板边开玩笑边收拾离开。在义乌，有人评价中国穆斯林，认为他们不够努力，理由是：你看有几个穆斯林在开商铺。笔者在大量的访谈中，也发现很多穆斯林考虑创业，都喜欢用惯性思维，而不是反向思维。当你的优势在一个大家都具有同样优势的环境里就不能称其为优势了，甚至可能成为劣势。但是，如果把自己的优势放在大家都缺乏这种优势的环境下，可能反而能得到最好的发挥。其实，上述案例我们已经看到了，商铺也能很好地利用穆斯林的先天资本与资源，并能从穆斯林的主体经济贸易中获益。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阿关系有汉以来相互通好至今几乎从未间断过。义乌的中阿贸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是自唐开始正式建立起的中阿贸易的发展与延续。它秉承了自古至今中阿贸易发展所需的至为重要的两个基本因素：国家政策导向和发展贸易的经济环境。对于义乌来说，其中阿贸易得以萌生和发展主要得利于新时期国家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贸易政策的大力提倡和促进，以及义乌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以商贸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环境和逐渐确立的“全球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的国际经济地位。基于以上两个基本要素，阿拉伯经济特点及其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互补，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对中国贸易以日常轻工业用品为主的需求特点，都使得义乌成为了一个几近完美的为阿拉伯商业民族提供其生存前提的“生产”的共同体。义乌的穆斯林现象看似一个新兴现象，实际上，使义乌穆斯林现象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与历史上的中阿贸易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相反，它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共同性。因此，中阿贸易成为义乌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与其相互间深层次的内在关系密不可分，而这种深层次的内在联动始终贯穿于中阿贸易的发展史中。 第三章义乌穆斯林群体的移入外来穆斯林最早进驻义乌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义乌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品集散地。最先来到义乌的是新疆的维吾尔族商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到义乌的小商品针织袜子市场采购以袜子为主的针织品，因为袜子对维吾尔族妇女来说是必备的生活用品。而随着袜子等针织品逐渐成为喀什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开放口岸的主要外贸商品，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穆斯林商人也开始成为最早来到义乌的外国穆斯林。直到2000年，来往于义乌的穆斯林基本上以流动的行商为主，人数增长缓慢，居留地也相对不固定，穆斯林商人多自行选择宾馆饭店居住，并分别在各自居住地自行礼拜。据义乌清真寺统计：2000年，义乌的外来穆斯林人数总计260人。2001年，出现了义乌穆斯林发展的三个重要拐点：一是义乌设立了20多家穆斯林国家的贸易公司(外国驻义乌代表处)，部分行商发展为坐贾，集中居留于红楼宾馆附近；二是经政府批准，在红楼宾馆设立了浙江省首处县级接纳国外穆斯林的伊斯兰教临时活动场所；三是义乌市政府通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特聘请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阿訇为活动场所负责人。从2001年到2004年，义乌外来穆斯林人数开始快速增长，到2004年4月广交会、义博会(义乌商品博览会)期间，周五来义乌伊斯兰教临时活动场所参加聚礼的人数已达2000多人。随后，义乌穆斯林人数开始快速飙升，从2005年到2007年4月广交会、义博会期间，周五参加聚礼的人数增至7000人左右。而从2007年至今，受2008年金融危机等的影响，义乌穆斯林人数增长较为平稳，周五聚礼人数基本保持在7000到10000人之间。从周五参加聚礼的人数推算，目前常驻义乌的外来穆斯林人口应超过2万人。第一节群体概述义乌现有常驻穆斯林人口数超过2万，其主要由外国穆斯林和中国穆斯林构成，其中外国穆斯林人口占70％左右，中国穆斯林占30％。外国穆斯林来源于中东、中亚、东南亚、南亚、北非及少量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和地区，其移出国主要包括伊拉克、科威特、巴勒斯坦、伊朗、黎巴嫩、叙利亚、约旦、阿联酋、沙特、也门、利比亚、埃及、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马里、突尼斯、摩洛哥、41 苏丹、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中国穆斯林主要来自西北、西南和中东部地区，包括宁夏、青海、新疆、陕西、甘肃、云南、河南、山东等省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等多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现有的义乌穆斯林群体主要集中在两大类行业：贸易和服务业。贸易以贸易公司为主，以工贸工厂、货代和商铺为辅。服务业以清真餐饮业为主，还包括以语言和技能为主的培训业、以买卖电话卡为主的摊贩等。其中，贸易行业集中了绝大多数的外国穆斯林和大部分的中国穆斯林，服务业则以中国穆斯林最为集中，外国穆斯林人数不多，主要集中于清真餐饮业中的规模型餐厅。按社会分层，义乌的穆斯林可以概括地分为商人(老板)层、中间层(包括代理或经理)和打工层。外国穆斯林主要集中在商人层，处于中间层和打工层的仅为少数。中国穆斯林以打工层人数最多，其次是商人层和中间层。此外，各个层级人群的身份构成也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和各自显著的特点。因此，在社会分层的基础上，对群体的区别和特点进行梳理，能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群体的构成和来源，对义乌穆斯林群体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此外，还有两个特殊群体，也是义乌穆斯林群体中的特殊现象和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单独进行说明。商人群体通过调查，笔者对商人层的界定主要通过以下几点：一般有相对固定的办公场所，能够自主完成贸易行业主要的中间环节业务，如有一定的客户源、自己或雇人完成采购等工作。这样界定商人层的主要原因是义乌外贸行业管理相对松散，据多个穆斯林老板反映：目前在义乌相关政府部门注册的贸易公司可能只占现有贸易公司总数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义乌的大部分贸易公司并不正规，甚至有许多是一个人的小公司，但这些往往并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因此，如果按照传统的公司和商人的界定标准，并不适用于义乌。以上对商人群体的界定较为笼统，主要是笔者根据义乌贸易公司的现状做出的划分标准，旨在明确下文中对商人群体的深入描述。外国穆斯林老板主要由传统商人、曾经留学中国的留学生群体为主。中国穆斯林老板除了传统商人、曾经留学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之外，早期来义乌的打工者，尤其是翻译，在经过多年的打拼之后，有些也已经独立开公司当老板。因此，商人群体最主要的构成是传统商人、留学生和较早进入义乌的翻译群体。42 传统商人是最早进入义乌并进行商业活动的穆斯林群体，由于他们更早地介入到义乌穆斯林经济体内进行贸易活动，又往往具备传统商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天性和特质，因此，他们也最早收获了义乌小商品经济带给他们的利益。在义乌，这个群体不仅熟悉义乌的经济环境，而且也基本上具有较为雄厚的财富积累，是发展最快也最为稳健的群体。他们大多喜欢以家族为单位构建自己的经济体系，部分家族成员承担本土业务，部分成员常驻义乌或国外负责国外的相关业务。这类传统商人并不局限于阿拉伯人，也有为数不少的中国穆斯林商人。访谈人：巴基斯坦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6月我父亲在拉首尔市(巴基斯坦)开一家大型超市。我2001年大学毕业，2002年就跟父亲和哥哥来义乌了，之后我留在了义乌，父亲和哥哥回国了。现在我负责义乌的业务，国内的业务由父亲和哥哥管理，我们的生意做得一直都很不错。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类传统商人，他们并非以做国际贸易起家，在本土已经积累起较为雄厚的资本，来义乌经营贸易只是为了进一步的资本运作，其目的也是为了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但这类商人可能较为晚进，对中国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大都较为陌生。对于他们来说，寻找买办和物色合适的代理是发展贸易经济的主要途径和方式。通常他们介入贸易经济的途径是运用自己的商业资本与某些具有留学背景的本国人，或他们认为宗教造诣较高的中国穆斯林联手开设贸易公司，并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分别负责本土业务和国夕l-_k务。到目前为止，这个群体在义乌的穆斯林商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且主要以阿拉伯商人为多。传统商人一般都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但往往忽视对社会地位的获取。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参差不齐，但他们可能积聚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和资本，对义乌穆斯林经济体的构建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留学生群体，包括中外有留学背景的穆斯林商人，他们一般都拥有更利于贸易经济发展的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留学经历一般更便于积累两个互为贸易的地区或国家的国情背景、政策导向、经济策略、文化环境等相关背景知识，以及自然而然地获取语言优势。同时，留学生多多少少都能构建一些有利的关系网络，并以此建立畅通便利的信息渠道、人脉关系和客户资源。基于此，他们也更容易形成一种心理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感，在出国考察、参展和贸易谈判中取得优势。因此，义乌穆斯林中的留学生群体大多数都选择自己创建和经营贸易公司，利用上述多重优势，其大部分经营状况都尚佳，基本上处于经济结构的中上层地位。此外，由于留学生是义乌文化素养相对较高的人群，本土留学生在阿拉伯国43 家主攻的方向往往是信仰、教法和阿拉伯文化，外国留学生则大多来中国学习理工科学。因此，他们往往更具社会责任感，且有能力肩负更多的社会担当。在义乌，他们中的很多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文化的传播者、信息桥梁的建设者、地域性组织的领头人⋯⋯总的来看，留学生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对义乌穆斯林经济体的形成及伊斯兰文化的建构起到了中坚的作用。从年龄层次来看，他们大多处于中青壮年阶段，勤于学习、善于沟通，勇于创新，是很多年轻人心目中标榜和学习的楷模，在义乌穆斯林群体中处于经济和精神引导者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留学生群体的发展轨迹对义乌穆斯林群体的共同发展具有难以撼动的影响力。早期进驻义乌的中国穆斯林翻译是构成商人群体的另一个主力。这部分人群一般具有显著的语言优势，加之多年实践经验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使他们在义乌贸易公司相对未饱和阶段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发展至今，大部分公司的业务都已经较为稳定。他们中的大多数同留学生商人群体一样担当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宗教活动的义务。，二、中间层群体中间层是处于商人和打工群体中间的代理商、经理和少量的高级打工者。代理商大多数由中国穆斯林担任，基本上服务于传统商人的贸易公司，更多的是为较为晚近的外国穆斯林商人打理其公司的中国相关业务。因此，他们不是公司的所有者，而是经营者，但也伴有合作者的角色，也因此他们的收入常常以年薪为主，或在固定工资之外有一定的提成。总的来看，收入较高。经理一般在较大型的贸易公司做管理和经营的工作，由于义乌大部分的贸易公司的管理体系都不太正规，因此经理的定位也相对模糊，但总的来说，他们处于普通打工者的上层，在收入和待遇上较打工群体高。高级打工者，主要是外国穆斯林，他们一般由驻义乌外国代表处的总部派往中国工作，收入和待遇都高于其他普通工作人员，但具体工作又与他们雷同，比如担任财务工作、翻译或库管。笔者在调查中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从中了解到，尽管具体工作差不多，但他们的工资大致是其他普通员工的三至五倍。此外，高级打工者还包括规模型餐厅的主厨，一般中式餐厅以中国人担任主厨，但义乌占比较大的西餐厅和中西餐餐厅，则一般会聘请至少一个外国人担任西餐主厨。他们的工资一般较高，调查中笔者了解到，较高的 一般有年薪二十万左右的收入。中间层群体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这同义乌穆斯林贸易公司及清真餐饮业等的管理体制不无关系，但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角度切入，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将他们区分出来。三、打工群体打工层是义乌穆斯林人数最多的群体，基本上以中国穆斯林为主，其性别多为男性，但近年来女性穆斯林也不断集中在这一层，并且人口数也呈现出逐渐扩大的态势。在笔者的调查中，无论男女，打工层最主要的构成是阿拉伯语学校的毕业生。因此对这个群体，笔者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从整体上看，在义乌，宁夏翻译占到了翻译群体的六成以上。这不仅因为一直以来宁夏具有较好的阿语学校的产业基础，而且随着义乌穆斯林外贸经济的迅猛发展，宁夏也是较早开始重视阿语学校产业化发展的省份之一。在2000年之后，新的阿语学校不断创建和重新挂牌，生源也十分充沛。其详情可见下表。表4：宁夏阿拉伯语学校2010年基本情况一览表(以创办时问先后排序)学校名创办地址师资情况学生人数毕业生就业情况时间人数堡伏桥1990宁夏28位(女校350多人(男80人左少部分来义乌，大部分阿语学年银川13位，男校女生混校，分右去广州打工，现已有近校市15位)开授课)1000名学生，20多位老师在义乌就业老坟寺1993宁夏8位120多人(男2仔一30大部分在义乌打工中阿学年同心女生混校)人校县维州镇石嘴山1995石嘴6位50多人(全部10人左个别人来义乌打工市中阿年山清女生)右学校真大寺内东阳女1996宁夏10位120多人(全30人左少部分来义乌的，早婚校焦同心部女生)右使学生流失严重县维州镇杏园女1998宁夏8位100多人(全2伊一30部分来义乌打工校焦同心部女生)人45 县维州镇同心县2004宁夏5～6位70多人(全部l伊一20部分来义乌打工清真北芷同心女生)人寺中阿县女校吴忠市2005宁夏10位120多人(全20人左大部分来义乌打工枣园阿年吴忠部男生)右语学校市同心西2005宁夏15位300多人(全4伊一50少部分来义乌，学校办寺女校年同心部女生)人学宗旨侧重培养穆斯林县女性的思想品质宁夏同2006宁夏7_一8位80多人(全部20人左大部分来义乌打工心县焦同心男生)右预海阿县语学校宁夏国2008宁夏30位左右2008年招生2010年际语言年银川500多人(男尚无毕学校市永女生混校授业生宁县课)吴忠市2009宁夏12位200多人(全2010年中阿女年吴忠部女生)尚无毕校市业生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调查编制。表4反映了宁夏11所阿语学校的基本情况，其中6所学校创建或重新挂牌于2004年以后，而2004年恰恰是义乌穆斯林群体移入的一个高峰期，这似乎有效地印证了以下几点：首先是义乌穆斯林的贸易经济对内地阿语学校产业化所具有的推动力。其次，在2010年11所学校的毕业生中，有9所学校的学生来义乌打工，其中3所学校的大部分毕业生、2所学校的部分毕业生，及4所学校的少部分毕业生会选择来义乌打工，还有2所学校2010年没有毕业生，由此可见，内地阿语学校毕业生为义乌贸易经济体提供了大量的人员补充。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堡伏桥阿语学校，在11所学校中，它的地位最为突出，不仅创建的时间最长，而且到目前为止已经向义乌输入了近1000名学生和20多位老师。该表经一位知情人口述，可能部分内容会有遗误。但从该表反映的2010年宁夏阿语学校的基本情况，以及通过对义乌穆斯林经营的贸易公司情况的调查，义乌的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的打工层以这些阿语学校毕业生为主体，辅以其他途径学习和掌握阿语的穆斯林，!Zl：l-从地方清真寺的阿语学习班学习阿语或在一些设置了阿语专业 的大学外语系院学习或培训过的人员，构成了输往义乌从事翻译及相关服务性行业的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图1：2010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义乌主办的宁夏阿语人才联谊会除了宁夏，河南、云南、陕西、甘肃等地也是阿拉伯语翻译的主要输出地，分布着数量不等的阿语学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阿语学校也与义乌穆斯林外贸企业之间形成了相互问积极地互动作用，义乌穆斯林贸易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带动了这些地方阿语学校的兴盛。而经过当地政府、阿语学校经营者、阿语学校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使得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阿语学校的毕业生之间逐渐构建起不同规模层级的关系网络，凭借这一层层的关系网络资本，阿语学校的毕业生们源源不断地来到了义乌。四、特殊群体特殊群体包括曾经的宗教从业者和女性穆斯林群体。曾经的宗教从业者之所以特殊，主要因为他们的年龄层次、身份经历都较为多元复杂，其目前所从事的职业分布十分广泛，且又多多少少同他们曾经从事宗教事业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义乌他们的人数占比较大，最重要的是人们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也较为复杂。而女性穆斯林在2004年之前是绝对的少数群体，但随着义乌对外政策制度的变化和经济环境的变迁，从2004年开始大量涌现义乌，成为了一支不可忽47 视的群体。在田野调查中，这两类人群都引起了笔者强烈的好奇心，也是笔者重点关注的人群。(一)“阿訇城。’’里的宗教从业者义乌被很多人私下里称为“阿訇城”，在笔者大量的访谈过程中，也能深深体会到这一指称的含义。从贸易公司老板到普通翻译，甚至到夜市上摆摊设点的小摊贩，从50岁左右的中年人到年仅20岁的年轻人，甚至不分性别，都有为数不少的曾经的宗教从业者。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一指称其实有着褒贬不同的意味。有人觉得宗教从业者是最接近神圣的群体，放弃阿訇的身份而从事世俗的商业活动，有损他们的身份。访谈人：回族，男，河南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0年7月有一次我在义乌遇见了我家乡的一位老阿訇，我当时心里很难过，因为他是我小时候最敬重的人，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听他讲经，可是没想到他竟然来义乌当翻译了，他的形象一下子在我心里一落千文。但更多的人能够接受他们，是因为伊斯兰是一种崇商的文化，而且伊斯兰的经典也没有规定宗教从业者不能经商，甚至穆罕默德本人也是商人出身。然而，从另一个思考维度反观，“阿訇城”这～看似单一的指称背后，可能隐含了一种更具深刻内涵的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阿訇城"如此直观地反映了内地宗教从业者“下义乌”的普遍现象，让人似乎很难判定它只是作为一种单一的偶然的社会现象而存在，恰恰相反，它应该有着某种不得已的内在动因。实际上，通过笔者的调查，以及凭借笔者对内地伊斯兰文化以往的了解，义乌的阿訇群体现象与内地伊斯兰宗教文化和宗教体制有着直接而必然的联系。在中国内地较为传统的穆斯林聚居区，有些地方阿訇可能是一种具有终身制或世袭制的“职业”，而有些地方采用的是一种轮换制。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在采用轮换制的地方，阿訇的任期一般都在两、三年左右，是否能够续期要靠民众，更主要的是靠清真寺管理委员会成员和地方乡老们的推举，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续任的阿訇就不得不离开去别的清真寺或到外地重新“就业"。因此，我们可能会发现在甘肃的某一个坊了7上，常常任用的不是“甘肃阿訇"，而是“河37坊：也称回坊，源于唐代，是唐时的一种区域划分。唐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容纳了大量从西亚、中亚迁入的穆斯林。随着大量穆斯林的涌入，伊斯兰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为了宗教活动48 南阿訇”或“新疆阿訇”。由此可见，阿訇职业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因而，阿訇群体本身也是具有一定流动性的群体。此外，阿訇的收入一般也不是很稳定，在更多的地方，阿訇可能只扮演单纯的宗教文化引领者的角色：而不参与清真寺的管理。因此，清真寺里的支出，包括阿訇自己的收入可能大都由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等地方性宗教组织来管理和支付。有的时候，在某些地方，阿訇的收入甚至十分微薄。仅从经济角度来看，阿訇并非像想象中的地方宗教领袖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最后，内地(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和义乌经济所形成的巨大的落差，对经济落后地区的穆斯林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遍的推拉效力，对阿訇群体也自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总的来看，一方面，内地部分阿訇职业的不稳定性和微薄的收入，使得这部分宗教从业者不得不寻找其他谋生的途径。另一方面，义乌在经历了十几年穆斯林贸易经济的发展之后，在内地穆斯林群体中已经创造出了难以想象的“财富神话”。此外，阿訇的职业特点也使得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阿拉伯语水平，这使得他们具备了最基本的“下义乌”的生存技能。因此，在地方经济的压力和义乌经济张力的双重作用下，出现了内地伊斯兰宗教从业者大量“下义乌”的现象。这一群体最大的特点是分布于义乌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具有十分广泛的职业构成，包括：义乌小礼拜点的阿訇(继续的宗教从业者)、外贸公司老板、餐饮业老板、外国公司的经理(代理商)、翻译、服务员、小摊贩等等。在本土穆斯林群体眼中，他们过往的身份可能常常使他们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而在部分外国穆斯林眼中，他们可能标榜了更高的信仰操守和信誉，因此往往是物色代理商时的首选对象。(二)女性穆斯林女穆斯林群体，基本上可以分两部分：外国穆斯林女性以家眷为主，她们基本上不参与义乌的经济活动；本土穆斯林女性则主要目的是来义乌打工。外国穆斯林女性入驻义乌基本上从2000年左右开始，但大量入驻及群体数量明显增多是在2004年前后。主要原因是从2004年开始义乌政府对外国人的签证有所放宽，相关文件规定：在义乌设常驻办事处机构的外企，每个办事处可发放4个1年期和生活的方便，穆斯林依清真寺而居，这种布局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每座清真寺都形成一个“坊”。49 签证，这一规定极大程度上解决了常驻办事处人员家眷的驻留问题，因此，女性家眷大量移入义乌。本土女性穆斯林明显增多大概是从2007年前后，这一时期，义乌劳务市场出现了一个新景象——一部分外贸公司开始倾向于选择女穆斯林翻译，有些甚至在招聘广告中明文规定只招女翻译。访谈人：回族，女，宁夏人，贸易公司代理商，时间：2010年6月我2001年来的义乌，当时外国穆斯林妇女还很少，中国女穆斯林就更少了，在市场能见到几个，大概也就10个人左右。2003年下半年开始，先是也门人带家眷来了，接着外国穆斯林妇女多了不少，到了2006年就一下子多了起来。2004年，中国的女穆斯林也多起来了，当时工作很好找，对翻译的需求量很大，从2007年开始，翻译的工作就开始没前几年那么好找了，但女穆斯林反而相对较好找工作，因此来义乌的女同胞越来越多。以上是一位较早来义乌的本土女穆斯林十年来的见证。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但说来并不奇怪。部分外贸公司老板，尤其是外国穆斯林老板并非突然换了口味，而是在经历了10年左右的招工经验后发现，男性穆斯林翻译群体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主要有：吃回扣问题；员工素质参差不齐，出现过少量员工与老板之问发生辱骂事件或肢体冲撞事件，而这些都给男性翻译群体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此外，中国经堂教育一向有女学的传统，从表4中也不难看出，在所统计的宁夏的11所阿语学校中，有6所女校，另有3所阿语学校男女混招，而且女性生源也似乎较为充沛。因此，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本土女性穆斯林翻译市场不仅已悄然形成，而且似乎比男性穆斯林翻译市场更强势。除此之外，义乌餐饮业的服务员也以女性穆斯林为主，随着餐饮业的不断发展，部分女性穆斯林得以转移到餐饮业就业。另外，如：办公室工作人员、清洁工、家政服务人员等在内的诸多服务型职业和职位，都为女性穆斯林提供了更为宽泛的就业面。综上所述，外国穆斯林商人群体具有显著的性别倾向性，几乎90％是男性，以青壮年为主，在商人群体之外，外国穆斯林女性以家眷为主，一般不工作也较少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此外，外国家庭基本上都有两个以上孩子。整体估算，他们的群体占比很大，几乎占到了常驻义乌穆斯林人口的七成，但群体构成相对单纯，从事的职业也较为集中，大部分经营贸易公司，少部分从事餐饮业。而且50 整个群体集中在经济和社会地位都较高的老板或经理层，少数处于中层管理和高级打工层，如：餐厅的主厨。本土穆斯林群体的构成相对复杂，但大致可以按三个层级进行分类：其中打工群体占比较大，大部分主要集中在外贸公司从事翻译工作，小部分集中在餐饮业处于服务层。这一层级的穆斯林以年轻人为主，大部分是阿拉伯语学校的毕业生，性别从以男性为主发展到近两三年女性逐渐增多的态势；处于中间层和从事代理买办的群体主要以曾经的宗教从业人员为多，再加上部分留学生，他们普遍较打工层年龄偏大，性别构成仍以男性为主。而处于商人层的少数群体主要集中在曾经留学阿拉伯国家的大量归国留学生群体和早期从事翻译工作的群体中，年龄段集中在青壮年，以男性为主，基本上是本土穆斯林群体的中坚力量。第二节群体移入的途径——关系网络义乌穆斯林群体的移入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点。最先移入义乌的是传统商人及为外国商人服务的翻译人员(最早进入的打工者)，人数较少，以男性为主，在2000年之前总共只有一、两百人。2000年开始，群体移入的规模和节奏都大大加快，除了传统商人，留学生群体、阿语学校的毕业生、曾经的宗教从业者都开始大量进入，仍以男性为主，人数很快达到了几千人。从2004年开始，移入的主体仍然是传统商人，留学生群体、阿语学校的毕业生、曾经的宗教从业者，但女性穆斯林开始显著增加，尤其是外国女性家眷人数开始大大增加，这一移入的高峰基本上持续到2005年，之后移入的穆斯林人数开始稳定，但仍处于上升趋势。2008年，女性穆斯林又有了显著增加的态势，这次主要是中国的女性穆斯林打工群体的进入。到目前为止，义乌的穆斯林群体的移入仍然逐年增多，据近期义乌清真寺工作人员根据每周五参加聚礼的人数估计，常驻义乌的穆斯林应该远远超过了2万人。对于这样大量的群体移入现象，笔者曾经对义乌的劳务市场做过相关调查，通过了解和多次亲临观察，发现义乌穆斯林通过义乌的劳务市场移入义乌的少之又少。究其原因，笔者发现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劳务市场主要的招工企业多是加工厂，这类工厂多是义乌当地人开办，虽然基本上都提供工人食宿，但多数没有清真食堂，难以满足穆斯林饮食习惯的要求。在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相关情51 {，cl：访谈人：义乌人，男，相册加工厂老板，时间：2010年7月有一次，我们找了十几个工人，其中有六七个是回民，他们提出开清真灶的问题。我跟他们说，你们再找一些人来，凑够二十个回民，才给开清真灶。就这么几个人怎么另开灶呢?后来，他们都走了。访谈人：回族，男，宁夏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问：2010年5月我第一次来义乌，呆了半个月没找到工作，后来一家工厂招工就去了，但呆了没几天就离开了，他们没有清真灶，我也不能天天吃方便面呀，没办法，离开工厂我就回家了。另一方面是，这类工厂要求的工种多是技术工或操作工，这类工作技能是大部分出自农村的穆斯林青年难以具备的。由此可见，劳务市场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穆斯林多难以适应，因此，义乌穆斯林移入的主要途径并不是劳务市场。通过大量的个人访谈，笔者了解到大部分的打工群体是凭借着一定的关系网络移入义乌的，而对创业群体而言，其移入的途径则较为多样，有凭借一定关系网络的，也有单枪匹马来闯荡的，但总的来说一般都需要通过一定关系网络的信息渠道。与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具有“差序格局”特点的中国人传统社会网络有所不同，虽然社会资本的网络纽带基本上都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等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展开的，但义乌穆斯林群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处于迁移中的群体利用和开发关系网络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就业或创业的信息和机会。而当迁移就业成为一定数量的人的行为时，就会形成各种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资本。一、人类学关于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最早是由法国人类学家布尔迪厄在发表于1979年的《区别：趣味判断的社会判断》中提出的。他提出了三种资本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但关于社会资本的分析主要在他1985年用英文发表的《社会资本的形式》一文中，其明确指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同某种持久性的网络占有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网络是一种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体制化关系网络。然而，之后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科尔曼，他在1990年发表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提出：社会资本是为一种达成某个目的的生产性因素，它是藏于社会结构中的，基于信任的关系资源；它在两个人52 之间创造出明显的责任，同样也构成为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明显的责任便是双方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就能利用的资源，就像人们在银行里存了一笔钱，将来可以随时取出来使用。在科尔曼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更为深入和较为全面界定的是波提斯，他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依赖网络或更大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之间互相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依赖于个人，而是依赖于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社会资本还具有某些独有的特质：其一，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它不能离开个人而独立存在，但又不完全依赖于个人；其二，社会资本一旦存在就不会属于个人，而必须是至少两人共用和使用的东西，它是纯粹的公共物品，比如：信任关系；其三，社会资本是大家能感觉其存在，却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之物。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的，它是一个社会网络，特定行为者占有资本的数量依赖于他所占有的网络的规模和数量。(张继焦，2004：76—77)38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关系网络是构成社会资本的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因素，且它作为一种无形资源表现为某种信任关系、信息网络、权威关系和创建的相关组织等。关于社会资本，社会学又将其划分为两大类：“先赋性”或“存在的”社会资本和“获得性"或“生成的”的社会资本。具体到相应的关系网络，可简单概括为格兰诺维特所划分的人们之间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其对强弱关系的划分主要基于人们之间互动的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等四个方面的尺度。由此，血缘、亲缘无疑是最强的强关系，其次是业缘和朋友关系。而一般的相识属于“弱关系"。二、关系网络：群体就业的社会资本义乌穆斯林群体就业所涉及到的关系类型，大致分为：(1)以家族为中心的亲缘关系；(2)基于师生、同学和朋友的老地缘和业缘关系；(3)新建立的朋友、同事等新业缘关系。这三层关系类型表面上似乎彼此孤立存在，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层层延伸的。基本上，关系网络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亲缘关系为内核，逐渐扩展为同学和朋友的老地缘和业缘关系，当个体熟悉了移入地的环境之后，尤其是需要再次更换工作时，往往已经发展出了一定的新业缘关系，而新业缘关38张继焦，《城市的适应》，商务印书馆，2004，第76—77页。53 系常常成为个体再次就业中重要的社会关系资本。(一)亲缘关系在义乌穆斯林群体移入和就业的社会资本中，以家族为中心的亲缘关系仍然是最基础的社会关系。首先，义乌的穆斯林小企业，包括外贸及相关企业、餐饮业及相关企业中，家族企业都占有不小的比重，这样的企业员工一般主要以家族亲属成员为主。而这样的家族式小企业通常丈夫是企业主，妻子管理财务，雇用的员工基本上是家族亲属。从社会关系上来看，企业主夫妇之间的家庭关系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家族亲缘关系相对于家庭关系处于从属地位。且社会关系发展的模式基本上是企业主夫妇先来义乌打拼，等企业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再不断地将亲疏不同关系的亲属带到义乌。因此，家族亲缘关系不仅是最基本的社会资本，而且也是强关系的社会资本。在这类家族企业中，家族亲缘关系是在招募和雇用员工时所利用的主要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反过来，也是家族成员在寻找工作时最先考虑和最经常使用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访谈人：回族，女，西安人，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6月我的公司从上到下都是自己家人，我的弟弟、弟媳妇、两个哥哥和嫂子、侄女，我老公的弟弟、侄子还有外甥都在我们的公司。访谈人：回族，男，宁夏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o年6月我来义乌主要因为我表哥在这儿开外贸公司，这样基本上有保障，尤其现在翻译的工作不好找了，有很多人几个月都难找到工作。其次，亲缘关系还被经常性的运用为工作中介似的社会资本。大多数来义乌的穆斯林打工者，在来义乌之前最先考虑让有亲缘关系的亲属为其推荐工作，不仅如此，很多时候连最初的落脚点也需要通过这一关系来帮忙解决。反过来，在义乌已经落下脚的穆斯林打工者们往往在得到工作方面的信息时，也会首先考虑告诉有亲缘关系的亲属。访谈人：东乡族，女，甘肃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0年4月我先来义乌的，之后把我妹妹带来了。我在外贸公司做，看见一家货代公司招人，就叫我妹妹来了。现在，我表妹也过来了，我们三个住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亲缘关系被认为是最为可靠的社会关系资本。不仅如此，对于穆斯林来说， 这种关系能够提供更多的便利。尤其是在穆斯林群体最初移入义乌的时候，穆斯林餐厅甚至牛肉面馆都很少，清真食品和用品的买卖也极不方便，如果有了一定的亲缘网络为根基，首先可以帮助解决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因此，以家族为中心的亲缘关系是义乌穆斯林群体移入义乌时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资本。这一社会资本最为实用和牢靠，但它也有一定的缺陷，其一，亲缘关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所拥有的信息渠道较为单一，信息量也十分有限；其二，亲缘关系往往不能多次性使用，义乌穆斯林打工群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他们中有些更换工作的频率较大，当需要再次或多次就业的时候，往往亲缘关系就难以再利用了。由此可见，大量的穆斯林群体移入义乌，且在义乌贸易公司之间不断的流动，有些甚至在义乌与相关城市，如广州之间流动，这时仅仅依靠亲缘关系就会难以应付，因此，需要寻找更为广泛或发展出更新的社会关系资本。(二)同学和朋友关系鉴于以上原因，同学和朋友等关系网络就成为了义乌穆斯林群体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笔者调查发现，在义乌打工群体中，同学和朋友资本是利用最多的社会关系资本。由于义乌打工群体的主要构成是阿拉伯语学校的毕业生，这一群体构成本身就潜在着广泛的可被利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不仅如此，在笔者的调查中还发现，这一群体的同学关系具有比表象所显现出的更为广泛的资本范围。不仅因为同一学校不同届的毕业生之间彼此交错互相介绍认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一群体中，很多学生不止在一个阿语学校就读过，一部分学生读阿语学校的时间很长，时断时续，而且会经常性地在同一地区的几所不同的学校轮换就读，甚至有些会跨不同地区和省份上学，这无形中大大扩大了同学、朋友关系网络的广度。访谈人：回族，男，宁夏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0年5月我来义乌刚两个月，是同学叫我来的。我来义鸟家里不是很赞成，主要因为我爷爷是阿訇，他希望我以后也做阿訇。因此我从小也有过当阿訇的梦想，最开始我在银川民族培训班学了两年阿语，之后到兰州的兰阿中专又上了4个月的学，最后我又到甘肃临夏的魁星阁经堂学院学习了两年。访谈人：回族，男，宁夏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o年5月我学阿语是时断时续的，最初，初中毕业后到宁夏经学院学了半年，不想学 了就回家在一家餐厅打工，后来又去同心阿语学校读了不到一年，差不多快满一年了，又有同学叫我去葛当店，在那儿我又呆了半年，最后还是回到宁夏经学院学完了一年。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笔者还没有进一步追踪研究，但就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不是一个偶然或个别的现象，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内地回坊阿訇轮换制使得阿訇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不无关系。总的来看，同学关系不同于亲缘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恰恰弥补了亲缘关系的不足，其一，同学关系一般较为分散，也非常广泛，它拥有更为丰富的信息渠道，信息量也十分庞大；其二，同学关系具有多重性，当需要再次就业的时候，不同的同学关系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三)新业缘关系新业缘关系包括新认识的朋友、同事、邻居等，以及在工作岗位上建立起来的服务型关系，比如：客户和翻译之间。这种关系有刻意建立起来的，也有在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在笔者访谈中，了解到贸易公司的工作人员往往会试图刻意建立客户和翻译之间，或厂家和翻译之间的关系。这中间不乏有一些灰色地带，但总的来说，大部分的翻译都会注意培养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因为往往一个大的客户，可能能够成就一个打工者的创业梦想。至于厂家，通常是需要维护的关系网络，除了更好的厂家关系可以为客户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之外，厂家往往还会提供额外的实惠。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的新的业缘关系，主要是同事、邻居和朋友。但往往这些关系也是个体需要积累的必要的社会资本，尤其当一个个体的身份发生改变之后，比如某个个体从一个打工者变成了代理商，他的诸多仍旧处于打工层的同学关系所能提供的信息就会与他现在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不匹配，因此就需要扩展新的关系网络。此外，笔者发现义乌穆斯林群体普遍与义乌当地人较为隔膜，与之发展的关系网络也十分单一，除了上述厂家关系之外，最主要的关系是建立在房客与房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家长与老师等其他较弱的关系。访谈人：回族，男，甘肃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0年5月我来义乌后，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但几乎没有义乌当地人，除了一些厂家的 人。我所知道的同事和朋友也几乎都没有义乌朋友。首先，我们没什么时间，周末一般只有一天休息，但大多数时候连一天也没有，除了与工作相关的朋友和一些以前的朋友偶尔聚聚，平时没什么机会结识新朋友。其次，我们和义乌当地人很难交往，要交往总要经常一起吃吃饭吧，可总不能老让人家随我们呀!访谈人：保安族，男，甘肃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0年4月跟我关系最好的义鸟当地人就是我的房东了，他人很不错，有时我没有按时交房费，他也从不催我。有时他还很客气地邀请我一起吃饭，我当然是拒绝了，但给他解释了半天什么是“清真”，他好像还是不太明白。不难看出，义乌穆斯林群体与义乌当地人建立起来的十分微弱而有限的关系中，提供就业等重要信息的可能性较低。这其中的原因可能主要同宗教信仰有关，伊斯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方面的禁忌应当是义乌穆斯林群体与义乌当地人之间在交往过程中最难以逾越的障碍。义乌的穆斯林群体，尤其是打工群体十分庞大，但到目前为止，义乌还没有设置专门的穆斯林职业介绍机构。因此，由于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原因，通过义乌的劳务市场寻找就业机会的穆斯林并不多。而以家族为中心的亲缘关系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实际上，义乌穆斯林打工群体移入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依靠同学和朋友等关系网络。除此之外，义乌穆斯林在中穆网上的义乌社区内也适时会提供一些招聘信息。另外，还有一条更为快捷的信息流通渠道，就是一个主要成员由五爱学习班学员39组成的QQ群。这个QQ群本来的目的是为了让学员们相互沟通学习班的重要信息，如：上课时间的调整、新近的讲座通知等等。然而，目前这个QQ群已经成为了学员问，甚至已经扩大到了学员之外的一些穆斯林群体中的一个交流招聘信息的园地。义乌穆斯林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在不断地借助现代网络平台和通讯设施而无限地延伸出去，并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供了层次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源。三、“弱关系"——创业的社会资本义乌穆斯林所经营的外贸公司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迁移创业型企业。虽然这类企业从创业之初直至发展成熟，其经营的主要业务都是外贸，但严格地说，这类企业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国家体制和城市社区的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并以专39一个穆斯林群体自发组建的信仰学习班，以下会有详细介绍。57 门产业为先导纳入到了义乌城市社会的经济机构当中，形成具有某种特质的经济行为。从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嵌入性角度来分析，这类企业的经济行为都不同程度上嵌入于某种社会关系之中，而关系网络、信任和规则等又共同构成了社会资本(张继焦，2004：79)400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关于海外华人企业以及少数民族城市迁移者具有民族特色企业的两类研究中，亲缘网络资本都被认为是其创业和致富的重要因素，其中亲缘网络包括家庭、家族、血缘关系、姻亲关系等。表面上看，义乌穆斯林贸易公司的一个重要形态是家庭经济，似乎“强关系”在其创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据调查，绝大多数的义乌穆斯林外贸企业是凭借“弱关系"而创业的。在义乌，无论中外穆斯林经营的贸易公司，其企业主中最具生命力的一支是具有留学背景的群体。此外，在外国穆斯林企业主中，财力联合体是另一支重要的企业组成模式。而在中国穆斯林企业中，宗教造诣较高的群体和拥有创业野心的群体构成了次重要的企业主群体。以上几类企业创业立足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几乎都不是社会学所界定的“强关系”，即“先赋性”或“存在的”社会资本，而更倚重“获得性’’或“生成的”社会资本。(一)教育资本“获得性”资本包括教育、努力、机会、选择等。在义乌穆斯林外贸企业中，教育，尤其是留学的教育背景是最为凸显的创业资本。义乌留学生群体一般首先具备在留学生之间构建起来的“链式网络关系"，即：一个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在语言不通的陌生环境里首先会跟相关的留学生组织取得联系，以获得生活上的便利。通过这样的组织，留学生往往一个介绍一个，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认识大部分相同背景的学长、同学、学弟学妹等等，甚至有机会认识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出“网状网络关系"，即：通过认识的留学生群体去交错认识当地人和其它社会背景的人。比如：一个留学生可能将自己认识的某个当地人介绍给数个留学生认识，这个当地人再将自己的当地朋友或其他社会背景的朋友介绍给这数个留学生认识，以此类推，一个留学生的关系网络就会呈基数增长。尽管这诸多关系可能会发展出朋友式的“次强关系”，也可能仅仅停留在彼此认识上的“弱关系"，但建立在这种单纯情感基础上的关系网络往往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40张继焦，《城市的适应》，商务印书馆，2004，第79页。58 一方面由于经历了同在异乡的共患难之后，或者即使不是同一个年级层次的，仅仅是有过同是异乡人的处境，也都更容易建立起值得珍视的友情。当某位同学创业成功之后，在需要合适的合作伙伴或担当重任的帮手时，都会积极地运用起自己的同学关系。访谈人：回族，男，青海人，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o年7月我1993年留学沙特阿拉伯麦地那大学，1999年回国，先在一个阿语学校任教，后来又在清真寺任过两届阿訇。2005年，和我当年一起留学麦地那大学的同学找到我，想跟我合伙在义乌开公司，我就来了。从一开始我们的生意就很顺利，主要是我们的语言优势，还有在国外多年的积累，找客户资源相对比较容易。而在留学时接触到的大量的当地同学和当地人，朝夕相处几年之后，彼此也能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关系，而他们很可能是潜在的客户资源，或者成为联系客户的中介资本以及十分重要的信息源。由此可见，留学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对一个做外贸的企业主来说是创业的优势，它不仅表现为可视的关系网络资本，而且它也形成了一种心理和文化上的优越感，在出国考察或参展、外贸谈判、信息咨询、风险预防等等方面都具有更强的优势。这也是笔者通过对义乌诸多中外穆斯林企业主访谈后获得的最大感受一一这类“留学生外贸公司”成功创业的几率更大，其企业也更容易借助自身的这一优势做大做强。(二)财力+社会资本而在关于外国穆斯林企业的调查中，笔者发现除了留学资本之外，企业主的财力是创业的另一个主要优势。财力本来属于经济资本讨论的范畴，但笔者发现在外国穆斯林驻义乌的贸易公司中，它往往和某些社会资本结合起来发挥作用。外国穆斯林开设的贸易公司的基本模式并不以“家族企业"为主，而更易在地缘或业缘关系基础上发展成多个企业主的股份制企业，即：同一个国家相同行业的个体户的联合。这里面不乏强大的财力资本与关系资本相结合的案例，比如：“弱关系"的一方具有较强的财力，而另一方是有较强关系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留学生，他们联合组成股份制的贸易公司，分别管理本国业务和国外的相关业务，这样的企业往往不仅更容易做大做强，而且可能发展成为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垄断型企、Ip。59 (三)机会资本与外国穆斯林不同，中国穆斯林在创业中除了利用教育资本之外，一般在财力上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中国穆斯林在创业中往往可以利用某些特殊资本，如：信仰和野心。这两种“资本”属于机会资本，是“获得性”或“生成的”的社会资本。信仰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社会资本，是因为对于穆斯林来说，宗教认同是其群体内最重要的认同模式，也是建立其它认同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等同甚至超过亲缘上的认同，即：一个当过阿訇的人可能比一个远亲更值得信赖。也因此构成了义乌外国穆斯林贸易公司的一种企业模式——外国企业主聘请中国穆斯林经营自己的外贸公司。这种模式往往发生在“弱关系”中，通常是通过相关的朋友介绍教门较好，或更多的是当过阿訇的中国穆斯林为自己全权代理公司在中国的相关业务，其信任机制几乎完全建立在宗教伦理的约束之上。由此，也出现了中国穆斯林与外国穆斯林合作，共同创业的股份制企业模式。、．野心似乎正好与信仰相反，甚至可能破坏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的信任关系。但客观地分析，当一个普通员工借助所在公司的资源和自身的能力创造出足够大的业务量的时候，或者换句话说，企业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再以雇用的形式驾驭业绩优秀的某位员工时，企业主要么改雇用为合作关系，要么允许其独立出去成立自己的公司。当然，这位员工也一定首先要具备“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的野心。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分析，在实际情况中，有很多是羽翼还未丰满的员工，被某个较有实力的客户拉出来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或者，某个有一定客户量的员工，在建立了较好客户源的基础上，自己开公司。这里的野心是建立在掌握了一定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才能发生作用的资本，它具有某种个体差异性，并不是每个有能力的员工都有当老板的野心。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外贸公司最有价值的资源无外乎是客户，而在很大程度上，公司又很难有效地控制客户资源以及员工掌控客户资源的能力，因此就不能避免老员工和老客户源源不断地流失、创业。以下是笔者访谈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访谈人：回族，男，宁夏人，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7月我最早在一家大型中外合作的外贸公司做翻译，2003年底这家公司解体，大部分员工留在了中方公司，而我到了外资的一方，这样我基本上从该公司的组建 开始重新起步，担任其重要负责人之一。由于我在语言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并且有在当基层员工时锻炼出来的-9客户互动的能力，我逐渐被老板委以重任，公司的发展势头也不错。但遗憾的是，我跟外国老板在管理上有一定的分歧，而我在员工的管理上也确实比较缺乏经验，使得每年员工的流失量和流失率都居高不下，也曾出现员工管理失控的情况，并与一些老员工结怨。最终，我选择了离开，2009年8月我正式注册了自己的公司，现在我公司的客户有80％是原外国公司的客户，原公司一半以上的员工也到了我的公司。总的来说，我在原公司的创业发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我也很遗憾，原公司发展到了现在这样的状况。也许有人认为野心应归属“先赋性’’资本，是一个人的天性使然。但笔者认为，野心在这里主要表现为“获得性”资本中的努力和机会。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往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并懂得把握机遇。除此之外，血缘、亲缘、姻缘以及朋友等“强关系”也在一部分义乌穆斯林外贸公司的创业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更突出表现在穆斯林个体的就业中，是移民就业过程中重要的社会资本。因此，尽管不能否认“强关系”在穆斯林创业中也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义乌穆斯林贸易公司最重要的创业资本是“弱关系”带来的。这又不同于格兰诺维特在其《弱关系的力量》中对在美国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分析41，而是具有某种伊斯兰独有的文化特质。首先，教育所带来的资本并非随意的，也不是越高且越倾向于外贸专业就越有优势，而是定向的，不仅以穆斯林的身份为前提，以特定的文化为基础，还需要建立在穆斯林的认同之上，才能形成有共同认同基础的特定的社会关系资本；与此同时，一定的经济资本如果想要涉足外贸行业，也不能是盲目的，必须与一定的社会资本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的达到追求较高利润的目的；而建立在宗教认同基础上的公司合作模式是基于伊斯兰文化特殊语境下的关系资本的创造，非伊斯兰文化不能解读；最后，由于义乌穆斯林外贸企业的管理缺陷，又为其底层员工提供了创业机遇，对本企业来说是资源的流失，但对创业者来说，是获得了创业的资本。41格兰诺维特在《弱关系的力量》中提出：通过对个人获得就业信息的调查显示，在美国，更愿意提供就业信息的是与被调查者关系疏远的人，丽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具有某种强关系的人。原因是强关系往往存在于本群体内部，群体内部之间的人同质性较强，因而难以得到新的信息；而分属不同群体的人之间只具有弱关系，但是异质性较强，可以互相之间交流和传递更多的不同信息。但这一调查结果被认为似乎更适用于美国这样的劳动力市场相对完善的国家，在这类国家中，人们往往根据个人的能力、知识和经验参与就业竞争，因此就业信息来源是获取就业机会的关键。6】 第三节群体居留方式的变迁——从聚居“点儿”到聚居“区”义乌穆斯林群体在义乌的居留地是从“点儿”开始一点点扩散开去，再逐渐形成聚居“区"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群体由“点儿"的聚居逐渐变成“区”的分散，由单一族群聚居变得诸多族群之间越来越混杂。其中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群体数量的迅速扩大，更重要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商业区的不断变迁而相继行进的。这一进程既同穆斯林群体的自我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同义乌城市的整体城市化进程同步。不仅如此，移入群体所处的居留地的变迁也总是作为一种可视的社会建构，成为了人类学和社会学一个积极的观察维度。?，，，．．-，≤。-+17瑚艮二⋯＼‘j；．jrjj整“溪臻，_j；。、p”。’、。÷：《’二一案夕．。．j、o。!，，。、|。潮城衡趟F⋯”≯．．-，iij≮慧街道1j。j，、．．。∥?、．．0溪镇晦露警黪≮?。◇0”“?沁，／’⋯、_。、、。毋菱街毫、、+：寨街逝1=、!；支诹／巍工，v，，。己∥‘一一、代表性的“点儿”所有代表性的“点儿”都是述说着历史的点儿，点儿的意义往往是精心的，是特意设置的，总是连接了某种最合理的因素。在义乌，穆斯林群体早期形成的点儿往往具有实时的集群效应，但它们的命运却是南辕北辙，有的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渐渐萎缩，有的则逐渐扩散成了真正的聚居区。62 (一)红楼宾馆的印巴人红楼宾馆可能是义乌可以追溯的最早的“点儿"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最早入驻义乌的印度、巴基斯坦商人们陆续驻进红楼宾馆，一时间，使红楼宾馆成为了当时最著名的“点儿”。红楼宾馆能够如此地聚合人气，首先因为它坐落在义乌早期小商品市场——宾王商贸区的附近，便于采购和办公。而且随着穆斯林的不断集聚，红楼宾馆也较早完善了对于穆斯林现实生活最为急迫的一些基本生活需求相配套的设施。宾馆一楼开设了第一家由巴基斯坦人哈利德和他的安徽妻子经营的穆斯林西餐厅——帕克餐厅(Park)。2001年开始，位于宾馆顶楼大厅自发形成的礼拜点也被政府正式批准和认可。与此同时，由于红楼宾馆所辐射出的集群效应，还使得位于附近的花来香宾馆以及沪江路两翼的民房，集聚了早期进入义乌的阿富汗商人、伊拉克库尔德人和其他地区的阿拉伯客商。然而，红楼宾馆的名气不仅因为它是义乌穆斯林的第一个聚居“点儿’’，还因为它的发展伴随了一些曾被广泛传颂的有趣的小故事。其中，有一段经历同红楼宾馆的发展息息相关。在1994年，义乌最早有老外来的时候，一位在当地很有影响力的巴基斯坦富商，在红楼宾馆318房间丢失了几万美金，但他回国后不久，宾馆找到后将失金如数奉还，富商甚为感动，遂在当地大肆宣传义乌和红楼宾馆。(节选自《义乌商报》)红楼宾馆之后的兴盛可能的确与这个小故事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然而，在今天看来，小故事本身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个时间段里，小故事所产生的某种标签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对宾馆发展成为义乌最早的穆斯林居留“点儿"具有广泛的宣传力度，使红楼宾馆向全球诸多的穆斯林分布区打开了义乌的秘密。访谈人：也门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6月你知道吗?在2000年之前，当基本上只有一些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来义乌的时候，仿佛发现了一个宝藏，他们是不喜欢向外宣告的，那时候来义乌的阿拉伯人很少，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义乌。但后来红楼宾馆一下子火起来名声很大了，义乌也很快发展起来了，而且发展得那么大，这个秘密就再也不能保守了。因此，红楼宾馆在某种意义上，仿佛是义乌最早向穆斯林世界打出的一块招 牌，它向他们宣告了义乌的存在、义乌的价值以及义乌的意义。到如今，也许很多穆斯林已经开始渐渐淡忘了红楼宾馆以及发生在其中的故事，但它仍是义乌穆斯林群体移入时的地标和里程碑式的建筑。(二)也门村访谈人：巴勒斯坦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o年6月也门人应该是较早来义乌的阿拉伯人了，他们最早零星地聚集在五爱小区，不久后，就纷纷带着家眷前来了，差不多他们也是最早带家眷来义乌的外国人。因为五爱小区民宅的格局更适合商住两用，它不同于之前来义乌的外国穆斯林所习惯居住的宾馆，宾馆租金相对较贵，房间住家也显得十分局促和不方便。大概在2003年到2004年间，能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也门人住进了五爱小区，于是人们就开始称它“也门村”了。“也门村”对于指称它的人来说，也许只是个顺口的叫法。但它十分贴切的表达出了一丝生活的气息。义乌穆斯林早期的一个典型的居留“点儿”开始有了“村”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那些进进出出“村子”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传达着某种信息——义乌穆斯林群体的居留方式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从那个时间段开始，来义乌的一部分穆斯林不再匆匆地来去，而是考虑着如何在义乌长期的工作和生活。很快的，随着外来穆斯林居留方式的改变，这种“村”的概念似乎也很快蔓延开来，从五爱到梅湖再到永胜小区，开始出现了宁夏村、毛塔(毛里塔尼亚)村等等各具显著民族地域特征的，基本上以单一族群为单位的穆斯林聚居的“村落"。这段时期的“点儿”，其位置坐落基本上都还是围绕着宾王商贸区的外围。五爱与宾王商贸区一江之隔，步行通过义乌江上的桥基本上只需2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而梅湖和永胜小区，紧邻五爱的东北向，较五爱小区到宾王商贸区路程稍远。然而，无论如何，这些“点儿”的分布基本上都与商贸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穆斯林群体对于它们的选择，基本上是出于对采购便利和办公快捷的考量，除此之外，也为了兼顾家居的舒适和经济。二、“点儿”的变化与分布图 “点儿”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点儿的数量的增加和向城市外围的蔓延。而影响“点儿”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穆斯林人口的激增，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9年，长期居留义乌的穆斯林人口应该就已经超过2万，而流动的穆斯林人口平均每年最大人口数超过20万；二是义乌房屋租金的大幅度提升，基本上随着义乌井喷式的房价的上扬，义乌的房屋租金近年来涨幅也加快。由此，房屋租金基本上是由商贸区中心地带向城市外围而呈由高向低下降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第一个原因直接导致了点儿的数量的增加，第二个原因使得点儿不断地向城市周边矛n#l-围扩大。基于这两个原因，点儿的行进轨迹基本上以五爱为中心向西南、正东和东北的城市外围的方向扩散，从2001年开始，由五爱、鲇溪、桥东开始，一路发展轨迹：五爱一梅湖一永胜一端头一赤塘一下王一宗塘一樊村一金村。顺着这一不断向外延伸的轨迹，义乌穆斯林群体中，越新近的移入者因为房租等原因，就会选择越新建的小区，而越新的小区也在不断地远离城市的中心，向城市边缘逼近。另一个点儿的变化是随着市场的北迁42，专属的办公写字楼出于办公的便利，越发向市场靠近，并使原老商贸区的一些办公点儿源源不断地随着市场的迁移而逐渐向新商贸区推进。其发展轨迹基本上是：国际商贸中心一东方大厦一时代广场一国贸大厦。在这一“点儿”的行进中，红楼宾馆作为最早的办公写字楼，不仅因为房屋老化、设施落后，还因为越来越远离新的商贸区所带来的种种不便而逐渐萎缩。“点儿"所发生的诸多的变化中，最突出的是上述两种。为了更清晰地勾勒出它们的发展轨迹，笔者通过分布图的显示，似乎可以更加直观地引导读者的视线。42办公地点的变迁有的也为更接近居住区，比如：时代广场，但大多数写字楼都围绕着商贸区而建设。65 图3：义乌市主要的穆斯林聚居“点儿”(红色标记)和办公“点儿”分布图(黄色标记)三、城市化与“点儿”的扩散“点儿”的扩散，是一种“区”的形成的趋势，同时也是居留地人群关系发生的改变。从地形图的角度来看，义乌穆斯林群体的居留地开始以“点儿"为中心发生向外的扩展和延伸。从社会建构的角度，主要是各居留地人群关系的混杂。前者引发了两个相反的趋势，即：一些“点儿”开始萎缩，一些“点儿”不断延伸，或者和其他“点儿”的蔓延汇合起来形成了更大的“片区’’的建构。后者主要是基于前者空问的扩大和改变，而发生了从单一族群的聚居逐渐分散开来变为诸多族群成员越来越混杂的态势。这其中，“点儿"扩散的主要动因是城市化进程和市场的迁移，以及为满足义乌城市不断扩展而大量吸纳其外围土地，并使新的居民区，也就是“城市化的农村”的建设迅速改建完成。(一)城市化进程一般而论，城市化不外是受几类因素所推动：政治因素、军事要冲、交通要津、工商业的发展。义乌的城市化显然是伴随着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基于此，义 乌城市化的进程不仅包含了为满足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而不得不增大城市容量以容纳大量的外来人口而进行的对周边农村的城市化改造，而且还以推动工商业发展为重心，这其中伴随了老商业区的搬迁和新的现代化商业区的重新规划和建设。基本上，从1998年到2002年间义乌制定了城市化发展的方针，并将城市化进程迅速地推进了快车道。在经历了之前小商品贸易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义乌城区越来越集聚起大量的农村人口及外来人口，城市发展已迫在眉睫。因此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快捷且实用的途径，在一体化的进程中，义乌制定了发展现代化中等城市及现代化商贸名城的目标，试图通过城市化迸一步带动城市经济及社会发展。为此，义乌市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其一，从1997年开始，义乌通过产权交易所向社会公开出让部分基础设施的使用权、经营权和受益权，吸引社会资金的大量投入，使交通、电力、通讯、供水等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硬件设置的建设。其二，在城市化进程中，试图以国际化的小商品市场、集群化的工业产业、以及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为依托，把握住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最大地推动农村向社区、农民向市民、农业向企业的转变，极大地促进城乡融合。义乌城市化的发展使其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变，在2003年前，来义乌的穆斯林群体基本上都以短期驻留为主，很少有人做长期居留的打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义乌城市发展过于落后，道路交通和生活设施都十分不便，城市卫生和城市面貌基本上都还没有完全脱离农村状态，小商品市场的环境也同样堪忧。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策略，使义乌在极短的时间内大大扩展了城市容量，一个个在农村城市化改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新村为义乌穆斯林群体居留方式的改变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容量、选择余地和便利条件。(二)聚居“区"的形成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行进的号角中，义乌穆斯林群体开始大量移入义乌，并从主动地有选择性和注重单一族群的聚居，发展为单一族群成员不得不按照移入时间的顺序被动地与其他族群混杂居留。此外，更有随着小商品市场的北迁而从原老的居留地分散开并随之迁移的态势。这个时期，穆斯林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和67 “点儿”的扩散，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点儿”的连接与融合，都使得聚居“区”开始形成并稳步地发展。从最大的地理范畴来看，义乌穆斯林的聚居区主要在江东街道的区域。福田商贸区和国际商贸城位于紧邻江东区东北向的义乌最为繁华的稠城街道的区域，稠城区的中心地带包含了原老商贸区——宾王市场，而考虑到福田商贸区和国际商贸城的容量和占地，新的商贸区已远离了稠城区的中心地带，不断地向北、向东面稠城区的边缘地带迁移。与此同时，义乌穆斯林聚居区的基本地形图也从江东街道最南的江南四区、依次向北发展：江东四区、金村、樊村，以此为界，向西北是桥东、五爱、鲇溪、梅湖、永胜，向东北，依次是宗塘、端头、下王。在地形图上，大的片儿区包括：江南四区，江东四区，金村和樊村，桥东、五爱和鲇溪，梅湖和永胜，宗塘和端头，以及下王。这些聚居区最主要的用途是生活的区域，大部分租户是打工群体。部分也用做办公，很多外贸企业喜欢租用一栋楼的几层，或整个门洞里的数层，楼下办公，楼上居家，商住两用。除此之外，每栋楼房的一层和地下室基本上被用作商铺和仓库。这些小区一般生活十分便利，有固定的小礼拜点，有规模不等的清真餐厅、牛肉面馆、小吃摊、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的专卖点、肉食铺、理发店等等，基本上具备了与生活配套的各种主要设施。从这些聚居区的外观来看，楼房的样式基本相同，单个小区的外围也都没有相互隔离的围墙，小区没有正规的物业管理，其管理体系基本上是由街道到房主两个层级组成。从聚居区的每一个细节，几乎都能轻易地感觉到城乡一体化的痕迹，而这一痕迹最鲜明的特质可以概括为：现代城市的乡村心灵，显现出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错位”。小结从义乌穆斯林居住格局的变迁，不难看到常驻穆斯林人口数的快速增长。然而，仅从居住格局的变化却不易划分出“永久移民’’和“流动移民”。关于这一点，笔者对82位访谈对象调查的结果显示：其中72位，也就是近90％的访谈对象都表示将来会离开义乌。然而，在被问及“什么时候离开?离开后有什么打算?”之类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又大都十分含糊。访谈人：回族，男，兰州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0年6月我在义乌呆了四年了，现在我回兰州呆不住。每次回去虽然还是和小时候一 起玩儿的发小们在一起，但我发觉和他们呆得越久就越没话说，我似乎和他们已经找不到多少共同的话题了，所以有时候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反而回来这里(义乌)觉得更自在。访谈人：也门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J0年7月我的妻子跟我来中国已经三年了，她发生了很多改变。比如：我们也门人亲戚结婚都会聚在一起一呆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很热闹，尤其是女性亲属们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玩不烦的游戏。可是我发现她现在回去后不再那么喜欢热闹了，也突然热闹不起来了。对于她的这一变化，我觉得有些对不起她，但什么时候回国还很难说，大概该回去的时候就会回去吧。访谈人：回族，女，新疆伊犁人，牛肉面馆老板老马的小女儿，时间：2010年7月我们早晚要回新疆的，但我想还有十年时间呆在这儿开馆子吧。访谈人：回族，男，新疆伊犁人，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9月我2000年来义乌的，当时看到这儿的情况，根本没打算呆很久，结果不知不觉都过去十年了。来义乌之前我换过三四个职业，当过老师、公务员和翻译，但每样职业我都不会做超过六年，在义乌竟然呆这么久，真没想到。在82为访谈对象中，有36位是外国穆斯林，16位是跨国通婚家庭(1例是土耳其和越南人通婚)。其中，除了13位跨国通婚家庭的男方(外国穆斯林)表示会定居中国，但不一定定居义乌之外，其余23位外国穆斯林都表示将来会回国定居。理由是：义乌对外国穆斯林居留还有层层政策上的限制，如：购房、丧葬；义乌的伊斯兰教的宗教环境还不完善，主流文化是汉文化；考虑到子女的发展和亲友等原有社会关系断裂等问题；义乌的房价、物价等都较高，生活成本高昂。因此，即使是通婚家庭，也只有1例叙利亚人与浙江兰溪人通婚的家庭在义乌购房并打算永久居留，其余通婚家庭，即使已经在义乌购房，但仍没有永久居留的打算。在46位中国穆斯林中，有7位打算永久居留于义乌，其中1位是与义乌当地人通婚的穆斯林。其余39位都表示将来会离开义乌。理由是：义乌的伊斯兰教的宗教环境还不完善，尤其是还没有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清真寺(当时清真寺正在修缮)，也没有形成内地穆斯林习惯的围寺而居的“坊”；穆斯林公墓的条件不理想，也还没有得到好的解决方案；子女上学困难，赞助费高昂；义乌的房价、物价等都较高，生活成本比内地家乡普遍高。69 总的来看，外来穆斯林移入义乌的主要原因无外乎经济驱动力，关于这一点，用于解释人口迁移最常用的“推拉”理论似乎可以合理地解释义乌穆斯林移入的现象。但是，义乌穆斯林群体的迁移选择性可能较非穆斯林群体更为复杂。根据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的理论，在社会变迁中，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准则和意识变迁是最为滞后的，它不仅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而且滞后于社会制度变迁(威廉·奥格本，1989：260)430对于穆斯林来说，其观念、意识和价值标准更多地受到伊斯兰信仰和生活惯习的影响，因此随物质文化的变迁而改变也将具有更大的难度。就目前而言，由于穆斯林群体移入义乌的时间还很短，而且他们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20岁到35岁之间，基本上正处于外出打工的生理周期，今后的发展和移民的倾向性都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就目前来看，义乌穆斯林群体主要倾向于暂时留居义乌，绝大部分是一种“流动的移民"的状态。但也有种种迹象表明：居留义乌的时间越长，在义乌付出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越高，越适应义乌的文化生活环境，就会无形中大大增加长期移民的倾向性。43威廉·奥格本著，王晓毅等译，《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260页。70 第四章义乌穆斯林经济体的适应义乌穆斯林经济体主要包括贸易经济和服务型经济两类，前者以贸易企业为主体，辅以工贸工厂、货代公司和商铺，后者以清真餐饮业为主体，还包括语言技能培训行业、卖电话卡、兑换外币的摊贩等。然而，具有典型适应性的经济体一般具有几点特征，即从发展规模、经营状况和从业人数等几个主要方面都能表现出较好的发展趋势，并在同行业中展现较为突出和重要的经济地位。由此，贸易经济体和清真餐饮业作为穆斯林经济体中两个最重要的经济形式，凸显以上诸多特质，并能极大限度地整合其内在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显示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和对生存环境的适应力。第一节贸易经济体贸易经济是穆斯林移入义乌最重要的目的和行为，义乌穆斯林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着经济这个主题因素而展开。作为主体经济的贸易，不仅已经发展为义乌穆斯林经济的主导型产业，而且经过了最初的历练和积淀，已经渐趋为一种体制完备、组织模式成熟、经济效益稳定、发展规模壮大、彼此互助支持的产业模式，具体表现为：其一，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今近三十年的发展，义乌穆斯林人口的增长以贸易经济的拉动为主。其二，义乌穆斯林经济已经形成了相对自主的经济体系，表现为：(1)大部分移入的劳动力都在穆斯林经济体内的企业就业，劳动力基本上自给自足；(2)几乎所有的客户都是穆斯林，且客户的流动也基本上在穆斯林经济体系的内部，流失出去的很少；(3)已经从单一贸易经济产业发展为多种辅助型和服务型产业相配套的多样型的经济体系；(4)群体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消费市场。其三，立足于义乌，穆斯林经济体正在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与外界，尤其是与穆斯林群体的家乡地域及地方政府开始了经济上的合作与互动。以上三方面不仅充分说明了义乌穆斯林经济体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构建，而且也是其为适应特定生存环境及满足群体内在需求而衍生出积极能动的适应策略的结果。一、内在的文化特质71 如前所述，义乌穆斯林的贸易经济企业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国家体制及其他民营体制的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并以专门产业为先导纳入到了义乌城市社会的经济机构当中，形成具有某种文化特质的经济行为。客观的说，这种文化特质主要源自企业内部相对独特的经济互动和文化互动模式。义乌穆斯林贸易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穆斯林群体的内部，即交易双方、合作伙伴、老板和员工等等不同层级的关系要素，其主要由外国穆斯林和中国穆斯林两大群体构成。因此，经济活动中的文化互动也主要表现为阿拉伯伊斯兰和中国伊斯兰两种具有共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母体的同源但不同体的文化的互动中。也因此，义乌穆斯林的一些司空见惯的经济行为，一旦发生在经济体之外，或发生在与非穆斯林的经济互动中，往往很难被理解和认同。调查中，笔者发现义乌穆斯林企业的一些经济往来常常不是建立在客户对某种企业文化的认同之上，而是建立在某个企业主个人的人格魅力之上，这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一个客户可以跟某老板合作十年以上，在这十年中客户不计较，，利润的最大化”、不在乎该企业的发展境遇，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期间发生的一些小的失误以及因此而蒙受的损失，而只在乎“和你在一起的感觉”。访谈人：回族，男，青海人，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7月我做了十多年外贸了，现在客户全是老的，十年以上的很多。每次生意旺季我都会特别忙特别累，因为阿拉伯人很认人，他们不管你的公司怎么样，习惯了一个人，就只要你陪他。我曾留学阿拉伯国家，精通《古兰经》、圣训和阿拉伯文化。也许是这个原因，老客户都很跟我谈得来。有时客户来电话说要过来，问我空吗?我说忙，让他跟我的一个亲戚。客户就会说，那我再等等，你空点儿了我再过来。没办法，所以有时他们想让我优惠一点，我会分毫不让。很简单，有些客户我真的想让他去找别人做，因为年龄大了，有时确实感到吃不消，但他们几乎都没有离开。访谈人：回族，男，宝鸡人，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O年7月我和妻子曾在也门工作生活了10年，非常熟悉阿拉伯文化。我的客户百分之百都是五年以上的客户，我的利润也一直保持在五个点左右。说实话，发展新客户也不是很容易，因为我对客户也很挑剔，首先我不会为客户做任何有风险的买卖，其次我对客户的回款有非常严格的要求。那些老客户都会遵守我的规则，有时他们也会觉得我太严苛了，但他们很认我，可能别的公司有更大的诱惑，但 他们始终都没有离开。上述情况在义乌并非个别现象，也因此，义乌的一些穆斯林老板一般也都是一流的“员工”，往往老客户、大客户来都是老板们亲自上阵。特别是一些老客户，他们非老板本人陪同不行?甚至在利益面前，他们也以“友情”为重，更多的时候愿意放弃对财富的追求。基于这样的习惯，不止一个穆斯林企业主跟笔者说起过，他们的企业没有可继承性。“子承父业"虽然是一种合乎基本人伦的经济法则，但义乌的穆斯林企业主很难将自己最有价值的客户资源交给下一代来继承。此外，大部分的外国穆斯林采购商，尤其是阿拉伯人，在他们的经济行为中都带有典型的民族性格和地域文化特征。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民族，行商坐贾不仅是经济行为，也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很多阿拉伯人谈生意的过程中会停下来礼拜、一天的生意结束了他们总是希望找人高谈阔论到深夜。因此，义乌的穆斯林贸易公司往往在交易之外还有很多额外的付出。访谈人：回族，男，山东人，工贸公司老板，时间：201O年6月我的客户特别喜欢来我这里喝茶，而且总是要喝到深夜。他们喜欢演讲，这好像是沙漠民族的生活习惯。我在沙特(沙特阿拉伯)读书的时候，经常参加他们的部落聚会，他们点着篝火，高谈阔论，能够一直到天亮。因此，他们喜欢晚睡晚起，喜欢跟健谈的人一起。有时我的翻译带他们逛一天市场，他们吃完晚饭，也还会精神饱满地到我这儿来。他们比较喜欢我，是因为跟我聊天感到有意思，而且我们能无所不聊。最有意思的是，我遇到过一个伊拉克人，是在坐大巴时候认识的。我们坐在一起，我当时其实有些累，但他可能觉得旅途寂寞，不停地聊这儿聊那儿，我就随便应着。后来分手时留了电话。有一次他准备来义乌，打电话问我想要带点儿什么，我说不用了。但他后来来了，带着伊拉克的特产一一土蜂蜜。这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他后来每次来都给我带，而且每次都要来看我。大多数的时候倒不是为了做生意。访谈人：巴勒斯坦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O年7月我的客户不限于本国人，但几乎都是阿拉伯人。他们信任我，但最主要的是他们习惯了跟我做生意。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和很多共同的生活习惯，所以我能给他们最周到的服务，而且我们也更容易建立起较为长远的友谊。不仅如此，根据阿拉伯人的地域文化和日常生活习惯，义乌穆斯林的贸易公司在经营中往往还会为客户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和情感上的联系，比如：很多公司73 都会长期准备带有厨房的客房。即使不准备客房，或是客户自己选择了宾馆，翻译们在负责具体业务之外，也会格外注意与客户在生活上共进。义乌的市场采购其实是一件非常耗时又费力的工作。他要求翻译全程陪同客户，偌大的市场，一般需要连续陪客户逛几天甚至十几天的时问，从早到晚，和客户吃、行，甚至间歇的礼拜都要在一起。大部分的中国穆斯林翻译都非常熟悉客户的饮食禁忌、风俗习惯以及宗教功课，并养成了与客户一样的生活节奏、饮食习惯，甚至还会一起做礼拜。而这些是非穆斯林经营的贸易公司难以提供的。除此之外，穆斯林还有一些特定的经济行为也是非穆斯林所难以理解的，而这些往往是具有伊斯兰教伦理的经济行为。访谈人：约旦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o年5月一次，来了个埃及客户，他不仅十分严格地按时做礼拜，而且说话时时不忘引用经典(《古兰经》)，看得出他是一个信仰十分坚守的穆斯林，我和我爱人(跨国通婚家庭，妻子是宁夏穆斯林)都很尊重这样的客人。所以出货的时候，他差了我们1000美金，并请求我们先寄提单。对于这样的客人，我们当然是不假思索的信任他。但后来发现他竟然是个骗子。访谈人：埃及人，男，采购商，时间：201o年5月我们遇到过不守信的厂家(非穆斯林)，也亏了钱，不过我们没有去找他们赔偿。但今后再也不会跟他们合作了。对于我们穆斯林来说，相信发生的一切都是真主的定然，给我们财富是真主的慈悯，让我们蒙受损失是真主对我们的考验，所以这样的事情我们会坦然接受。类似的行为在义乌当地人眼中是难以理解的。访谈人：义乌人，汉族，女，商铺老板，时间：2010年6月我觉得跟穆斯林做生意有时真的很简单，他们不太会厅斤计较，也不会找麻烦。有时货出了问题，他们可能不要了，但不会主动找来赔偿。这点在不是穆斯林的客户中从来没有遇见过。对于这样的行为只有在伊斯兰教义的解释框架下才能体会它的合理性。比如：关于付订金的交易，伊斯兰是这样看待的：付订金的交易是购买者订货时，给出售者付一部分现今作为订金。若成交，便算作货款。若不成交，出售者把它按赠品对待可以用之。众法学家主张：这种交易无效，因为穆圣禁止了付订金的交易。艾哈默德认为，众法学家求证的圣训是微弱的，所以，他主张付订金的交易为认可。纳菲尔的传述：我为欧玛买了吴74 曼耶之子索夫旺的监狱，议价为四千银币，我预付了四百银币的订金。若欧玛同意，交易则算成交。若不同意，那四百个银币的订金归索夫旺。伊本·西林、伊本·穆散依布主张：若购买者验不上货时，可退货，另付一点好处费是没有关系的。伊本·欧玛也允许这样做。44以上是众法学家关于“付订金的交易”的公议，通过这段公议和散伊德·萨比格的解释，我们就不难理解上述访谈人所谈到的行为了。关于商业的内容，包括各种商业行为和详细的经济伦理，《古兰经》和圣训中都有着十分详细的规定。其中不乏关于商业交易、骗人的交易、农产品交易、自由交易、预付货款的交易、高利贷、借贷、典押、租种土地、开垦荒地、雇员、雇人经商、转债、先买权、委托合同、借用合同、信托合同、侵占财产、遗失物、担保合同、酬谢金、合伙经营和保险合同等等的详细内容。这些对于整个世界穆斯林来说是共同的经济制度也是文化制度。而在非伊斯兰的文化体系中却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和普遍的认知。客观地讲，作为穆斯林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伊斯兰，是具有十分复杂机理的文化体，一个非穆斯林如果没有经历数年的时间，并认真的学习和仔细的观察，是很难真正理解穆斯林所有的生活惯习和道德伦理的。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从小耳濡目染且生活在其中的穆斯林更能真正而深入的领悟。对于一个非穆斯林来说，也许能够习得语言，但点滴积累起来的文化是很难习得的。从这个意义层面上，义乌穆斯林贸易经济体内生的文化特质只有在伊斯兰一定的文化语境下才能被理解，而这是义乌穆斯林贸易经济体得以生存和维系的文化要素，其也是义乌穆斯林贸易经济体得以适应陌生的经济生态和恶劣的竞争环境而生存的基本要素。二、与家乡的经济互动在义乌的穆斯林群体中，“与家乡的经济互动"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实质就是一种“寻根经济”。关于“寻根经济”，张继焦在《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45中用专门的章节对海外华人的寻根经济行为做过详细的阐述。大致来看，义乌穆斯林的寻根经济行为和主要途径与海外华人几近相似，其主要为：汇款、善举与投资。然而，作为主体以流动为主，且有着特定宗教信仰的移民群体，大部分44摘自散伊德·萨比格著，穆斯林青年翻译组译，《伊斯兰的商业法》，系内部资料。45张继焦，《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博士论文，1997，第99页。75 义乌穆斯林的寻根经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从出发点上有别于海外华人。但作为经济行为本身，寻根经济并非孤立存在的单一经济行为，而是与义乌穆斯林经济体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动和支撑。因此，通过对寻根经济内涵的深入把握和解析，才能揭示其作为一种适应策略的经济行为的意义与价值。首先，无论是“侨汇”46还是国内穆斯林移民的普通汇款，基本上都是一种仅限于家庭和家族内亲缘关系之间的经济资助，即家庭或家族内的社会交换。它的意义很简单——就是经济资助。在义乌，很多穆斯林来自偏远地区或是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度，他们出来工作的第一个出发点就是想要改善家庭或家族的经济环境，有些甚至承担了家庭或家族的经济重负。不仅如此，通过汇款方式给家乡亲人以经济资助，是从大老板到小翻译几乎不同社会层级的义乌穆斯林都能尽力而为的事情。访谈人：维吾尔族，男，新疆人，餐厅经理，时间：2010年5月2006年我大学毕业就来义乌了，哥哥先来开公司的，我来帮他，做他的经理，现在已经在新疆买了自己的房子，还出了10万元给父母亲盖了新房。访谈人：回族，女，宁夏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0年5月我是家里的老大，2008年来义乌工作，现在每月有2000元的收入，我妹妹现在也在义乌工作，每月能挣1500元，她18岁，我21岁。我父亲以前在一家煤炭公司工作，母亲在那家公司打杂，去年父亲得了甲亢，去包头看病，我给家里寄了1万元。访谈人：约旦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O年6月我在家乡(约旦)买了房子，现在给我母亲居住。母亲自己的房子很旧了，住起来不是很舒适。我的哥哥和她住在一起照顾她的生活，但她的赡养费我出的比较多。善举，准确的说，伊斯兰称其为“天课”。对于海外华人来说善举是一种社会性的社会交换，但对于穆斯林来说是被纳入了宗教范畴的主命。伊斯兰称天课为“则卡特”，意为纯洁及清洁，指从你财产中取出一部分来周济贫穷之人。一个出散天课的人，他的财产和他的本性就被净化了。作为主命，天课对穆斯林来说也是一种考验，甚至没有天课的人，斋拜信仰均属无效。对此，《古兰经》有多处文字提到：“我使他们成为人类的领袖，他们依照我的戒律引导人民，我教他们行善建46侨汇指海外亲人向国内亲人的汇款。这里指外国穆斯林给国内亲人的汇款。76 立拜功，出散天课，他们崇拜我。”(《古兰经》，21：73)47“他命令人民礼拜，出散天课，而为他的主所喜悦。”(《古兰经》，19：55)“我要惩罚谁就惩罚谁，虽然我普施慈惠，但是我规定，他们应当畏惧我，并出散天课，他们应当相信我们的启示。”(《古兰经》，7：156)“(他)使我到处有福，并且命令我，在有生之日，要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古兰经》，19：21)对于穆斯林而言，天课是必尽的义务。因此，穆斯林的善举不仅仅是社会交换，更是一种宗教的规定和对主的敬畏。此外，伊斯兰也认为，出散应该先从最亲近的人做起，先是亲戚，然后是邻居，再逐渐扩展开去。因此，义乌穆斯林的天课自然而然会首先考虑到自己的亲人和故乡人。也因此，非穆斯林群体的善举和穆斯林的“天课"，出散的出发点不同，其内在涵义也大相径庭。关于投资，包括购置房产等大型资产和经营型的投资，如建厂，开公司等。在笔者的调查中，接受访谈的义乌中外穆斯林中90％都有在家乡投资的计划，部分已经实施。与此同时，近90％的访谈对象也都有明显的“告老还乡”的情节。虽然，在目前的时间限度内还很难厘清义乌穆斯林中的“永久性移民”和“临时性移民”，但在家乡投资方面，义乌穆斯林不同于海外华人，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大多数海外华人是选择永久性侨居的，他们的寻根投资主要出于人情和经济利益上的考量，但义乌穆斯林选择家乡投资的基本出发点大多是出于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或考虑退休后的生计。访谈人：土耳其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O年10月我们家祖上就开始经商，在家乡我们有自己的超市和商场，我在义乌除了为自己家采购商品之外，也给别人做(贸易)。我们做贸易的收入主要用于扩大家乡的产业，这几年收效很明显，我们又多了几家超市，还能为别的超市供货。因此，我们的主业还是在家乡。访谈人：青海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10月我在家乡开了个养殖场，目前才开始运转，今后想连带着做清真肉食生意。以后我们总还是要回去的，到时候也许就可以集中精力去经营了。投资的结果往往以双赢居多。一方面投资者通常情况下都会名利双收，不仅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和支持，而且有些地方政府也想通过这些投资拉动地方经济。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与迁移创业的商人之间形成情、权和钱的交换关系(张47指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1章73节，以下《古兰经》标注同此。77 继焦，1997：99)48。总的来看，从义乌大多数穆斯林的角度，寻根经济行为主要是出于人情、宗教的规定、不得不离开义乌时的退路，及告老还乡之后的长远打算。这可能是义乌中外穆斯林最真实的一面，对于他们来说，主命是不可抗拒的，而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在义乌积累财富的同时，还要积极并用心地去积累更为稳固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尤其是对于中国穆斯林群体而言，正是有了寻根经济行为，其经济体才得到了更强大的精神和物质的后盾——地方政府的支持，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就多次组织考察团到义乌考察并与宁夏商人们广泛座谈。2011年初，在青海省政府支持下，成立了义乌青海商会。也正是有了寻根经济行为，才使得义乌的穆斯林经济体得以灵活的运作资本，以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从而使义乌的穆斯林经济体得到反哺。而寻根经济最重大的意义还在于，它使义乌构筑成为一个穆斯林经济互动的平台，使经济合作、信息联动的对象超越于家乡及穆斯林群体内部，使义乌穆斯林的经济活动得以更深入的展开。因此，从不同的意义层面上来看，与家乡的经济互动，不仅是义鸟穆斯林经济体的一种适应策略，同时也是义乌穆斯林经济继续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三、商人互助组织义乌的穆斯林商人互助组织包括协会、商会、俱乐部等多种形式，它们组织结构各异，功能上也各有侧重，但私下里它们都自称“商会’’。按通俗的定义，商会是指商人依法组建的、以维护会员合法利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法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商会一般具有以下四个法律特征：公益性、民间性、自律性、法人性。行业协会则主要由同一行业的企业法人、相关的事业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自愿组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社会团体，通常行业协会旨在加强同行业企业问的联系，沟通本行业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协调同行业利益，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发展。据调查，义乌的多数商人互助组织具有十分典型的地域性，其功能也更接近于商会。除了民间自发组建的结构较为松散的商会团体之外，2010年年底，义乌少数民族企业家48张继焦，《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博士论文，1997，第99页。78 (以穆斯林企业家为主)加入了新成立的政府组织的商会团体——浙江省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2011年4月，义乌青海商会也正式由义乌市政府挂牌成立。一般来说，商会具有“俱乐部式的组织”和“代理人”两重属性，前一种属性反映的主要是商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后一种反映的主要是商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行业组织偏重于前一种属性，那么它更有可能是一个民间商会，如果偏重后者，它更近似于官方协会。以此为标准，浙江省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是一个官方协会，阿拉伯商人俱乐部是民间商会，而义乌青海商会则刚刚由民间商会过度为官方商会。无论是官方协会还是民间商会组织，究其形成和发展的深层因素，一是源于义乌穆斯林移民群体心灵深处对各自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归属感，二是在加强内部团结的基础上，推动穆斯林经济对义乌经济文化环境的适应。(一)官方协会——浙江省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据杭州网报道：2010年11月29日，浙江省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在浙江省政协联谊俱乐部隆重举行了成立大会，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王永昌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浙江省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是全省少数民族企业家自愿加入的社会团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主管部门为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办公厅。首批会员86人，有畲族、回族、满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蒙古族、苗族、白族、布依族、土家族等11个少数民族。该会由五位发起人和三家单位联合发起。五位发起人是：财通控股集团董事长石金禹(满族)、浙江新远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雷祥雄(畲族)、宁波市东伊顺公司董事长孙玉安(回族)、金华市金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雷永金(畲族)、杭州弘宇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兰兰(畲族)。三家发起单位是：财通控股集团、浙江新远文化产业集团、杭州弘宇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的宗旨是：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着眼经济建设大局，研究浙江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新情况，配合省委省政府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工作，帮助少数民族企业家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引导少数民族企业家为浙江 省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献计献策，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据悉，目前在浙江发展的少数民族商人已经超过150万人，涉及产业从传统的食品、手工业已经发展到房地产、金融、能源、矿产和文创等多个领域。在86位会员中，义乌企业家占到了9位，而其中8位是穆斯林，1位是朝鲜族。在该协会成立的第12天，也就是2010年12月14日，义乌的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成员就以浙江省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的名义积极组织了一次有关“中东局势及中东市场状况”的大型对外公开免费公益讲座，当晚7：00__9：00，讲座在义乌银都酒店报告厅内举行，本次讲座邀请了专家马晓霖49和张晓东50担任主讲人。2011年1月12日，在义乌市党校内，该协会义乌成员又组织了一场有关“企业家管理与培训”的讲座，这次邀请到兰州大学首席讲师，多家大型企业的管理顾问和培训教练的马石头老师以及义乌电子商务常务副会长陈宇飞先生担任主讲人。，2011年1月16日，在义乌绣湖体育馆，义乌的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成员又成功组织了一场由少数民族企业家篮球队对阵义乌市大凯集团篮球队的友谊赛。在一个不长的时间段，义乌的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成员就组织了三次有意义的活动。每一次活动都兼具文化传播与交流和经济互动的作用，由此可见，义乌的穆斯林商人们借助协会的平台，通过旨在情感上联谊的活动，发挥着凝聚穆斯林商人群体力量的作用。(---)地域性商人互助团体相对于官方协会的商人互助团体，民间商会不仅规模较小，而且普遍建立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之上，典型的有：血缘性的宗族组织、地缘性的会馆、同乡会等。而在义乌，地域性团体是商人互助组织的主要形式。1．“地域性团体一的社会学分析49中东问题专家，新华社国际部国际观察编辑室主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50中东问题首席专家，中国中东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80 义乌穆斯林群体作为整体，他们在社会结构的主体中所处的社会位置是“流动的群体”。关于这一点，无论他们的实际人口数同义乌本地的70多万人口或是与全部义乌外来的130多万人口相比所占的比例多少，他们都只能是相对于“大传统”的“小传统”，以及相对于总体外来人口的以特定宗教信仰为纽带而进行一定社会交往的“亚群体"。由于义乌穆斯林作为一个亚群体，其整体的内部交往主要限于宗教文化上。但作为商人群体这一更为具体而重要的社会身份，他们也需要找到相应的社会位置，并在自己的位置空间里进行有利于商业活动的社会交往。这就涉及社会学所谓的“社会结构’’、“社会位置，"以及“社会交往”等相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宏观经济学认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被抽象为由个人(指男人和女人)所组成的群体或阶级(种族群体或社会经济阶层)。更确切地说，这些组成部分就是指不同群体或阶层的人们所占据的位置。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再具体些，可以说是隶属于不同群体或阶层的人们之间的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由此可见，社会结构就是指人们在不同方面的社会位置的分布——反过来，位置也会反映和影响人们的角色关系和社会交往(彼得·布劳，1991：8)51o由于义乌穆斯林是以商人为主体，其所处社会位置的最为准确的表达就不应该是宗教文化方面的，而是作为商人群体的位置分布，不仅如此，其位置空间在影响其群体内角色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同时，更主要的会影响到他们与不同位置群体(如：当地人和其他非穆斯林外来人)问的角色关系和社会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所组成的多维空间。人们的社会交往既提供了区别社会位置的标准，也展示了社会位置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使得社会位置成为某个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而有关社会位置差异的界定标准就是，同一位置的占据者之间的角色关系一般说来不同于不同位置的占据者之间的角色关系。例如：前者可能要更为亲密一些，而在后者中则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支配和服从关系。(彼得·布劳，1991：9)52相对而言，义乌穆斯林群体所移入的地域性商人互助团体不仅可以使占据者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而且从其组织规模和经济基础来看，也比血缘性宗亲组织和地缘性的同乡会等团体更具有商业互助上的作用和意义。因此，义乌的地域性商人互助组织其实是对自身所要求的社会位置的一种最51彼得·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王春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8页。52彼得·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王春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9页。81 为准确的表达方式。其具有对内和对外双重表达功能：对外表达了作为商人群体的穆斯林在整个大的社会结构中所具有的社会经济功能，对内则表达了最大关系群体——地域性群体的自我认同和经济上互助共进的组织功能。2．民间团体转变为正式组织——义乌青海商会2010年7月1日，笔者有幸参加了“青海商会"的前身“青海人文化沙龙"的一次聚会。那天参加聚会的共有22人，除了笔者和一位西安穆斯林朋友之外，其余全部是青海人，年龄分布从四十多岁到二十多岁不等，全部是男性成员。活动从晚上七点钟正式开始，那正好是礼虎夫潭53的时间，按伊斯兰的规定，他们正好一起做聚礼。领拜的是一个年高资深、学识渊博的学者型穆斯林商人。当然，每次聚会最重要的并不是礼拜，而是交流。那天的主题是“当穆斯林面对灾难时所处的立场”，主讲的是那位领拜的长者，他的演讲进行了半个小时左右，其中引经据典，不乏用生动的圣人们的传奇故事讲解“穆斯林怎样面对困难”这样一个主题。这个组织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民间的、组织上相对松散、会员并不十分固定的地域性商人互助团体。每个月的一号和十五号两天是他们固定的活动日。这样的聚会每次都会进行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主讲人主要由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者担任，每次演讲半个小时左右，其余时间是集体讨论，每次聚会参加的人数基本都在三十人左右。活动目的主题非常广泛，包括宗教上的、关于孩子教育的、讨论是否长久定居义乌的、股票是否可以投等很多方面的内容。然而，这样的活动只是这个团体的文化活动之一。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青海人的凝聚力，并通过讨论解决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中遇到的难题。应该说，这样的活动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而在物质层面，该团体有更为广泛和具体的活动。早在该沙龙未正式成立之前，其中部分重要成员就已经积极地参与到了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的一些工作，其工作内容主要是资助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使他们得以顺利完成学业。2010年该救助会共资助学生570人次，累积募集并发放各类救济资金人民币约287万元。其中，定向捐款玉树地震灾区第一民族中学救助资金83万多元，定向青海省89名中小学生捐资助学约14万元54。53穆斯林每天五次拜功中的第四次礼拜，也称为宵礼。54资料来源：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的内部刊物《绿荫》，2010年4月，总第二十四期，封二内容。82 从2007年开始，该组织在故乡青海成立了青海高原帮扶救助会，该救助会主要救助项目是抚养孤儿和资助贫困儿童，抚养他们生长至成年。至今通过多种形式已经抚养青海省内孤儿180多个，每月资助的抚养费200元，此外还提供文具，服装等物资帮助。在救助活动之外，青海高原帮扶救助会还培训青年志愿者活动、协调青海红十字医院等多家医疗单位到化隆、湟中、循化等地开展义诊等公益活动。2011年初，“青海人文化沙龙”正式向义乌市政府提交了成立商会的可行性报告，具体文件内容如下：由于义乌有着良好的社会资源，独特的商业平台，使得众多青海人慕名来到义乌经商，生活。为了加强常驻义乌的青海人之间的联系，特此由几个信誉较好的企业单位提出创建义乌市青海商会的要求。青海商会的创建将为青海驻义乌的工商企业机构的联系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从而促进商品流通和行业发展，共同提高青海工商企业在义乌的信誉，进一步发展青海和义乌的经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贡献。关于义乌市青海商会的创立，我们将以“服务会员、宣传政策、协调关系、发展经济”为主要职责，经常向政府反映意见和要求。为政府提供经济科技信息，向会员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法令、法规。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委托而承办有关事宜，并协助青海省人民政府搞好青海驻义乌的工商机构行业管理。商会成立后，能及时向义乌工商业联合会反映会员的意见和要求，沟通会员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的联系，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商会的主要作用是为会员排忧解难，解决矛盾纠纷，协调关系，疏通渠道。如遇天灾人祸，募捐自主经济。为会员提供介绍经济技术信息，商情动态，市场行情，发展趋势，货源渠道和销售渠道等商情信息。提供介绍经营、仓储、运输、生产、住宿等场地以贸易机会，资金融通，政策法律咨询，人才培训介绍，寻找项目合作伙伴等服务。促进会员与国内外工商社团，工商企业的联系和合作，提高会员的知名度，推动经济不断发展。本会还将定期组织展销会，订货会，受理委托找商和经济考察等商务活动；开展信息、技术、生产、经营管理经验的交流、协调同行业关系与发挥青海企业的整体优势。本会将制定并推选本行业行规、行约和职业道德规范，弘扬爱国、敬业、守法的民族精神和道德风尚。通过经常组织联谊活动，联络感情，沟通思 想，增进会员的共识。总之，义乌青海商会的成立，将加强青海人之间的联系，加强青海与义乌的民族文化，商业经济的交流，从而带动两地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2011年4月，这个产生较早且组织结构较为松散的民间商会正式成为由义乌市政府公开挂牌的“义乌青海商会"组织，由此，该组织从民间团体发展为官方性质的商会组织。对新的商会组织而言，其基本功能和具体活动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作为一个正式组织，其活动平台、发展空间和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及使命都将比之前扩大了。不仅如此，义乌青海商会也基于之前的活动内容做出了更加制度化和规章化的变革。具体如：目前在义乌青海商会内部，已经划分出三个主要职能部门：创业爱心基金部、开发投资项目部和文化教育宣传部，每个职能部门都由专门的团队负责开展相应的工作。其创业爱心基金部主要是为来义乌务工的青海人提供一定的帮助，具体内容包括：(1)为会员提供介绍经济技术信息，商情动态，市场行情，发展趋势，货源渠道和销售渠道等商情信息；(2)提供介绍经营、仓储、运输、生产、住宿等场地及贸易机会；(3)提供资金融通。针对这项工作内容的规定，其具体操作流程：首先提出项目策划，然后得到会员的统一支持后，每个人自愿拿出自己的钱财以青海商会的名义投资，一起完成该项目。项目完成后，所得利益，分红或者按比例回馈会员，期间还提供一定的政策法律咨询，人才培训等服务性的工作。(4)为会员排忧解难。比如：之前，有会员与当地人员发生车祸事故，商会不但提供法律援助，而且负责与对方律师及当事人协商。开发投资项目部，主要工作是加强会员企业与政府的沟通。在青海商会每次举行大型会议，如年会，动员大会时，一般都会主动邀请义乌工商联的领导到场。会员企业法人或代表可以就此机会多与政府领导沟通，交流商业信息，建立友好关系。如果有开发投资的建议，也可以通过青海商会的名义，提交政府相关部门。此外，该部门的另一个职能是为家乡提供多方面的招商引资信息。2010年，青海商会投资引进了首家佰客基餐饮公司。在青海省会城市西宁开了第一家佰客基餐饮，成功打造了中国第一家穆斯林清真西式快餐。该餐饮品牌对中国，尤其是内地的穆斯林来说可能还十分陌生，但在沙特阿拉伯却早已享誉盛名，比肯德基，麦当劳还受穆斯林的喜爱。商会现已成为沙特佰客基的东南亚总代理，并正在中国其他城市创办连锁加盟店，致力于发展壮大穆斯林清真餐饮业。 文化教育宣传部，对会员宣传中国文化与阿拉伯国家文化，给会员提供社会文化，企业文化交流的平台。该部门主要通过定期举办讲座，座谈会等形式进行文化交流，组织旅游参观，通过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加强会员的学习能力和彼此的凝聚力。实现创业与建设家乡的共赢局面。此外，按照《义乌青海商会会费收取和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全体会员有自觉履行缴纳会费的义务。会费按年度缴纳，每年第一季度为缴纳时间。具体缴纳标准为：会长第一年度会费为3万元；常务副会长第一年度会费为2万元；副会长第一年度会费为1万元：秘书长每年会费5000元；副秘书长每年会费1000元；会员企业年度会费200元。新入会会员按年度会费标准缴纳。会员可以自愿超标准缴纳会费。会费在使用上，坚持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和以收定支、略有节余，注意效益为原则。主要用于该会组织的学习培训、会议交通、调查研究、对外宣传、会务接待、办公人员经费及社会公益事业等。会费还建立了专门账户，专款专用，并制定使用计划和对执行情况进行记录，以随时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商会的官方化转型，不仅为会员与义乌当地政府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义乌青海商人群体同家乡政府及企业的沟通。到目前为止，在义乌当地，义乌青海商会称得上是最具商人互助意义的组织。从它三个项目部门较为细化的工作内容来看，其大部分工作都具有十分现实的经济意义，而且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关照到几乎在义乌工作的所有青海人，从上层的企业主到广大的打工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提供融通资金和信息渠道，意味着能够最大限度的帮助群体内的成员实现创业的梦想，而这对千千万万的义乌穆斯林打工群体来说，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3．外国商会组织——阿拉伯商人俱乐部在义乌，最初的外国穆斯林商会组织也基本上是以地缘性关系为组织基础。从20世纪末成立了义乌巴基斯坦商会之后，21世纪初的十年来相继又成立了也门、毛里塔尼亚、约旦、巴勒斯坦、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商会组织。然而，这一拘泥于单一国家和族群的商会组织，一般都是有一定实力组织商会的国家，其在义乌一般都有较大的人口规模，比如也门，作为一个人口输出型国家，也门全国人口2000万左右，在国外工作的人数已经占人口总数的五分之～，即400多万。每年4月广交会、义博会期间，也门在义乌参会人员多达1000人。义乌 的也门商会，2005年自发成立，由9人组成：一位会长、一位副会长，两位外联工作人员、两位秘书、一位财务人员、两位活动策划和执行人员。该商会有150个成员，大约350．400人，几乎在义乌的每一个也门公司都加入其中。商会主要职能为：团结互助、搞节庆活动及协调关系。然而，阿拉伯地区包括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沙特、伊拉克、也门、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苏丹、毛里塔尼亚、埃及、吉布提、索马里、科摩罗等诸多亚非国家。对于大部分阿拉伯地区的国家来说，常驻义乌的本国人并不多，组织商会的能力非常有限，但他们也都会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因此，外国穆斯林商人群体开始组织以更大范围的地域空间及跨国性质的商会团体。2006年，义乌的外国穆斯林商人群体成立了“义乌阿拉伯商会”，2007年，该组织变身为“义乌阿拉伯商人俱乐部"。其主要成员国有十个：约旦、也门、毛里塔尼亚、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苏丹、阿尔及利亚和巴勒斯坦。该商会系未经注册的非正式组织，组织上相对松散，也没有固定缴纳会费的要求，一般组织活动主要靠会员的临时赞助。其主要工作包括：提供政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沟通中介，维护阿拉伯商人的合法权益，帮助外籍穆斯林商人融入义乌当地社会。其宗旨为服务于每一个会员，营造和谐繁荣的商务文化，努力融入穆斯林商人商务活动，积极参与义乌的大型商务活动，组织相关的节庆活动，参加义乌市的文化体育活动，参与社会慈善与社会公益活动。图4：阿拉伯商人俱乐部活动传单 义乌阿拉伯商人俱乐部成立以来，所做的具体工作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的：1．维权活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阿拉伯国家商人的来华签证时间期限较短，大多在20天以内，有的甚至只有数天期限。这对于多数商人来说，难以完成正常的商务贸易。对此，该商会与义乌政府部门协商，申请延长签证期限，帮助他们解决了困难。此外，如有苏丹、也门的商人因签证过期而被拘留，商会出面予以解决。再如外国穆斯林遭遇变故：2005年，一位也门人在义乌遭遇事故突然去世，也是该商会出面，与清真寺、政府民宗局联系，说明无法将尸体运回国的理由，最后使亡入得以在义乌穆斯林墓地入土为安。亡人的丧葬费用等也由商会筹集；2008年，一位阿拉伯人因车祸身亡，也是商会出面，使尸体安全妥当运回国。2．商务宣传活动：主要是以商会名义参与一些商务宣传活动，具体内容如下：(1)2007年第二届义乌国际汽车用品配件及美容检测维修设备展览会。(2)2008和2009义乌广告技术设备展览会。(3)2009义乌服装箱包面辅料及缝制设备展览会。(4)2009和2010的义乌照明灯饰展览会。(5)2010义乌钟表及光学眼镜展览会。(6)2010第三届义乌电子家电展览会。3．文化活动：商会组织自成立以来的主要文化活动有如下内容：(1)2007相约义乌”增友谊，促和谐，迎奥运”足球友谊赛，6月22日在义乌梅湖体育场开赛，中方安萨尔代表队由在义乌创业的中国籍足球爱好者包括公务员，工人．教师，阿语翻译等组成，另一支阿拉伯联合队由在义乌经商及定居的各个阿拉伯国家青年组成。(2)2008年8月为庆祝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来自7个国家的8支足球队在义乌举行友谊赛。据《义乌商报》的报道：“本次比赛为期16天，共有来自韩国、土耳其、也门、约旦、毛里塔尼亚、伊拉克和中国等7个国家的8支足球队，每晚八点在梅湖田径场竞技。”(3)2009年5月8日一5月14日，第四届中国义乌汽车用品零配件展览会举行的足球赛，参赛的外商联队分别由来自伊朗、伊拉克、也门、毛里塔尼亚、55主要资料来源：载于《中国一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i0第一辑，331页，郭成美沙宗平的《义乌的阿拉伯商会》一文。87 埃及、约旦、摩洛哥、巴基斯坦等国家队员组成。义乌阿尔及利亚商人更是自己组织了一支参赛球队。(4)2009年6月举办主题“让阿拉伯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了解”的义乌阿拉伯文化节，以展现阿拉伯文化为主要活动内容，并针对当前金融危机和如何促进中阿双方经贸关系和把握商机展开演讲、讨论。(5)2009年12月30日中国对约旦国家队足球比赛在义乌举行，据约旦地中海国际贸易公司义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安泽平介绍：在义乌的300多约旦人都去现场看球了。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中东球迷来到现场，全场近万名观众中，外国球迷占了近十分之一。图5：2007年6月22日义乌“增友谊、促和谐、迎奥运”足球比赛图6：2009年6月举办主题为“让阿拉伯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了解”的义乌阿拉伯文化节 义乌阿拉伯商会组织大多有足球队，如：也门、毛里塔尼亚、苏丹、阿尔及利亚、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另外还有土耳其、韩国等。阿拉伯足球队以及他们出场比赛，均由商会组织，费用也主要由商会筹集。4．社会公益慈善活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在义乌的阿拉伯商人也积极行动起来赈灾，商会更是发挥出牵头组织作用。也门商会组织义乌也门商人捐款10万元人民币，阿尔及利亚商会捐款20万元人民币。据新华社报道：“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工商分局13日收到经营户捐款216万元，其中有不少是外国商人的爱心。从13日上午10时开始的赈灾行动中，除了当地的商户外，还有伊拉克、巴勒斯坦、土耳其、韩国、日本等国的商人也纷纷加入到赈灾捐赠活动中。”义乌清真寺5月16日和23日两个主麻也积极为汶川地震分别募捐11万元和12万元，其中不少是以商会名义捐赠的。5．宗教活动和聚会每年的开斋节和宰牲节，阿拉伯商人俱乐部都会组织大型活动。2010年9月11日，该俱乐部在国际大厦组织了有400多外国穆斯林参加的开斋节聚会，会上不仅有美味的清真食品，还有阿拉伯孩子们表演的民族歌舞。通过对上述三个具有不同代表性的商人互助组织的深入调查，不难看出，无论是官方协会还是民间商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使义乌穆斯林移民群体得到了对各自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的归属感，及使穆斯林经济体对义乌经济文化环境逐渐适应和积极发展的双重功能和作用。不仅如此，后者还以前者为载体形成了对义乌穆斯林商人团体编织商业贸易网络的持久而强大的动力，而这一网络最重要的功能，也正是在通过充满共同信仰、共同文化的情感的人际网络，成为处于不同地域的穆斯林商人之间传播资金、技术、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成为穆斯林商人群体共同发展的纽带。第二节清真餐饮业清真餐饮业是义乌服务型行业的主体。随着义乌穆斯林人口数的不断增长、居留方式的逐渐变迁，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不再是短期停留，而是长期驻留义乌， 清真餐饮业便随之不断地发展壮大。现如今，如果你想要最直接地接触到大量的穆斯林，有两个途径：一是星期五的中午去清真大寺参加聚礼，再就是每天下午七点之后去位于宾王商贸区的异国风情街。前者你可以一次性看到七千左右的穆斯林同时做礼拜的盛况，后者你可以看到真正的义乌穆斯林群体的社会建构。义乌的清真美食不胜枚举，对于民族学者来说，这样集中反映一个穆斯林群体多元族群的宗教文化、生活习俗以及社会建构，确是研究义乌穆斯林不可多得的一个相面。从经济学角度看，在义乌穆斯林涉足的诸多产业中，清真餐饮业已经悄然从一个特色经济发展为最为重要的辅助型经济，不仅数量上占据了难以取代的地位和优势，而且经过自然分层和种类地不断出新，已经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产业，并将其服务的领域延伸到了义乌穆斯林群体之外，表现出极强的生存力与活力。从宗教文化角度看，义乌清真餐饮业不仅严格恪守着《古兰经》经典的相关规定，而且还通过清真餐饮文化向非穆斯林族群传播着伊斯兰的宗教文化与风俗习惯。从社会学角度看，义乌清真餐饮业的自然分层所依据的恰恰是消费群体社会结构的自然分层，其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也已经超出了餐厅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其内部业已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深厚的社会资本。对以上三个层面的透视，不仅能客观全面地展现义乌清真餐饮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功能，及其发展的态势，而且从其内部渐趋精细化和合理化的结构变革、外部功能的不断延展和变迁，都使人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感受到清真餐饮业对义乌人文环境和经济环境的适应。因此，义乌的清真餐饮业在义乌穆斯林经济体系中是最具适应性的产业。一、规模型餐厅规模型清真餐厅一般是以经营一种或多种高档清真菜系(中餐或西餐)，具备完整的餐厅体系(主厨、面点师、领班、服务员)，资本投入、经营面积、装修内饰都有较高水准的餐厅。义乌的规模型餐厅，处于义乌清真餐饮业的最高层级，不仅因为餐厅资本投入的高水准，更主要的原因是餐厅在不断细化消费群体基础上所营造出来的文化品位和不断提升的服务附加值。这既是餐厅之间心照不宣的竞争方式，也是餐厅适应义乌特殊经济环境和消费群体特定消费方式的一种适应性策略。如果想要客观地评价义乌的规模型餐厅，一句话就可以：它是一个能让人们 共享幸福的地方。因为义乌的中外穆斯林们可以在那里享受从小就已经习惯了的家乡美食，听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看用阿拉伯语播出的电视节目，跟朋友聚会聊天，喝红茶，抽水烟，谈生意，或者就只是独自坐在角落里发呆到深夜或是次日凌晨。这样的情景也许很难发生在任何别的城市，在别处，饮食可以表达文化、表达宗教信仰、表达风俗习惯，甚至可以表达一个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但却很难像义乌的清真餐厅这样表达一种社会建构。而义乌的清真规模型餐厅正是在对社会建构的表达中，传达了自身具有的积极的适应方式。(一)老商业区的清真餐饮新气象仅仅在21世纪初，义乌规模型清真餐厅也才不过三家：一家是巴基斯坦人在外国穆斯林最集中的红楼宾馆开设的西餐厅，一家是青海人开设的中式餐厅，再一家是从也门长期侨居后回国不久的西安人开的中西餐餐厅。然而，仅仅经过了十年的时间，义乌清真规模型餐厅的数量就增长了几十倍。2010年5月，笔者在田野调查时专门调查了位于宾王商贸区内的规模型餐厅的情况，透过这个义乌较早发展起来的老商贸区十几年来清真规模型餐厅的发展现状，即可窥一斑而见全豹，了解到义乌清真规模型餐厅的整体状况。表5：宾王商贸区内清真规模型餐厅基本情况餐厅(名称)经营者(来源)餐厅(名称)经营者(来源)优素福河南人伯瓷巴基斯坦人阿拉伯餐厅埃及人黑阿蒂巴基斯坦人玛爱德巴基斯坦人赛达(SADDA)也门人阿巴拉卡中国人和土耳其人扎马拉伊拉克人沙巴也门人塔伊白(两家)叙利亚人穆斯林餐厅青海人加尔夫伊拉克人埃及西餐厅埃及人伊拉克餐厅伊拉克人阿克萨约旦人开罗餐厅埃及人纳海也门人土耳其地中海土耳其人斯盖尔(两家)伊拉克(兄弟)一千零一夜(不禁酒)叙利亚人江河源青海人贝哈佳阿尔及利亚人苏莱曼烧烤店河南人夏河湾伊拉克人青海饭店青海人(251弄4幢1号2楼)叙利亚人新疆买买提新疆人希罗餐厅有限公司埃及人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调查编制。 表5统计了截止2011年4月，仅就宾王商贸区范围内的30家餐厅，还不包括正在停业准备装修的几家餐厅。由于宾王商贸区是义乌较早发展起来的商贸区，因此早期来义乌的外国穆斯林主要集中在这附近，也因此清真餐厅最早在这里形成了集群效应，以至于发展为现在的“异国风情街”。然而，随着义乌商贸业的飞速发展，现在宾王商贸区的外围也逐渐繁荣起来，商贸区外围的清真餐厅的数量也迅速增加。如果把它们全部算在内，仅就宾王商贸区内及周边区域应该就有50多家穆斯林规模型餐厅。此外，后起的新兴市场，如福田商贸区、国际小商品城等外商经常光顾和往来的区域，规模型餐厅的数量也应在20家左右。再就是位于中外穆斯林集中办公和居住的主要社区范围内的餐厅合计起来也应在20家左右。大致估算，目前义乌规模型清真餐厅的数量应该近百家。图7：异国风情街穆斯林餐厅与街景 图8：具有典型外部装饰风格和标识的穆斯林餐厅(二)餐厅文化和异域美食这些餐厅主要有中国人独资、中国人和外国人合资及外国人独资三种经营形式。其主要针对的消费人群是商贸公司的老板及其客户，因此，菜价相对比较贵。然而，对于这部分消费人群来说，并不十分在意价格，他们想要的只是每天下班以后，找一个缓解身心疲惫的安全56的地方，能够在享受家乡美食的同时暂时忘却身处异乡的孤寂与惆怅。对于这一点，义乌的大多数清真餐厅也似乎都心领神会，在内部环境的营造方面都会刻意去迎合消费者的这一心理。中国穆斯林经营的清真餐厅一般都偏向于阿拉伯风格，大多简洁大方、装修考究。其中，维吾尔族餐厅比较偏重浓郁的民族风格，不仅有欢快的维吾尔族音乐，而且都会做馕坑，顾客离得很远就能闻到烤馕的香气。而大多中外合资或外国人独资的西餐厅，一般都会极尽全力打造其地域或国家特色，在内部装修方面，以奢华高贵的阿拉伯特色的饰物和色彩为主要基调，餐桌上摆放着做工考究的西餐餐具及漂亮的餐巾，音响里播放着阿拉伯特色的背景音乐，墙上壁挂的液晶电视几乎不问断地直播着中东国家的各色节目，角落里整齐堆放着穆斯林礼拜用的拜毯，较为高级考究的餐厅甚至为客人提供专门礼拜用的小房间或是专设礼拜点。环顾四周，当顾客置身其中，视觉、听觉、嗅觉以及全身的感觉器官都会被调动起来，让人不觉忘却了身处何处。而在冬天过后，大多数餐厅都会根据外国客户的习惯，在室外56这里的安全是指饮食是严格遵守清真饮食要求的，如：必须是《古兰经》规定可以食用的食物。93 摆放餐座，就餐的穆斯林外商要么喝着浓郁的添加了薄荷的甜红茶，要么悠闲地抽着水烟，营造出一条异域的风景线。而这就是令人难忘的“异国风情街”。图9：风格独特的穆斯林餐厅内部装饰图至于各色的中西餐清真美食，更能在烹制方面表现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如：土耳其美食中辣椒的生食及独具特色的土耳其辣酱；印度巴基斯坦的咖喱。而最能体现阿拉伯饮食共同风格特点的要算是烤肉了，阿拉伯烤肉以牛羊肉为主，一般先把肉搅成肉馅，然后团成乒乓球大小的块儿，在每块烤肉的中间夹有同样大小的蔬菜块儿，蔬菜的种类主要有辣椒、番茄、茄子等等。烤出来的肉肉质松软、香气宜人，而且荤素搭配不油不腻。据说，这种样式的烤肉是经过一个中国餐厅老板改良而来的。总体上，这类饮食反映了阿拉伯民族的饮食偏好和豪爽的性格。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还不仅仅是对食材的严格要求，而是对烹饪手法的严苛，也因此，几乎每家西餐厅的主厨都有从遥远的阿拉伯国度聘请的专业厨师，其它如面点师也常常要请外国的专业厨师，为此的花费也往往不菲。访谈人：土耳其人，男，餐厅主厨，时间：2010年6月我在土耳其算得上是一位名厨，我太爷、爷爷、父亲还有我都是主厨。我的父亲更有名，他会做上千种菜，而我只会做四百多种。我曾在俄罗斯、意大利等 很多国家干过，现在在这儿还不错，月薪近两万。这是在一家高档的中外合资的土耳其餐厅工作的主厨，笔者本以为晚餐时间是他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其实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上午的腌制和调制上面，如果客人没有点特别的大菜，晚餐时间往往是他的休闲时间。(三)餐厅所表达的社会建构以上便是义乌规模型清真餐厅的真实图景。然而，就是在这幅图景的背后，在顾客们消费美食的时候，餐厅所默默表达的是义鸟穆斯林群体的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包括通过餐饮文化对消费人群的分类，以及通过餐厅功能和服务的延展吸引和维系特定的客户群体。其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予以表达。首先，义乌的穆斯林餐厅极力营造自己鲜明的区域风格及特色，从餐厅的招牌(名字)到内部装饰，再到食物特定的烹制手法，其实都为着同一个目的——吸引特定的消费群体。因此，你会发现，土耳其人习惯去土耳其餐厅吃饭；巴基斯坦餐厅经常光顾的消费者包括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和阿富汗人；而伊拉克餐厅最多的顾客一定是伊拉克人。总之，每个餐厅都有自己特定的顾客群，老板们甚至会熟悉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喜好、习惯以及消费的水准。笔者曾经在一家中国餐厅看到，老板娘会经常性的给她的某些非洲顾客白送红茶，茶叶和不限量的白糖加在一起成本并不低，但老板娘说如果你不送，那个客户也会问你要，所以每次那个客人来，老板娘都会主动送他茶喝。而另一种表达义乌穆斯林社会建构的方式是通过餐厅功能上的扩展和对服务上附加值的提升。也许你很难想象客人从下午七点以后到次日凌晨一两点钟，这样一个长长的时间段里一直呆在某家餐厅消磨时光的情景。最出人意料的是，餐厅的老板不仅对这样的行为不反感，而且还会主动创造条件、提供便利让他们呆得更舒适，甚至有些老板会和客人一起用点心、喝茶、看世界杯。对于餐厅里所有的人来说，这是得到心灵慰藉和找到文化归属感的最佳途径，没有人希望这种美好的感觉过去，所以这样的一幕幕，每天都按时地重复上演，仿佛难以落幕的经典剧目。而此时此刻，义乌的穆斯林餐厅已经不再仅仅是就餐的处所，而是穆斯林侨商们休闲的俱乐部或是文化的沙龙。这样的情景并不限于中国还是外国人经营的餐厅，而是只要有穆斯林商人流连，它就会必然衍生出这些适应性的功能。 餐厅里，顾客们在消费美食的同时，也在享受着一种赠与。前者反映了餐厅老板和客户之间商品交换的关系，表达了交易者之间是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餐厅想要表达出伙伴、同乡、朋友或同是穆斯林兄弟的更为多层面的关系，因此，服务上的附加值：包括熟悉的文化氛围、礼拜需要的场所和物品、免费的茶水、聊天和休闲的场地等等，都作为一种赠与、一种礼物的交换，从而使交换的主体之间建立起人的质的关系(C．A．格雷戈里，姚继德等译，2001：30)57而这种关系将顾客群体重新分层，又重新构建，最终不同的餐厅得到了自己相对固定的不同层次关系的一部分消费群体，餐厅从而得以正常的运转。访谈人：巴基斯坦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6月我几乎天天在这儿吃饭，即使有时不能来吃饭，我也会吃完饭后到这里来玩儿。我和老板、经理们(老板和经理是表兄弟)都很熟，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城市的人，而且我的同乡大多都跟我一样，想要见朋友，到这里来找准没错。一天下午五点，笔者在一家位于宾王商贸区的巴基斯坦餐厅遇到了这个自称阿伟的巴基斯坦小伙子，一开始笔者以为他就是该餐厅的经理，后来才知道他是这里的常客。访谈人：回族，男，河南人，餐厅老板，时间：2010年5月看见那个坐在门口角落里的埃及老头了吗?他每天吃完饭就坐在那儿，喝茶一直喝到凌晨一两点钟才离去。他每次来义乌都在我这儿吃饭，而且每次一来就会把贵重的东西交给我保管。不过，除了他很有钱之外我并不了解他别的情况。不难看出，义乌穆斯林餐厅的经营方式是针对义乌有限的常驻穆斯林群体，及具有显著季节性特征的外国客户群体的，根据他们的生活节奏、日常习惯、地缘性特征、宗教文化认同及不同穆斯林民族的性格特点而预设的，这样的经营方式使大多数的餐厅得以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并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有限的客户资源。二、兰州牛肉拉面馆在义乌，“兰州牛肉拉面馆”是最容易被辨认的清真饭馆：门口统一的绿色牌匾和清真标识，大小差不多的用地面积58，墙上同一菜肴照片和菜品介绍的广57C．A格雷戈里，姚继德等译，《礼物与商品》，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30页。58一般包括后厨在内也就四、五十平米。96 告价格栏，此外大多数面馆都会贴一张大型清真寺的图片。咋一看，还以为是连锁加盟店。其实，义乌的兰州拉面馆都是各自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但往往会在十几家或几十家的经营者之间形成密切的社会关系网，由血缘或地缘的联系而形成资金上的互相支持、宗教功修方面的互相督促、红白喜事及过年过节时的彼此走动等等。这是义乌清真兰州牛肉拉面馆最为重要、也最为隐秘的内在结构，同时，也隐含了义乌兰州牛肉拉面馆的生存之道。(一)“不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馆义乌清真兰州牛肉拉面馆最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开拉面馆的老板90％都是青海人，其余10％中，新疆人(主要是新疆的回族)占5％，真正的甘肃人(以临夏人为多)只有5％，因此，实际上，义乌的兰州牛肉拉面馆并不是兰州人的。青海人靠着兰州牛肉面的品牌打遍了天下。对于笔者来说，兰州牛肉拉面馆是笔者在义乌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它经营的饭菜不仅价廉物美，而且花样繁多，甚至可以说，牛肉面已经不再是其主打的特色饮食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义乌，拉面馆的消费人群最感兴趣的并不是牛肉面，而是其低廉的价格、家常的口味和实惠的饭量。对此，义乌拉面馆的经营者也都有针对性地调整了饭菜的口味，比如：对牛肉面的口味作了改良，不再像正宗的兰州牛肉面一样：汤里有煮熟的白萝卜片和碎肉末，盛好面后放碎香菜和蒜苗，辣椒是泛着浓香的红红的辣椒油。这方面的改良主要是为了适应南方人清淡的口味，同时，也为了降低成本。而在改良饭菜口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经营者对其经营策略的改变。为了迎合更普遍的消费者的口味，牛肉面馆都增加了很多价廉物美的家常菜、米饭快餐，以及面食快餐，如：各类菜盖饭、菜盖面等；笔者甚至在一家牛肉面馆发现了香辣鸡胗和酱香鸡爪等典型的南方小菜。访谈人：回族，女，新疆伊犁人，时间：2010年5月我父亲一直坚持我们晚上在面馆门外摆烤肉摊，其实不赚钱，因为这附近晚上往来的人很少。但我们家每天给几家牛肉面馆提供鸡肉，父亲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宰鸡并收拾干净，一般牛肉面馆都不要鸡杂，所以我父亲希望我们的烤肉摊可以把这些鸡杂卖出去。我一直在想办法告诉他我们这儿不适合卖烤肉，但我知道说服他唯一的办法是想出另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我提议推出香辣鸡胗和 酱香鸡爪这类特色小菜，没想到一贴出广告就特别受欢迎。我们北方人一般不知道这样吃，但我了解这儿的南方人，他们特喜欢这类吃法。显然，兰州牛肉拉面馆通过对菜品的改良也大大扩大了消费群体，除了大量穆斯林打工者经常光顾之外，对初来乍到的其他民族和地域的打工者，甚至当地老百姓都有着同样的吸引力。随着经营策略的改变和清真兰州牛肉面品牌影响力的加大，牛肉面馆的经营也不再受消费群体的严格限制了。面馆的选址也由最初多集中在穆斯林聚集的区域，转而分散开来，各长途客运站、火车站、普通居民区或者学校、医院、菜市场附近等等，只要所在的区域人流量大或人口相对集中，就是不错的选址，因为这正符合了牛肉面馆的生存策略——薄利多销。然而，随着清真兰州牛肉面馆数量的快速增长，经营面馆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行业内的竞争。客观地说，单纯的口味与服务方面的竞争属于良性竞争，是促进行业发展的一个推动力。但在有限的区域里面馆如果过分集中，就只能带来恶习竞争，甚至引起行业内的不团结。鉴于此，清真兰州牛肉面馆的行业内部出现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500米内不允许出现两家面馆，这个规定现在已经成为任何一家义乌清真兰州牛肉面馆都能自觉恪守的条例。义乌兰州牛肉拉面馆正是在其经营策略的不断变革中，发展成为整个义乌快餐业中家喻卢晓的品牌。它的竞争对手也已经超越了清真餐饮的行业内部，而是同其他非穆斯林的快餐业展开了同台竞技，并将更大范围的非穆斯林的消费群体纳入到了自己的服务对象中，在这个意义层面上，使兰州牛肉拉面馆变得“不正宗”的经营策略，对义乌的兰州牛肉拉面馆来说正是一种适应性策略。(二)伊犁老马家的社会关系网不同于规模型清真餐厅，义乌兰州牛肉面馆的另一个生存策略是以血缘或地缘，或血缘与地缘相交叉的边界形成了封闭的规模不等的社会关系网。规模型清真餐厅一般都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消费群体较为稳定，每天的流水也较为平稳，不容易出现突发性的资金周转上的问题。但牛肉面馆不同，其面馆老板一般经济实力较弱，消费群体的流动性较大，行业竞争也相对恶劣，面馆因经营不佳经常会关门或换址，很容易出现资金周转上的困难。因此，行业内的团结、互助及资金支持对面馆的经营都有很大的保护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牛肉面馆比规模型餐 厅有更为强大和坚实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原因。笔者对在义乌的新疆伊犁回族人开设的35家拉面馆的社会关系作了一个的调查，调查以新疆老马家面馆为中心，构建出一张社会关系网络图。表6：由新疆伊犁老马家拉面馆构建的社会关系状况地址(店名)与老马家关系地址(店名)与老马家关系北苑商贸区二女婿的三舅下朱村妻子娘家同村2西门街二女婿横店新村二女婿妹妹城店路妻子娘家同村1廿三里二女婿二舅香港城一街妻子娘家同村1女婿农贸城妻子娘家同村3父亲二江东客运站女婿的四舅农贸城妻子娘家同村3儿子绣湖四中二女婿的远亲义乌工商学院伊犁州同乡1红楼宾馆二女婿的弟弟义乌工商学院伊犁州同乡2九重天宾馆儿媳妇的叔叔义乌工商学院伊犁州同乡3老黄杨梅妻子娘家同村的外甥下王新村妻子娘家同村1朋友西门街弟弟国际物流中心妻子娘家同村4周村妻子的外甥女国际物流中心妻子娘家同村5北苑路儿媳妇的姑姑樊村妻子娘家同村1亲戚下山头同村副食品市场伊犁朋友1凌云五区55栋大女儿副食品市场伊犁朋友2宾王中学儿媳堂哥的舅舅稠粥中学伊犁州同乡4花来香宾馆儿媳堂姐青口工业区二女婿的小姨上溪妻子娘家同村1远亲下朱村22栋二女婿姐姐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调查编制。表6列出了与老马家密切往来的34家新疆伊犁回族开设的清真牛肉拉面馆的大概地址，及其与老马的社会关系。其中，属于亲戚关系的有16家，同村或朋友关系的18家。他们来义乌开牛肉拉面馆都与老马有着一定的关系。老马是2007年9月携全家来义乌的，在香山路开了第一家新疆伊犁人的拉面馆。之后，他直接或间接地帮助34家亲朋好友来义乌开拉面馆。在义乌，从年龄和威信上，老马都算得上是新疆伊犁回族群体中的老大。在他的积极组织下，新疆伊犁州的回族形成了一个十分坚实的社会关系网。这张网之所以坚实，一是它给这些资金薄弱的拉面馆的经营者带来了可观的社会资本，二是老马创造性的将经济资助的行为编织在了日常的集体宗教活动和社会交往中。这个坚实而独特的社会关系网，其内部往来其实并不复杂：首先，是资金上的相互往来和彼此支持。当有人缺乏周转资金时，就会主动找老马，老马会召集 大家吃饭，饭后商议集资的具体办法和金额，这是最经常也是最主要的一种资金往来的方式；其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有人生了病或是家乡要建清真寺或学校需要捐款时，老马也会同样召集大家，并且老马往往是第一个拿钱，也总是拿钱最多的人；最后，拉面馆一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500米内不得出现两家，因为生意上的纠纷往往起于恶性竞争，如果拉面馆之间出现类似的纠纷，老马也会召集人出面调停。以上的网络关系，基本上是义乌牛肉面馆行业内部关系网络群惯常的做法。但以老马为首的伊犁回族社会关系网络还略有不同，老马是一个十分虔诚的穆斯林，同时也是一个有着非凡智慧的老人，他不满足于关系网络问的互助仅限于资金上的支持，在他看来，共同的信仰和生活细微上的彼此关怀才是使伊犁州回族群体更为团结的纽带。因此，老马提出：在义乌清真大寺附近方圆10公里以内的新疆伊犁同乡要坚持每天一起去寺里礼沙目59，以便加强团结，同时也好及时了解彼此的近况。一次，有一个同乡连着三天没在清真寺露面，老马担心出了什么事儿，沙目后就派人去问候，果然那个同乡生了重病。之后，大家都陆续前去探望了病人，给了病人很大的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持。总之，从各方面来看，新疆伊犁回族的社会关系网在义乌的拉面馆中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们用最有效最务实的交往规则彼此关照，互相支撑，得以生存。义乌清真拉面馆就是靠着这样灵活的经营策略和坚实的内部结构而立于义乌快餐业的不败之地，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极强的适应性的。从2000年义乌仅有两家拉面馆的局面发展到如今300家左右的规模，真可以称得上是义乌清真餐饮业的生力军。三、其它清真饮食业清真餐饮业具有特殊的供给需求和十分丰富的种类及风味特色，尤其是中国的清真餐饮业还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特点，这些都使得在清真餐饮业发展相对成熟的地区和城市，如：甘肃兰州、青海西宁、云南大理等地，清真餐饮业基本上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供应体系和特定的供给渠道，以及丰富的种类层次，在宣扬清真餐饮文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和扩展了不同层次的消费群体。如兰州的清真餐饮业，从高档消费的清真粤菜到牛肉面连锁店再到小吃摊和大排档，59穆斯林每天五次拜功中接近黄昏的一次。100 从牛羊肉铺到豆腐坊再到西饼屋一应俱全，不仅方便了当地的穆斯林，对非穆斯林群体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现今的义乌清真餐饮业虽然还不能与之相比，但从规模型餐厅和牛肉面馆的发展速度和现状来看，其它清真饮食业，尤其是带有供给和补充性质的清真饮食行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和行业基础。(一)供给产业——肉食铺在义乌清真餐饮业中，规模型餐厅和牛肉拉面馆算得上是清真餐饮业最重要的经济体，不仅如此，它们也构成了义乌最大、最主要的清真肉类消费主体，尤其是清真餐饮对肉食的特殊要求，其专门的肉食供给环节几乎完全可以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产业。因此，清真肉食铺成为饮食业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供给环节。为数不多的七家肉食铺每天要为近百家餐厅、三百家左右的牛肉面馆，以及两万多家常驻义乌的穆斯林及家庭提供安全可靠的肉食，其产业发展的空间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许多大型餐厅都自己经营肉食店，如：优素福餐厅开设的大型肉食店，不仅为义乌市内广大穆斯林消费者提供肉食需求，而且还为义乌周边城市，如金华、衢州、丽水等地的穆斯林提供大宗肉食供给。表7：义乌清真牛羊肉食铺情况表名称经营者地址供应对象每天供应量义乌优素福清真牛羊河南人沪江路义乌、丽水、衢州、温州、宁批发：1500肉供应点波、江西上饶等地的规模餐厅一2000公斤江河源穆斯林肉食餐青海人沪江路江河源餐厅白用、零售为主料商行青海穆斯林牛肉商行青海人沪江路义乌的大部分青海人牛肉拉批发：500—面馆1000公斥西北穆斯林商行河南人沪江路买买提牛羊肉商业新疆人沪江路达吾德牛羊肉批发店河南人五爱小区内蒙古清真肉类粮油河南人五爱小区超市表7反映了义乌现存的七家正规清真牛羊肉食铺的经营者、地址、主要服务对象及每天大概的供应量。从表中不难看出，义乌的清真肉食铺在满足了义乌市场需求的同时，还开始将销售网络扩展至周边城市和地区，为周边城市和地区散101 居的穆斯林群体和清真餐饮业提供了方便，由此也扩展了其自身的生存空间和发展领域。(二)餐饮业的“小鱼"餐饮业中的“小鱼”，包括清真特色小吃摊、清真西饼屋和清真豆腐坊等等。小吃摊主要经营独具中国地方特色的风味小吃，如：陕西的面皮、麻辣烫；兰州的酿皮、烤羊肉；山西的烤饼等等。大部分小吃摊都喜欢扎根在穆斯林聚集的生活、办公区，摊主们伴着夜市j操着具有亲和力的乡音，招揽的不仅是同样操着乡音的老乡，更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其它外乡人，但总的来说，其消费的主体，尤其回头客还是以同乡居多。这类小吃摊总是以家庭为单位，几乎不需要雇用外人；在居民区租用较小的店面；经营的项目也相对单一，基本上能够从方方面面做到支出成本最小化，而其实一年做下来，经营小吃摊的利润并不小。笔者曾经采访过一位经营麻辣烫小吃摊的摊主，这位来自甘肃的老人说，他的小吃摊最多一年能赚十几万，比一家中等经营水平的牛肉面馆的利润还要高。此外，中国穆斯林大都喜爱面食和豆制食品，但在义乌，穆斯林们对西式面点和豆腐总是望而却步，原因是西式面点和豆腐常常是穆斯林争论的对象。是否“清真”?是穆斯林对其使用食材和加工手法的最主要的顾虑。清真西饼屋和豆腐坊的出现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广大穆斯林消费上的顾虑，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清真食品的种类。尤其是西饼屋，其加工工艺不仅吸收了西方面食和阿拉伯面食的做法及口味，而且还出现了诸多的创新。总之，义乌清真餐饮业的这些“小鱼”，为义乌清真餐饮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同时它们也在新的生存环境中练就了各自的生存策略。义乌清真餐饮业发展到今天，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形成了完整的结构分层。从风格鲜明的高档餐厅到装修简易、风格统一的兰州牛肉拉面馆再到各具特色的小吃摊，从清真牛羊肉铺到西饼屋再到豆腐坊，其中，规模型餐厅和牛肉拉面馆处于餐饮业供给体系的核心地位，其它餐饮业基本上处于供给和补充的位置。在此基础上，义乌清真餐饮业初步完善了良性的内循环，并形成了基本上自给自足，并具有一定适应性的经济体系。 人类生存环境的多样性，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多样性选择的可能，而若把选择视为人类对其生态环境的适应调整，并在这种适应中，实施对生态环境的创造，以获得更大适应性的话，那么，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选择的扩展过程。(陈庆德，2001：358)60义乌穆斯林经济体所选择的对义乌经济生态环境的适应调整，是义乌穆斯林群体对生存的选择，并在此基础上使之文化生活，以及文化的再创造都得以扩展和维系。总的来看，义乌穆斯林经济体的适应主要不是借助外力的结果，而是在最大限度地整合其自身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基础上才得以生存和维系。不仅如此，整合资源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时间的历练和经验的积累。即使是作为伊斯兰内生的某些文化特质，由于外国穆斯林和中国穆斯林不同的文化母体和生存环境，也存有理解上的偏差和沟通上的困扰。然而，总体上由于穆斯林群体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崇商文化传统，使得他们能够在共同的伊斯兰文化的语境下理解相互的经济生活和日常行为，解读彼此经济活动中最为隐含的文化密码。并能以商人所特有的智慧、胸怀和包容性求同存异。义乌穆斯林经济体的适应表现为内在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印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1，第358页。103 第五章义乌穆斯林的文化适应与生存困惑义乌的伊斯兰教是在20世界80年代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而传入并发展起来的，而且义乌当地的传统文化底蕴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因此，穆斯林在义乌不得不首先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如清真寺、穆斯林墓地。除此之外，他们作为移民群体在遇到与非穆斯林移民群体相同的困惑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命诉求也使他们产生不同的困惑感，并在自己的宗教文化的解释框架下得以消解，展现出穆斯林独特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第一节宗教实践穆斯林一开始出现在义乌就是以一个信教的载体而呈现。伊斯兰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对于非穆斯林来说，通过最为表象的体征、服饰和生活惯习就能轻易地辨认出穆斯林。足见伊斯兰教深入生活方式的一面具有显著的外显符号的特征和文化标签的作用。因此，义乌穆斯林群体的宗教实践虽然是从义乌穆斯林移入时就已经开始，但其对义乌的整体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却是随着穆斯林群体的不断集聚而迅速地扩展和深入。从另一个角度，对于穆斯林群体来说，清真寺、阿訇、穆斯林墓地及其他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因为义乌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带有了文化变迁的意味，表现出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生存的需要。因此，义乌穆斯林的宗教实践凸显出义乌特定文化环境下的某些特质。一、清真寺的变迁与重建从2001年初到2005年4月底，义乌的清真寺基本上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其流动的原因主要是穆斯林群体数量的迅猛增长。访谈人：马春贞，回族，男，新疆人，义乌清真寺阿訇，时间：2010年4月义乌历史上并无伊斯兰教，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小商品市场的形成和扩大，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和外国穆斯林来义乌经商的日渐增多。2000年，在义乌外来穆斯林人数总计260人，这些穆斯林主要在各自居住的宾馆饭店自行举行礼拜。2001年，在红楼宾馆顶楼搭建了一处150多平米的临时建筑，其楼下还104 有一个50一60平米的小会议室，共两个礼拜点，主麻日聚礼的人数平均每次都有100多人。后因考虑到临时建筑的安全性问题，2001年9月，临时礼拜点搬到位于南门街200号二楼，使用面积约500平米，其容量在1500人左右，最初主麻日聚礼的人数有1000多人，但聚礼的人数迅猛增长，到2004年4月广交会期间，已经发展到了2000多人，每到周五，前来礼拜的穆斯林都会排到礼拜点门外的马路上，连安全通道都站满了人，这样的景观一时引起过往人群的好奇，人们纷纷前来围观。从2001年我来之前，其实政府就已经在帮助寻找合适的礼拜点了，这两处也都是政府批准的。但聚礼的人数增长的实在太快，所以，义乌政府考虑寻找一块更为宽敞和相对稳定的地点，结果是在2004年初夏，政府决定把一个旧的丝绸厂的厂房给我们使用，面积是3000平米，当时丝绸厂已经废弃，这块厂房租给了超市做仓库，还有几家小的手工作坊，政府迁走了他们，这样我们才有了现在清真寺的所在。义乌市江滨西路90号是现在义乌清真寺的所在地，占地面积共约20亩，活动场所大殿的面积约3000平米。2004年8月政府完成了主体修缮，开始了由义乌穆斯林群体自筹资金的外部装修，9月1日在外部装修还在进行中，义乌穆斯林就已经入驻并开始了使用。到2005年4月底装修结束期间，清真寺一直没有间断过使用，参加聚礼的人数也从2000多人快速地增加。图10：第一次修缮完毕的义乌清真寺外景在经历了四年的流动和不断变迁之后，义乌清真寺相对固定下来。然而，从最初的使用开始，安全隐患和配套设施的不完善就一直伴随期间。因为清真寺是 在原义乌丝绸厂厂房基础上简单装修改建而成，造成了做小净用的水房和大殿连在一起，既占用了大殿安全出口的位置，又使其结构不合规范，尤其是每次聚礼结束后出口处都会出现拥挤和混乱的状况。此外，清真寺后院被永安民爆器材公司所租用，存在着外在的安全隐患，每天都有运送爆破器材的车辆进出，在人群如此集中的活动场所，这无疑是极大的安全隐患。然而，就在旧的隐患正在商讨和解决的过程中，却发生了另一处在使用中出现的更为棘手的问题。2009年9月18日，清真寺的一处墙体被发现有些走形，尽管市政府尽快进行了加固和修缮，但仍然检测出该处是一面危墙，对于一个在同一时间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同时跪拜的场所来说，这是十分危险的。因此，从那天开始，义乌穆斯林不得不将聚礼改在了大殿之外的空地上举行。笔者2010年4月到达义乌的时候，义乌的清真寺已经在修缮中，笔者只能在清真寺的庭院中一睹义乌主麻日聚礼的盛况了。图11：2010年重修中的义乌清真寺效果图关于清真寺重修的近况，笔者也一直予以实时的关注。到2011年3月止，关于清真寺重修的新的进展情况：除了2003年一2005年期间为修缮清真寺已经募捐到的三百多万资金之外，本次重修工作从启动开始直至目前，中外穆斯林共捐款约四百多万，总计七百多万。其中主要有：青海商会，中原商会，新疆商会，宁夏商会，还有一些拉面馆，陕西，云南，甘肃等地穆斯林团体或个人，国外一些商会，团体和个人。到2011年春节，清真寺大殿内部装修已基本结束，主麻日就已开始使用。外部框架建设预期2011年4月底完工，预计8月底整体重修工作就能全部完成。 伊斯兰教清真寺或礼拜寺，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玛斯吉德"，是礼拜场所的意思，但其既没有规模庞大的含义，也没有宏伟壮丽的意思，只有朝向麦加克尔白的方向上的意思。(张广林、路秉杰编，2005：197)61足见，清真寺的完美性首先体现在其宗教功能上的完备。而作为概念空问的礼拜场所也是清真寺真正的雏形。在某种程度上，清真寺概念的空间就是其真实的宗教的空间所在。这并不仅仅出于穆斯林群体对古代礼拜场所的一种膜拜，即使在今天，在没有即成的清真寺的地方，穆斯林群体一样可以礼拜或举行聚礼。笔者在义乌参加的第一个穆斯林的聚会就是在野外进行的一次郊游活动，野餐后中午1点左右，聚会中的男性群体，临时推举了一个中国穆斯林领拜，一个伊拉克穆斯林宣礼，所有中外男性穆斯林便在这自发推举的领拜人的引领下开始了肃穆的晌礼眈。然而，很多时候，礼拜场所的概念空间与实实在在的现实空间的存在并不是重叠的，这虽然可能与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不无关系，但在现实中，却是伊斯兰的务实精神和大多数穆斯林民众信仰的惯习使然。因此，在义乌穆斯林移入的最初一段时期，清真寺虽然简陋并且总是不断地迁移，但前来参加聚礼的人数却总是有增无减。而对于非穆斯林来说，往往难以理解穆斯林在非寺庙的场所礼拜，并常常禁不住好奇和围观，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伊斯兰更具神秘感。二、阿訇——政府引进的宗教人才在义乌，阿訇是政府作为一个宗教人才引进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义乌政府“双重主体管理思路"63中为实现义乌穆斯林自我管理的一个相应举措。这种方式有别于现今传统穆斯林地区，阿訇的任用主要由穆斯林民众和清真寺管理委员会推举任用阿訇的办法。但实际上，义乌政府以官方身份引进阿訇并予以任用的做法具有某种历史上的巧合和内在的合理性。据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游记》和朱或的《萍洲可谈》及一些唐宋史籍的零星记载，历代来华的穆斯林“蕃客”中就已经出现“都蕃长”和“蕃长”的名目，其主要由“筛海”(教长)和“嘎锥’’(宗教法官)担任，且一般是从穆斯林商人中选举出来，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和正式任命。他们的职责除了调解纠纷、裁决争端及主持宗教活动外，还负责招揽海外商船来华贸易。“蕃长”对蕃坊内部而61张广林、路秉杰编著，《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197页。62穆斯林每天五次拜功中午后的一次，也被称作“撇师尼”。63详细内容见本文第六章第一节“义乌政府对伊斯兰教的管理”。107 言，不仅仅是政治领袖，宗教法官，还是宗教的教长。每逢伊斯兰教节日来临之际，总是由他带领全体穆斯林做礼拜，讲教义。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冯金源，1996：11)64与此同时，通过蕃长，古代的中国政府也实践了某种意义上的“双重主体管理”的思想。具体到义乌的现实中，从政府的角度，当初通过官方渠道来选择阿訇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府工作的考虑，但对于马春贞阿訇个人而言，接受这样的使命确有一番周折。访谈人：马春贞，回族，男，新疆人，时间：2010年4月2001年7月，我从中国经学院毕业，当时义乌市政府正好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联系找阿訇的事。学校曾通知我准备简历，但我当时并没有在意，实际上，由于某种原因，学校本来打算让我留校的，但中间出了岔子，我的去留一时之间没有了着落，于是我匆匆递上简历之后，南下去广州准备做贸易。中间正好错过了与来北京的义乌政府官员面谈的机会。后来，学校推荐了别人，大概有什么原因，他们觉得不是很合适，而对我的简历很有兴趣，于是，义乌政府回去后又联系了我，并邀请我来义乌面谈。我觉得他们很有诚意，所以决定到义乌看看情况再说。面谈还顺利，但印象并不怎么深。但当他们把我带到红楼宾馆巴基斯坦人自发组织的礼拜点的时候，我被眼前的情境所感染，虽然当时礼拜点的环境十分简陋，但我突然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义乌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对于伊斯兰来说，一切都将从头开始。也许正是这个吸引了我，觉得留下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当义乌政府还在为马阿訇如何进入角色担心的时候，马阿訇却已经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第一个主麻日之前，马阿訇只是每天按时地去红楼宾馆的礼拜点做礼拜，并适时地与周边的穆斯林做些简单的交谈。到了第一个主麻日的聚礼时间，马阿訇很自然地走上前去领拜，在聚礼结束时，很多人以为“是一个阿拉伯人在领拜”。三、清真寺管理委员会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简称“寺管会”，是各地穆斯林以清真寺为单位自发成立的管理清真寺具体事务的组织，其成员组成通过民众选举产生。义乌寺管会是在“冯金源，《中国的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第11页。108 义乌民宗局组织下成立的，具有政府组织和民间自发管理的双重作用，其职责是以处理清真寺日常事务为主的一个协调和服务型的团体。最初是在2003年，义乌清真寺依据有关规定在穆斯林民众中选举出5位成员，选举办法主要是群众推荐和自愿加入，对成员的要求主要有：信仰好，关心集体，对公益事业热心，而且要能抽出一定的时间，力所能及地为中外穆斯林提供多方面的周到服务。其成员中没有外国穆斯林，主要原因是中国法律规定外国人不能参与中国宗教事务的管理。2006年，寺管会成员从5名增至11名，扩充成员的主要原因是根据现实需求，由于义乌穆斯林群体数量的剧增，基本的服务性工作的工作量也大幅度增加，为了能提供较为优质的服务，该组织在组织成员的人数上做了相应的调整。2008年，寺管会又重新制订了相关的工作章程，坚持教育、管理、服务三结合的原则，动员并引导中外穆斯林群体共同维护场所秩序，确保聚会活动有序进行。四、小礼拜点义乌的礼拜场所除了清真寺之外，还有很多分散在穆斯林聚居区的小礼拜点，这些礼拜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义乌清真寺宗教组织活动的延伸。清真寺被阿拉伯人称为“麦斯吉德”65，是最神圣最庄严的礼拜场地。然而对于中国的穆斯林而言，清真寺是与“哲麻提”密切相关的处所，“哲麻提"其意是指“社区"或“教坊”，其内涵是将清真寺的功能和意义都更扩大化和具体化了。相比阿拉伯的清真寺，中国的清真寺除了具有宗教文化功能之外，还具有多重的社会功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清真寺为中心形成的穆斯林的聚居区，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宗教组织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社区组织，在很多地方，它是传统的穆斯林的社会基层组织，与从唐代开始逐渐形成的古代蕃坊具有某种历史的继承性。这种独有的社区组织的功能使中国的伊斯兰清真寺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场所，一般的宗教场所往往远离现实生活，更具有“离世”、“出家”的意味，而中国的清真寺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是“入世的”，其寺院的宗教生活往往也会深入到教坊中的每家每户每个人。65麦斯吉德，Masjit，是在礼拜中被视为最重要的匍匐在地的一部分，用以表示对真主安拉的恭敬和顺从，因此就需要一个干净合适的场所，在《古兰经》中将麦加克尔白的神圣区域成为“麦斯吉德·阿尔·哈拉姆”，直到今天还这样称呼，这是伊斯兰教中最神圣、最庄严的礼拜场所，麦斯吉德就是由此而来，今译称禁寺。109 在义乌，清真大寺因为其形成过程中特殊的原因，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并没有深入到义乌穆斯林聚居区的内部，因此，也使得清真寺服务的范围和其功能性的延伸都受到了某些局限，而这些在清真寺管理和许可之下组建的诸多小礼拜点正好弥补了义乌清真寺的这一缺陷。图12：义乌库尔干餐厅礼拜点内景但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义乌的这些“小礼拜点”又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内地诸多清真寺的功能与作用，由于每个小礼拜点所深入社区的穆斯林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使得它难以形成中国内地传统意义上的教坊，以及相应的教坊制度。其在组织形式上相对更为松散、制度建设上也较为空泛。但它在极大程度上便利了穆斯林的日常宗教生活，是虚拟的宗教组织和变相的社会组织功能相交错的宗教空间的存在，是更具便利和实用性功能和意义的宗教场所。随着义乌穆斯林聚居点向聚居区的扩散，以及聚居区的不断向外围的扩展，这些“入世"的小礼拜点也不断地发展变化。截止于2011年3月初止的统计，义乌小礼拜点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表8：义乌市伊斯兰临时小礼拜点基本情况一览表(义乌清真寺提供)场所名称地址负责人(来源地)日常礼拜人红楼礼拜点稠州中路70号新疆印度、巴基斯坦、少量新疆人五爱礼拜点五爱小区8幢1单元1-2楼宁夏中国宁夏、也门、毛里塔尼亚人五爱礼拜点五爱小区88幢宁夏1lO 端头礼拜点端头3区67号2楼新疆中国、毛里塔尼亚人永胜礼拜点永胜7幢1单元202室宁夏中国、毛里塔尼亚人樊村礼拜点樊村75幢2单元2楼宁夏中国、毛里塔尼亚人金福源礼拜点金福源A区5楼新疆阿富汗人宗塘礼拜点宗塘1区3幢301室宁夏中国宁夏人商贸区礼拜点稠州北路279号2楼青海非洲各国人青口礼拜点青口C区33幢2单元2楼毛里塔尼亚人外贸大厦礼拜工人北路689号外贸大楼广河巴基斯坦人点626房间江河源礼拜点商贸区江河源餐厅3楼青海本店职工福田礼拜点福田大厦B座(--)2楼各公司老板巴基斯坦入库尔干餐厅礼库尔干餐厅7楼餐厅老板本店职工及房客拜点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调查编制。如表8所示，目前义乌有14个礼拜点，主要分布在三个穆斯林主要的日常活动区域，一是以生活为主的社区，如：五爱礼拜点、端头礼拜点、永胜礼拜点、樊村礼拜点、宗塘礼拜点和青口礼拜点；一是主要的办公区域，如：红楼礼拜点、金福源礼拜点、商贸区礼拜点、外贸大厦礼拜点、福田礼拜点；再就是规模型餐厅，如：江河源礼拜点和库尔干餐厅礼拜点。各礼拜点的负责人都是中国人，日常礼拜的人基本上也是根据各自的方便程度和需要而相对较为固定。但总的来看，这些小礼拜点的设置是以便利为主要出发点。多年来，由于义乌清真寺一直处于不断地流动、修缮和改建的过程中，以及各小礼拜点规模和功能的局限，使它们难以承担诸如交流聚会、学习宗教文化等社会职能。然而，对于大多数义乌穆斯林而言，互相团结、互相认识、互相帮助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群体最基本也最为急迫的内在需求。因此，“信仰学习班”通过自己独特的学习和沟通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群体另一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第二节信仰学习班信仰学习班是义乌穆斯林自发组织的进行情感联谊、交流信仰和语言学习的，形式上十分松散的民间团体。学习班旨在加强穆斯林群体情感联系的基础上，提高群体信仰和工作技能(阿拉伯语和英语)的培训。在笔者的调查中，“五爱学习班”较具代表性。当笔者2010年4月23日第一次走进“五爱学习班”，学习班的教室是一问仅四、五十平米的普通民宅，靠 窗的墙壁放着几个书架，上面的书籍最多的是信仰方面的，还有学术方面的以及一些通俗读物，其他教学设施都极其简陋而且很不正规。当天晚上有三个学习班同时上课，教室里除了拥挤，还被不同音高音频的朗读的声音、老师提问的声音、黑板上板书的咯吱声充斥着，虽然学习环境显得十分拥挤，但前来上课的人大都神情专注。“五爱学习班”成立的时间并不长，2009年3月刚刚成立，第一个月的活动场地是在鲇溪小区2栋一个外贸公司的办公室。4月才正式租用了五爱小区8栋3号1楼的一间民宅，面积40平米，年租金近四万。在2010年7月之前，大部分租金由位于学习班楼上的五爱小礼拜点承担，之后租金改为学习班自筹一半。据一位学习班的负责人介绍，学习班的书籍和大部分设施来自深圳一家外贸公司和香港伊斯兰文化中心的资助。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笔者对学习班的功能和作用也有了更多层面的了解。一、技能培训与文化交流(一)语言学习班在“五爱学习班”成立之初，最吸引人眼球的是语言学习班，尤其是语言学习班基本是免费开课。来上课的老师都是兼职的，并且代课也是义务的。但效果并不好。第一、二期语言学习班的总体状况是：非穆斯林占比较大，一般有二分之一强，学员流失非常严重，每个学期末，学员的流失都基本上超过半数。鉴于此，学习班的组织团队重新调整了语言学习班的运作模式，从2010年10月起，第三期语言学习班变免费为收费。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2010年7月开始学习班不得不自己承担起一半的房租，给筹款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学习班要想正常运转，需要想办法内部解决一部分日常开支。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免费学习使学员随意性加大，学员的流失也影响到教师的积极性，学习班不仅没能实现帮助青年人提高语言技能的初衷，而且还使其管理如同一盘散沙，大大削弱了学习班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到目前为止，学习班已经开设了三期语言学习班。第一期，2009年10月一春节前，课程设置：星期一、三、五晚上的七点到九点为阿拉伯语学习班(周五主要是信仰课)，星期二和四是英语学习班。两类112 语言学习班都分初级、中级和高级，一共六个班。学员情况：从开课时60多位学员报名参加到学期末人数减少为20多人。第二期，2010年3月1日一6月中旬，课程设置基本上与第一期的内容相同，但两类语言学习班只各分出初级、中级两类一共四个班。学员情况：其人数也是从开课时60多位学员到学期末人数减少到20多人。第三期，201o年10月一春节前，课程设置与第二期学习班内容相同。实行了收费制：5oO元／每人每学期。同时，也实行了奖学金制，其主要根据学员考勤情况和考试成绩排名，按考核结果在学期末将返还最高200元，最低20元不等的奖学金。其中，排名前两位的学员获得了最高奖学金，其他所有成员按名次都得到了金额不等的奖学金。此外，对授课教师也从免费授课改为按小时计工资，即授课教师每小时课时费50元。虽然教师仍是兼职授课，但要求其课时量需要达标，而且从无偿授课变为有偿授课，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学员情况：开课时报名人数为20人，到学期末仅有1名学员因生病辍学。基本上，语言学习班是一个基础性的平台，也是五爱学习班长远发展的主导方向。因此，语言学习班是否能办好和成功，直接影响到学习班今后的发展。从第三期改革后的收费学习班来看，由于收费所具有的一定的约束力，以及实现的奖学金制，都使报学习班的学员能够较为慎重地选择合适自己的学习方式，其整体的学习态度和积极性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就目前而言，收费的语言学习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此外，该学习班还开设过一期暑期儿童信仰学习班。儿童信仰学习班，2009年7月lO日一8月1日，主要招收3—6岁的穆斯林儿童，以学习伊斯兰基本知识和《古兰经》的学习为主，学员40人，收费情况：100元／每人。学员基本没有流失的情况。儿童班的反响较好，不仅因为时间短，儿童在家长的督促下学习态度都很端正，而且因为收费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学员及其家长构成了一定的约束力，大大减低了学员的随意性，防止了学员学习中途的流失。使暑期儿童班得到了较好的社会反馈。但2010年暑期，由于学习班重新装修场所，停办了一期。预计2011年，儿童暑期班会照常开班。(二)文化论坛 文化论坛对于“五爱学习班”来说是一种在信仰讨论基础上功能的延伸。因为文化论坛的雏形是每周五晚上固定的信仰学习。最初，学习班每次会邀请人来做主题演讲，有时是有人自愿来演讲，演讲结束后进行集体讨论。最初的主题大多是关于宗教信仰的，讨论盖头的问题、或是饮食禁忌等等。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团体对义乌穆斯林现象发生兴趣，学习班开始有意识地邀请前来义乌的学者们讲课，学者大部分是中国的，有时也有外国学者，由此，讨论的主题也随着来访学者们的兴趣点和关注点而延伸至文化、科学、管理、经济等等领域。其结果是开阔了学员们的眼界，也逐渐将纯粹的信仰讨论扩展为文化论坛。文化论坛不仅使学习班的层次和品位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升，在更大意义上，它仿佛一座文化的桥梁，使义乌与外部世界增加了多层次的联系，使人们有机会了解更大更远的地域空间里发生的事件、其传统文化及科学知识。不仅如此，文化论坛还延伸了学习班学员们的视线，从某种程度上，使他们得以借助别人的眼睛来观察自己，甚至解读自己。文化论坛发展至今，也已经引起了义乌穆斯林精英层的关注，越来越多义乌的穆斯林学者型商人们走上了这个讲台，引导年轻人如何走向成功，如何面对困境，如何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理解伊斯兰文化，并且毫不吝惜地与年轻人一起分享自己学习和创业的经历。精英群体的参与，不仅实践了自己对社会的回报和关怀，而且在年轻人心目中也竖起了一个个有形的标杆，大大降低了青年人生活的盲目性和无助感。因此，文化论坛在将单一的关于信仰的讨论无限扩展的同时，满足了穆斯林群体对信仰之外的知识和信息的需求，而这些知识和信息的学习是他们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及争取更好的未来生活的一个途径。文化论坛因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社会功能，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二、情感联谊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来学习班的学员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二十岁左右，这些男女青年中的大多数是第一次离开家人和家乡，在义乌，他们觉得最难适应的是文化环境，最需要的是生存技能上的培训，而最大的困扰是想家。学习班的初衷本来是针对穆斯林群体，开展信仰的普及和文化上的互动活动。然而，真正实践起来，学习班的成员并没有局限于穆斯林群体的内部，来学习班的学员一度非114 穆斯甚至多于穆斯林。关于这一点，除了因为学习班开设了阿拉伯语和英语两种免费的语言课程，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技能培训之外，大部分的青年人还希望通过学习班的学习进行社交活动或仅仅是为了打发业余时问。相对于穆斯林群体而言，大部分非穆斯群体更加难以找到群体归属感，因此，他们对“信仰学习班”产生了格外浓厚的兴趣。访谈人：汉族，女，河南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0年5月我不是穆斯林，但我几乎每天都来五爱学习班，主要来上英语课，现在也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学阿拉伯语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学习阿拉伯语真的很难。不过我其实觉得即使学不会阿拉伯语，来这几至少也能让我每天下班后都能有事做。我有时很羡慕像他们这些有信仰的人，走到哪儿都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群体，可以认识更多的人，交更多的朋友，不会感到寂寞和无助。访谈人：汉族，男，安徽人，餐厅服务员，时间：2010年5月我是汉族，但我对伊斯兰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穆斯林跟我们很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我在义乌看到了穆斯林群体比别的群体更团结，可能是因为有信仰的缘故，也更真诚。我来学习班是想要更多地了解他们，可能的话，跟他们交朋友。我不喜欢我的那些汉族朋友们，他们下班后没事做，就聚在一起喝酒、唱卡拉OK、去游戏厅打游戏，过那种没有意义的生活。这儿的氛围让人觉得积极向上，有意义，我至少可以学习到一些有用的东西。访谈人：回族，女，宁夏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0年5月我和妹妹两个人在义乌，我21岁，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妹妹18岁在一家货代公司，我们每天吃完晚饭就来学习班，我上阿语中级班，因为以前在阿语学校学的还远远不够。但来学习班最主要的原因是下班后很无聊，没事做，而学习班的环境很好，可以认识很多朋友。对于大部分城市打工者来说，共同面对的最大困境是文化适应的问题，由于个体远离自己“母体"的文化环境，与以往的社会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脱离，而又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融入和分享当地人的文化社会生活，因此更易形成文化归属上的真空。此外，由于移入群体社会角色身份的多元性，他们除了是“移入的建设者”——工作的人之外，还是“社会的人”、“社区的人”和“某种群类的人”因此，只有当这些多元化的角色定位得以实现，才能最大程度上使个体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来看，“信仰学习班”在极大程度上替代了社区以文化建设满足其所属群体心理归属和文化认同上的功能，在情感联谊的同 时，使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学员共同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圈、类和群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综上所述，信仰学习班以语言和信仰学习为主要内容，以文化论坛为沟通桥梁，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信仰学习班的技能培训、文化交流等社会文化功能。通过多种形式的沟通和交流增进了穆斯林群体的凝聚力。此外，它还作为对清真寺宗教和社会功能的有效补充，产生出了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影响力。在学习班上，有5个汉族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新穆斯林，一个跨国族际通婚的尼卡哈66仪式在五爱学习班学员们的共同见证下举行，还有一个新穆斯林通过学习班，使自己的母亲和一个亲戚皈依了伊斯兰教。第三节穆斯林墓地穆斯林的葬礼有土葬、简葬和速葬等的严格规定。这些丧葬的风俗几乎都来源于伊斯兰的经典，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穆斯林共同而内化的文化制度。穆斯林丧葬的习俗、观念、仪式共同构成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穆斯林葬礼的基本要素。而丧葬的观念尤为特别，在某种程度上，墓地在空间意义上并不属于死者，而是属于生者。对于穆斯林而言，死亡对于死者可能意味着另外一种意义的生67，但对于生者来说却充满了无限的内涵。当一个穆斯林归真68了，所有的穆斯林69都有义务和权利去送葬、哀悼和为亡灵祈福。这种丧葬的风俗似乎意味着通过死亡的仪式要将某种宗教的力量施加给最大多数的群体，并将一个惯常的通过仪式转换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强化仪式。因此，对于穆斯林来说，任何一个送埋体70的过程都是对所有生者的一次意味深远的宗教课和对宗教意义的不断强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仪式的高潮是亡灵入土时迭起的祷告和悼念，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仪式的过程、氛围和情境都必须是预设的，丝毫的改变和偏差都会毁坏仪式的完美和宗教意义的延展。一、墓地的困扰66尼卡哈：简单的说，就是伊斯兰婚礼的证婚词。67伊斯兰规定的六大信仰包括信真主独一、信天使、信经典、信圣人、信前定和信后世，其中信后世，即相信死后复生，并相信今世所做，后世必得，行善受赏，作恶受罚。碍归真：是穆斯林对死亡的一种称法。69指所有得知死讯的穆斯林，包括认识和不认识亡人的穆斯林。70埋体：穆斯林对亡人遗体的称法。】】6 历史上，由于义乌伊斯兰教的传入是以个人为载体，并没有形成规模型的穆斯林聚居区和相应的宗教文化遗存。因此，义乌并没有传统的穆斯林公墓。据马春贞阿訇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个新疆维吾尔族男子在义乌归真，应该是最早的一例葬于义乌的穆斯林，但具体情形已无从考据。在2001年马阿訇到义乌之前，义乌已经出现过四例穆斯林亡人埋葬的事件，因此，现在义乌穆斯林的公墓是较早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具体位置在商城大道崎山陵园(原当地人公墓)旁，占地不到一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六、七位外国穆斯林和二十多位本土穆斯林亡人安葬于此。穆斯林墓地从无到有是伊斯兰文化得以传入及大规模穆斯林移入义乌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和需求。伊斯兰文化的适应也首先发端于穆斯林墓地的出现，而非清真寺或其他的宗教符号或载体。对死亡的尊重和对死的体面的基本需求是每一个活着的穆斯林最为重视，也最为珍视的，正是基于此，现有的义乌穆斯林墓地的瑕疵和缺陷给穆斯林群体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困扰。义乌目前的穆斯林公墓位于靠水塘的一块洼地，而南方全年雨水较多，因此墓地挖不了多深就会出水。此外，公墓基本设施的建设也远远不够，给丧葬带来诸多不便。关于墓地的问题，义乌的穆斯林政协代表从2005年到2011年基本上一直在向政府提出相关议案，对此，义乌政府也表示将在新的城市建设中做出较为具体的规划。然而，新的墓地的选址真正确定下来似乎还有待时日，而且要视义乌城市整体发展和建设的规划和进度而定。二、土葬的文化冲突对于义乌穆斯林群体而言，还有来自伊斯兰丧葬风俗之外的另外一种现实的压力几乎是他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的。义乌穆斯林土葬的习俗可能使当地人对建立在国家政策框架下的新的丧葬制度(火化)的认同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汉族的丧葬风俗也基本上遵循着“入土为安’’的祖训，但由于国家制度的规定，新近汉族的丧葬风俗已基本上认同了将亡人火化的方式，这其中也经历过焦虑和抗拒，甚至东南某些地方的老人为了在火葬制度执行之前能入土为安，竞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埋葬方式对死亡的意义在最大程度上超越了生命存在的价值。117 当义乌的穆斯林还在为墓地选址的问题所困扰时，可能恰恰忽视了这种困扰背后所隐含的更为深刻的文化冲突。访谈人：义乌人，汉族，男，商铺老板，时间：2010年5月为什么穆斯林一定要土葬呢?我们义乌自己的本地人不是都要火化的吗?土葬是你们的风俗，可是火葬是我们的风俗呀!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入乡随俗，随我们火葬呢?你知道义乌的土地多么珍贵吗?我们自己人死了都舍不得占用这有限的土地，何况你们是外来人?这是笔者对一位义乌本地称得上最后一代鸡毛换糖的老百姓所做的访谈。这个朴实的农民老大哥可能没有太高深的文化，跟义乌的穆斯林也几乎没有过往来，丝毫不了解伊斯兰是什么?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发自内心，让人听起来也不无道理。所有的外乡人身在他乡，都懂得“入乡随俗"的道理。而且，关于“土地”的概念，对于义乌老一辈的人来说，都深深懂得它的含义。人们可能大都知道，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是义乌一代“鸡毛换糖”的脚夫们走出来的，但“鸡毛换糖”的真正含义并不包含“以商代农，兴商建县”等现代化的经济理念，而是鸡毛可以用来积肥，以提高粮食产量。义乌是个传统的农业地区，但土地资源稀缺，土地对他们来说曾经是生存的根本，而在经济转型期城市的迅速扩展中也同样弥足珍贵。因此，穆斯林的“土葬”在义乌当地可能并不是民心所向的一件事情，它与地方传统文化，特别是与义乌当地人的土地观念是相冲突的。第四节第二代教育不同于非穆斯林，穆斯林所面临的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是双重的，它包括世俗教育(学校教育)和信仰传承。当穆斯林移民与传统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相脱离之后，双重教育将面临更大的困境。一、世俗教育的困境关于世俗教育，作为移民群体，穆斯林和非穆斯移民同样都会面临教育资源稀缺的问题。据官方统计：义乌当地户籍人口71．6万，外来建设者130多万。相比之下，义乌官办学校有61所小学，21所初中，8所高中，4所职业高中；民办学校有16所小学，2所初中，1所高中，1所职业高中。其中，官办学校主118 要招收义乌有当地户籍家庭的子女，而民办学校主要为解决来义乌打工家庭的子女就学。通过上述数据我们不难看出，义乌教育资源不平衡及稀缺的程度。虽然外地学生可以以借读的身份去官办学校读书，但即使能够交纳不同程度的赞助费，官办学校能够容纳的借读生也十分有限。比如：义乌东洲小学，是一所普通小学，6年赞助费6000元，在该校借读的穆斯林儿童总共有20名左右。义乌实验小学，是一所重点小学，6年赞助费36000元，在该校借读的穆斯林儿童总共有100名左右。无论收费情况怎样其总体的容纳量都十分有限。而外国穆斯林家庭由于家庭教育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多不能适应中国学校的教育机制与学校氛围，而选择阿拉伯学校。(一)中国穆斯林家庭的选择1．借读与返乡读书教育资源的稀缺几乎是义乌所有外来家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从对义乌穆斯林家庭的大量调查来看，这也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扰。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义乌的大多数中国穆斯林家庭不得不同那些非穆斯林家庭一样选择这样两种解决方案：其一，是找到特定的渠道并支付高昂的赞助费在义乌的官办学校借读；其二，是送孩子返乡读书。对于一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来说，可能更愿意支付高昂的赞助费让孩子在义乌的学校里借读，它实际的好处是：首先，义乌的中小学的教育质量都较高，尤其高于某些内地西部偏远地区。其次，如果孩子能留在自己身边读书，不仅可以随时掌握孩子的情况，而且能更多地尽到作父母亲的职责。但它所面临的困难也很多，主要是赞助费十分的高昂，对于很多普通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的家庭来说，有时难以支付；有些已经从家乡学校上学而中途转来义乌读书的孩子，对学校环境、教育模式以及教学进度都难以适应。而对于穆斯林家庭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孩子的吃饭问题需要解决。关于借读，我们可以通过义乌一个有3个男孩的穆斯林家庭，分别了解义乌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一个基本收费的情况。访谈人：回族，女，西安人，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10月这个家庭3个男孩儿正好分别在上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三个孩子上学的基 本情况是：小儿子五岁半，在义乌一家民办穆斯林幼儿园上学，每年的学杂费在25000元左右；-)L子十岁，上五年级，在义乌的实验小学借读，六年共需交纳36000元的赞助费，平均每年交纳6000元。实验小学是一个官办小学，主要招收义乌当地人，到目前为止，该校共有外地和本地外校区的学生100多人；大儿子十三岁，上初一，在义乌宾王中学借读，三年共需交纳36000元的赞助费，此外每学期还要交纳学杂费、书本费、校服费等其他费用共2000元。宾王中学是义乌的重点中学，本地学生想进去也有一定的难度，对于外地借读生来说，一般需要具备三个条件才能进宾王中学读书：其一，是通过考试并成绩优异，其二，是要找到一定的关系帮忙，其三，是要支付得起不菲的赞助费。计算下来，这个家庭每年要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45000元左右。对于这个在义乌开外贸公司的老板阶层的家庭来说，这个数目还可以应付。通常的中国穆斯林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按一个家庭仅一个孩子来计算，大部分家庭都尽量会想办法解决赞助费的问题，但像实验小学和宾王中学这样的重点学校属于更为稀缺的资源，大多数情况下，有钱也很难找到门路。返乡读书更多的时候是出于不得已的选择，这其中除了经济的原因，还有较为复杂的其他因素，但无论如何，它造成了很多家庭的分离。访谈人：新穆斯林，女，西安人，贸易公司办公室人员，时间：2010年10月我再过两个月就会回老家，女儿上二年级了，姥姥已经很难管她了，除了功课上辅导不了，最主要的，孩子的心理成长的非常快，有时候，姥姥一辈的人很难理解的。我老公留下来工作，他只能一年抽一些不忙的季节回家看看我们，或是孩子放假我带她来义乌。让孩子回家上学，主要是考虑到假如我交了借读费却只能让孩子上普通学校或是民办小学，那还不如西安的学校教育质量好。我宁肯让她返乡读书。有的时候，为了孩子，父母亲可能还不得不放弃义乌的工作机会。访谈人：回族，女，银川人，曾留学叙利亚，时间：2010年7月我和孩子再过几天就要离开义乌了，暑假过后，他要在银川读书，我已经给他办了转学，我也不打算再回来义乌了。这孩子一直不喜欢在义乌上学，他更喜欢外婆家，没办法，我们只好回去了。 转学的小男孩是一个9岁的混血儿，在一次小型的女穆斯林好友的家庭聚会中，男孩的母亲公布了自己的打算，几乎所有在座的朋友都劝她留下，但她似乎去意已决，已经打好了所有的行李，买好了返乡的车票。返乡读书根据不同的学阶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小学阶段，孩子年纪太小，自理能力较差，再加上小学的赞助费相对也较少，大多数家庭希望孩子能在义乌就读，对学校的选择要求也相对不是很高。初中阶段，返乡读书的孩子明显增多，不仅因为高昂的赞助费，还因为可供选择的学校数量的减少而使上学难度大大增大，这个阶段孩子大都已经能够生活自理，而功课又没有高中那么紧张，因此托付给爷爷奶奶或其他亲戚代为监护的孩子占比较小学有所增多。相形之下，返乡读高中的比例最高，因为义乌的高中相对更少，收费也更高。尤其牵涉到高考，义乌和许多内地高中课本不一样，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也差别较大，最主要的是义乌和某些内地的高考试卷有所不同，因此，返乡读高中似乎对孩子顺利参加高考更加有利。2．送饭送饭是义乌中国穆斯林家庭通常的做法，据不完全统计，义乌有近90％的适龄学生的家长都选择自己在家做饭和亲自送饭，10％是较为幸运地找到适合的清真餐厅代为送餐。据调查，送饭给很多家庭带来长期的不便和一些潜在的困扰。首先，一个家庭要坚持送6年、9年，甚至是12年的饭，总是会带来诸多的不便和麻烦。其次，送饭对孩子和当地学校也多少有些负面的影响。尽管，现在送饭已经被义乌的大多数学校所认可，校方往往还会特别地给穆斯林的孩子们提供方便。然而，这种认可主要建立在学校对伊斯兰不断了解和认同的基础之上，是对大的外在环境背景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当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可能将完全不同。以下个案是一个义乌穆斯林通婚家庭的现状，外国穆斯林父亲在义乌工作，新穆斯林母亲在南京老家照顾两个孩子。访谈人：巴勒斯坦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7月我女儿今年上一年级，回她母亲的老家南京上小学。一开始我们不得不给她送饭，但是学校对送饭并不是很理解，他们提出让我女儿在学校的门房吃中饭，我坚决反对，但他们觉得如果她一定要吃家里的饭，最好不要和其他孩子一起，他们会很好奇，而且会影响吃饭的秩序。好在我们家住的离学校很近，因此，我121 女儿现在每天回家吃午饭。如何能够解除这样的困惑呢?答案很难一下子找到。但送饭是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也是在暂时难以解决穆斯林学校问题情况下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方法。访谈人：回族，女，青海人，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6月我每天上午11：15，夏天是10：45，都会准时拿着饭到我女儿学校的收发室门口等她，当看着她拿着饭盒去了食堂，我才能松一口气，虽然看不见她吃饭的样子，但我每次都会很幸福地等着她，等她吃完了，我才会安心回去。我从她上一年级那么一点点小的时候就开始送饭，现在她都上五年级了。访谈人：回族，女，西安人，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10月我给儿子送了三年饭了，每顿饭我都会精心准备，要有荤有素，还要注意营养搭配。我儿子的同学总是很好奇他每天吃什么，很多同学都羡慕他的饭菜总是那么可口，我儿子开始时有时会给他们尝尝，但可能因为他从不吃别人的东西，所以现在他的同学也不好意思吃他的饭菜了。(---)外国穆斯林的阿拉伯学校对于外国穆斯林来说，选择返乡读书的比例更高。因为在很多阿拉伯国家，传统教育是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共进的，世俗教育中的文化教育的内容往往对孩子主要在家庭内进行的宗教的传承教育大有裨益。而在义乌上学，可能会造成与阿拉伯式的早期教育的脱节，这是他们所担心的。因此，如果选择在义乌上学，外国穆斯林的孩子也基本上在义乌的阿拉伯学校就读。目前，义乌有两所阿拉伯学校，收费一般在每年10000--15000元人民币。其中一所是也门商会在教育部的许可下创办的学校，该校挂靠在义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部，学制和中国普通教育相同，包括小学、中学和高中，共12个年级。该校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生源基本上都是义乌外国穆斯林家庭子女，学生共100多名。另一所是利比亚人创办的阿拉伯学校，生源只有几十名。不难看出，这类学校的学生容量都还非常有限。因此可供选择的余地也很小。此外，在笔者的调查中，也有外国穆斯林把孩子送到义乌当地学校读书的情况，但孩子多不能适应中国式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氛围。访谈人：也门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1O月我的大儿子今年11岁，我曾经试着送他去五爱小学就读，可是不到一年时 问，我发现孩子出了问题，表现出压力很大，而且厌学。我后来就经常去学校和老师沟通，但老师对外国孩子遇到的压力无能为力，这样我只好给孩子转到新加坡人办的伊顿小学，那个学校是西式教育，收费相当高，每年差不多需要支付60000--70000元人民币的费用，不过，他的变化很大，快乐了很多。外国孩子不适应义乌当地学校的主要原因与中国家庭和阿拉伯家庭的家庭教育有关。中国学校的学习压力一般都较大，中国家庭一般都会配合学校教育，能为孩子做课后的辅导工作，而阿拉伯家庭教育多偏重孩子自然长成，较少给孩子压力，习惯于将学校教育和家庭生活分开。对此，上述那个也门商人也有自己的看法。访谈人：也门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10月我觉得中国学校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课程设置很全面，缺点是教学方式似乎过分强调灌输，有时灌输的不适当就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此外，我觉得中国的孩子跟我们的孩子很不同，他们似乎更自私、更容易骄傲，性格有时也更内向。在我看来，我儿子感到上学不快乐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孩子的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心理健康。现在的学习让他感觉很适应，而且不再厌学了。伊顿小学算得上是义乌的贵族学校了，但并不是阿拉伯学校，生源来自常驻义乌的所有外国家庭子女，以英语教学为主，属于西方的教育体系，收费也是最贵的，因此，实际上义乌的外国穆斯林子女在伊顿就学的并不多。对于大多数外国穆斯林来说，几乎都习惯带着家眷一起出行，尤其那些不得不长期驻留义乌的外国商人们，家的意义更为重要。然而，当谈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时，很多人都表示，孩子在还不太懂事的年龄，一定要和父母亲在一起，家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等孩子到了上中学的年纪，再送孩子返乡读书，对孩子和父母亲都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到了那个时候，大多数的母亲也必须要和孩子一起返乡，行驶必要的监护义务，这样将有很多外国穆斯林家庭也不得不面临着分离。也因此，很多人表示，到那个时候可能会考虑将业务转回国内一部分，或者干脆重新发展别的事业。二、信仰的传承与坚守关于信仰的传承，是义乌中外穆斯林家庭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穆斯林的宗教教育多选择家族内部代际传承，而外国穆斯林的宗教教育是学校教育和家族教 育共进，但家族教育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基本上是儿童早期宗教教育的主要途径。在义乌，中外穆斯林多以核心家庭为主，社会关系基本上断裂，家族教育以小家庭为主。因此，他们不得不尽可能地整合所有的资源，缓解家庭内部宗教传承与外在大的文化环境之间的冲突，并使信仰教育在延伸出核心家庭的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强化。(一)最后的阵地——家庭教育对于大多数义乌的穆斯林来说，家庭教育几乎是信仰得以传承的最后一块阵地了。到目前为止，义乌的清真寺和小礼拜点都还难以承担起民众基础宗教教育的义务，义乌也没有阿拉伯语学校，也还没有正规的有组织的宗教学习班。而义乌的整体环境对于穆斯林来说，是具有极强异质性的。信仰的传承不仅显得十分的急迫，而且“怎样传承”似乎也是一个有待摸索的难题。访谈人：毛里塔尼亚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5月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刚来中国，大女儿5岁，二儿子4岁，小女儿还不到一岁。我打算她们在这儿呆两三年就回国。因为如何教育我的孩子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她们这个年纪，不能受到很好的阿拉伯式的幼儿教育本来并没有大碍，但即使是家庭教育也很难，你可能会跟你的孩子讲女人应该如何注意遮蔽自己的羞体，但走在大街上，她会很好奇地去看那些衣着暴露的非穆斯林女人们，然后问你：“她们为什么不遮住自己的羞体?”你可能要做很多的解释，但她未必能全部听懂。但如果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家庭教育如何进行下去，最大的困扰往往不是来自家庭的内部。因为家庭只是最小的社会的细胞单位，它很牢固，可以用血缘将家庭成员牢牢地粘合在一起，但有时它也很脆弱，一个家庭的命运往往与社会环境和国家的命运有着紧密的联系。当家庭文化难以适应社会文化时，仅靠血缘的力量或是文化传承的约束力，似乎很难能将包围了家庭的外在氛围里的异质的东西一一过滤掉。家庭教育的无力感似乎是许多穆斯林家庭最为担心的。访谈人：回族，男，青海人，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10月我的女儿在上义乌当地小学，她很好学，成绩也很好，我希望她能顺利地上大学。至于宗教教育，她完全可以在家里完成，她现在会背诵《古兰经》的很多章节，基本信仰和基本常识也都已经掌握了。 当这个中国穆斯林的父亲被问及如果她的女儿以后在一个穆斯林很少聚居的城市上大学，或者去非穆斯林的国度留学，会担心她的信仰吗?他的回答有些含糊，他认为信仰是个人的事情，那么遥远的事是现在没法把握的。这反映了一种穆斯林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态度。在调查中，笔者还遇到了与之相反的个案。访谈人：回族，男，青海人，贸易公司合伙人，时间：2010年7月我女儿学习很不错，在青海读高中，再有一年就要高考了，不过我希望她在当地上大学，如果考出来，我可能会考虑不让她上大学。我想她最好能早点出嫁，因为对于穆斯林的女孩子来说，坚守信仰，又懂得相夫教子是最重要的，见识太多的花花世界，对她并没有好处。访谈人：新穆斯林，女，义乌人，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7月我公公、婆婆还有老公打算在我女儿8岁时送她回宁夏老家学习《古兰经》。我去过那种学校，全住宿、不教语文数学之类的课程。我心里很难接受这件事，可是我不希望为孩子的事情跟老公闹矛盾。我老公有时也会有所动摇，每次他在义乌呆久了就会犹豫是不是该把孩子送去念经，但每次从老家回来就会变得很坚决。我现在先不想这事儿，到时候再说。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似乎也还有可供选择的其他方法。访谈人：黎巴嫩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10月我觉得对孩子的宗教教育不仅仅只局限于家庭内部，还可以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我会带孩子们参加我们大人们的一些活动，让他们听、让他们看，因为伊斯兰的礼节是在这些交往中体现出来的，他们看的多了，听的多了，自然会受到影响。访谈人：也门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7月信仰就像一棵大树，那些关于怎么吃、如何穿的问题只是大树最末梢的一些枝叶而已。对孩子，你可以给他读《古兰经》、讲圣人的故事，这些才是最根本的信仰教育，也才是大树的主干。访谈人：回族，男，青海人，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9月我自己非常喜欢阿拉伯的历史、军事，读这方面的书籍是我平时最大的爱好。等孩子们放假了，我和妻子常常会带着他们一起去阿拉伯国家旅行，一路上我就开始给我的孩子们将这些历史、军事的故事，他们也特别有兴趣，这样做也收到了“走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效果。 上述三种对子女教育的态度还不能概括义乌穆斯林宗教传承的整体情况。但是，在义乌，每一个穆斯林家庭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社会文化对家庭文化的挑战。当外界的饱含了他文化气味的空气不断地袭来，家庭就成了惟一合法且可以坚守的阵地，每一个穆斯林的家长所承担的责任也就不再仅仅是信仰的传承，还有更为深刻的责任和承担。因此，无论如何，义乌的穆斯林群体在整体上表现得更加注重子女的信仰教育，很多父母亲在寒暑假的时候会送孩子回老家或上一些宗教学习班，一些父亲会经常带着年幼的孩子去清真寺礼拜或参加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有些条件较好的家庭甚至会利用假期带孩子去一些阿拉伯国家旅游，更多的家庭在有了子女之后，加倍重视自己的信仰以身体力行的给孩子以教育⋯⋯总之，关于信仰的教育无所不在，在这个充满了多元文化的场域下，信仰的传承被推到了空前的高度，表达出穆斯林群体对信仰坚守的勇气。(二)一个穆斯林幼儿园笔者特别地关注过家庭之外有关义乌穆斯林儿童教育的发展状况，一个穆斯林幼儿园不禁引起了笔者的好奇心，也成为了笔者关注的对象。它的地位和意义如此的出众，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它成为了一个被纳入到正规教育体系中的穆斯林幼儿园，它拥有政府发放的营业执照，这也是义乌惟一一家属于教育系统内的民办民族幼儿园。目前，该幼儿园的场地是租用的一栋四层(包括一层地下室)的别墅楼和紧邻的别墅的一层，总面积在500平米左右，室外活动场地相对较小，有150平米左右。由于义乌穆斯林的整体流动性较强，该幼儿园的生源也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但据2010年下学期的统计，其生源状况如下表。表9：民族幼儿园2010年下学期学生情况统计表来源国家人数来源国家人数阿富汗4伊拉克3俄罗斯3沙特阿拉伯2几内亚4埃及2也门2约旦2巴勒斯坦1巴基斯坦2叙利亚1苏丹2毛里塔尼亚4中国穆斯林40利比亚1中国汉族6 资料来源：义乌时光幼儿园提供。由表9可见，2010年下学期，根据统计的学生情况可以看出，幼儿园的生源以穆斯林儿童为主，其中，外国穆斯林儿童34名，中国穆斯林儿童40名。非穆斯林儿童仅有6名。穆斯林儿童占比为92．5％。幼儿园2010年下学期有4个班级，分别是：托班18人、小班27人、中班25人、大班20人。由于幼儿园学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2010年下学期，最多人数达到过91人。．此外，笔者对该幼儿园2010年下学期教师及工作人员的基本情况也做了详细的了解，具体情况如下表：表10：民族幼儿园2010年下学期教师基本情况表姓名岗位学历上岗证职称教龄民族周园长园长本科园长资格证市一级教师10年汉幼儿教师资格证陈老师大班老师大专幼儿教师资格证市一级教师3年汉石老师中班老师中专无5年汉贾老师小班老师中专幼儿教师资格证无4年汉陈老师托班老师中专幼儿教师资格证无2年汉杨老师阿语老师中专无回李老师阿语老师中专无回备注：另配备保安1名(汉)，厨师1名(回)由表10可见，该幼儿园专职教师7位，其中5位是汉族老师，以汉语课程教学为主，教材采用义乌当地幼儿园通用教材。2位回族教师，主要教授伊斯兰文化课程，教学内容涉及伊斯兰生活常识、伊斯兰礼节、《古兰经》章节。5位汉族教师中有4位持有幼儿教师资格证，l位汉族教师和2位回族教师没有教师资格证。此外，5位汉族教师都有2年到10年不等的工作经验，2为回族教师均没有幼儿教学的工作经验。其他人员包括一位汉族保安和一位回族厨师。在调查中，笔者还了解到有关课程设置的情况，以托班某一周课程设置的情况为例，基本可以掌握托班孩子们某一周的具体课程和活动的情况，如下表：表11：民族幼儿园托班教学(某)周计划表127 晨问活动踩高跷跳圈玩大型游戏游戏：小兔游戏：开飞跳机早操：能跟着老师做早操教学活动上午主题活动：赏灯漂亮花灯找颜色做花灯宝宝找家阿语活动下午复习活动午餐：学会自己动手午睡：安静入睡不哭闹特色教学(故事成古诗：一去成语：白手起识字：白、语识字三合一)二三里家、家常便饭家等字家长工作1．请家长协助孩子收集一些不同形状、颜色的花灯2．请家长能坚持每天送宝宝上幼儿园资料来源t义乌时光幼儿园提供。从表11课程设置的情况来看，该幼儿园某周内每一天的教学内容都涉及到世俗教育和信仰教育两个方面，按课时来计算，其比例基本是3：1，即：每天有关信仰教育的内容基本能占到三分之一的授课时间。除此之外，笔者通过对部分家长的访谈，得到家长们对幼儿园情况的一些反馈。从反馈的情况看，大部分穆斯林家长觉得幼儿园首先解决了孩子的一些基本需要，比如：吃饭问题、伊斯兰基本常识的普及。此外，大部分家长认为中国孩子和外国孩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些有益的互补，比如：中外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交流，从而增长了孩子的知识面。但同时，幼儿园也有很多不足：一部分穆斯林家长，尤其是外国穆斯林家长认为信仰教育的课时量不足。而部分中国学生家长则希望幼儿园课程的设置尽可能接近官办幼儿园，以便于孩子升小学时顺利过渡。除了教学问题，家长们最关心的是幼儿园的管理和环境，有家长认为该幼儿园教师的流失情况较为严重，经常换老师使孩子难以适应幼儿园的生活。也有家长觉得幼儿园的各活动空间因为租用场地的限制而不尽如人意，比如：室外活动场地过于狭窄。客观的讲，民族幼儿园的软、硬件建设都还有待于提高。但2010年下学期，幼儿园的整体情况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不仅聘请了一位颇有管理和教学经验的园长，也更关注普通教师的专业素养，为此，幼儿园的整体开支(主要是教师工资)也大大增加。在课程方面，可能信仰教育的比重偏少了一些，尤其与内地穆斯林聚居区的一些穆斯林幼儿园相比。虽然还不能说民族幼儿园已经承担起了幼儿信仰教育的重任，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幼儿园的教育从课程设置上来看更趋于世俗 教育化，但它给那些在家里耳濡目染了信仰教育的穆斯林孩子们一个延伸其家庭教育的空间，使之前局限于家庭内部的信仰教育得到了强化。此外，最有意义的是，民族幼儿园使伊斯兰的信仰教育推进到了一个官方认可的教育领域。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绝大部分的穆斯林家庭都反映子女教育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他们总是不惜花费金钱，调动各种可能的社会资源为子女提供尽可能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条件。因此，无论是借读还是返乡，甚至花费不菲上贵族学校，都是他们对义乌社会环境适应的选择。而信仰教育在义乌穆斯林移民家庭内部呈现出比普通穆斯林家庭更多样的方式和途径，表现出义乌穆斯林群体对信仰坚守的勇气和智慧。本章的主题仍然是适应，是建立在经济体适应基础之上的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文化适应研究分支委员会，曾对“文化适应"做过一个权威性的定义：(它)用以理解如下一些现象：即当具有不同文化的各群体进行持续的、直接的接触之后，双方或一方原有文化模式因之而发生的变迁。(陈庆德，2001：442)71关于“社会适应”，马克思曾反复谈到，人成为人的过程，是自然限制的退却和社会性的实现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使人类逐渐脱离了具有生物学性质的自发适应方式，而发生这一变化的基础，恰恰就是人对其周围环境的积极适应，它无法排除地包含着某种程度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样，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对已经完全或只是部分地改变了的、或者正在改变着的周围环境的适应，就不再是人这类生物的再生产的惟一调节者了，某种社会性的积极适应方式，开始取代了原有生物性的自发适应方式。(陈庆德，2001：359)72文化适应，总是与社会学“同化”的概念以及近年来人类学多移用的“涵化”概念在意义上存在着彼此的交叉。但无论是文化适应中的文化变迁，还是同化，都并非指一个民族的片面消亡，而是指具有不同民族传统的个人或群体，融入特定地域占社会支配地位的经济文化体系的过程和结果。在此过程中，这些人或作为相对独立的少数民族集团，或作为移民群体同当地的主导性经济文化体系接71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1，第442页。72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1，第359页。129 触，并参与到由此形成的社会生活中，共同合力创造融各方特点为一体的新文化形态。(陈庆德，2001：443)73义乌穆斯林群体的文化生活及文化的再创造所表现出的，正是作为移民群体的穆斯林同义乌当地的主导性经济文化体系相接触，并参与到义乌经济转型期特定的多元文化的社会生活中，而最终形成的既不同于阿拉伯伊斯兰也不同于中国新疆和内地伊斯兰的文化形态。73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1，第443页。130 第六章义乌穆斯林群体认同的建构与表达在义乌，外国穆斯林和中国穆斯林被看做一个整体。在当地政府看来，他们的到来给义乌政府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伊斯兰教的管理；在义乌人眼中，他们是最精明的外国商人；对于穆斯林们来说，无论是中国穆斯林还是外国穆斯林，他们在历史上可能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而现今他们是每周五一起在清真寺礼拜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义乌穆斯林群体的文化认同，需要依托义乌的市场环境、文化生态及相关的经济活动来进行建构与表达。第一节义乌政府对伊斯兰教的管理义乌穆斯林的聚集在时间和规模上非常迅猛，在穆斯林开始大规模移入义乌的初期，给当地政府带来了新的宗教和民族管理上的压力。可以想象，在极短的时期内，出现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集并存，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相汇集，多族群性与多地区性相交叉的新的民族宗教现象。同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使当地政府对伊斯兰的认知还不够深入。因此，如何应对并恰当地处理眼前复杂多面的新的宗教问题对当地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双重主体管理模式义乌政府也意识到这一次的相关民族宗教的管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对于一个正在走上国际经济轨道的城市而言，管理需要采取的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具体措施和制度建设，不仅如此，合理且有效的管理也是政府对多元文化问题的态度的反映，具有更加深远的社会意义。义乌政府最终确定了双重主体的管理思路，即：在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框架下，主动应对、审慎有度，逐步确立并完善政府依法管理的主体和义乌穆斯林自我管理的主体这一双重管理思路。其民族工作的重点是“再认识、不歧视、共发展、重管理”，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教育、引导、管理、服务四位一体”的综合管理格局，其具体内容如下：教育，不仅要加强国家和政府有关政策法规的教育，还需要充实文明素质、 地方民情等内容的教育。探索根据实际情况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述，努力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和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引导，首先是注重政策法规基础上的思想观念引导，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等，注重引导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思想建设、扩展自我管理、规范管理、民族管理的力度。管理，增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要认真研究城市民族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形成领导重视、部门配合、各界支持的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切实提高综合管理能力。服务，要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相适应、增强服务意识，培养良好的服务态度，将服务观念贯彻于教育、引导、管理的全过程，在服务中体现并落实国家的法律、政策．在服务中促进交流74。上述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中和”思想，体现了一种用内在的思想去理解人、理解社会的人文情结，在最大程度上减小了文化随着文化载体的不断迁移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结构性的变化。“中和”思想所赋予中国文化的一个合理的内涵，即文化的选择性，在义乌政府的民族宗教工作中的运用，使民族认同、伊斯兰教认同及跨国文化圈等多元认同，得以在一种良性的状态下展开。就目前而言，对新宗教问题的态度与管理效力显示出了义乌政府的开放与开明，以及在应对多元文化问题时的应变能力、魄力和合理性。二、组织参政议政目前，在义乌的51个少数民族中，穆斯林的现象最为引人注目，同时情况也最为复杂。因此，义乌市委、市政府也通过搭平台、抓契机、强服务等多元的方式宣传民族政策，并通过积极组织穆斯林代表参政议政，以推进穆斯林群体的政治参与。2003年，义乌选举了两名穆斯林为政协代表，到2011年，已经有4位穆斯林当选为政协代表，其中清真大寺的马阿訇当选为金华市政协和义乌政协代表。此外，从2006年起，义乌市开始邀请少数民族外来建设者旁听政协会议，在与74资料来源：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的内部期刊《浙江民族与宗教》2009年第4期，总第59期，《义乌穆斯林：现状及其评析》一文，系由浙江省民宗委副主任陈智慧挂帅的课题组撰写的同名研究成果，其成果曾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32 会的20名少数民族外来建设者中，不仅有回族、维吾尔族、撒拉族和保安族的穆斯林代表，受到邀请的还有三、四位外国穆斯林。这些都使得义乌的穆斯林有机会与义乌各界政协委员共谋发展大计。同时，义乌市委、市政府还不定期地组织穆斯林座谈，邀请参加中秋联谊会等活动，为穆斯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建立起对话的平台。此外，近年来，在义乌市评选的“十大外来建设者"中，惟一的少数民族名额也给了穆斯林。通过义乌政府的积极努力，义乌穆斯林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同时也培养了义乌穆斯林的主人翁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为义乌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第二节义乌人眼中的穆斯林义乌当地人是穆斯林在义乌十分重要的互动群体。一方面，义乌当地人为穆斯林提供了在义乌生活的基本要素，如出租房屋，另一方面，义乌当地人又充当着穆斯林贸易中第三方的角色，如商铺店主、加工厂老板等。因此，他们是互动频率较高的关系网络。如此直接频繁的互动，使义乌不少的商铺店主学会了简单的阿拉伯语或英语，然而，这也只是商业互动的结果，在相互的文化认知上，义乌人大多仅限于“留长胡子的穆斯林”、“戴盖头的穆斯林”或“不吃猪肉的穆斯林”，甚至有些人难以分清“外国穆斯林”和“中国穆斯林"。这些认知上的局限首先源自他们对“穆斯林"这个概念认知的欲望，大多数的义乌人只是把穆斯林作为交易的对象，没有想要深入的了解。一小部分人则是对穆斯林的相貌、服饰和风俗习惯感到好奇，只要满足了好奇心，并没有深究的愿望。此外，义乌人受当地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在短短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他们传统意识的改变还相对滞后。对多元文化的认知愿望也还有限。因此，“穆斯林”对义乌人只是一个模糊、笼统的概念，义乌人眼中的穆斯林并非客观的真实，而是表现出经济转型期的某些特质。一、义乌宗教文化生态的变迁义乌当地的传统文化主要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追溯起来，远在东汉时期，安息国的高僧安世高游说会稽，宣传佛教教义，使佛教传入了浙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浙江佛教进入了兴盛阶段，北方名僧南渡，佛教人才南流。据《浙江文133 化简史》75记载，当时的会稽剡地石城的高僧就有20余位，隋唐五代时期，浙江佛教进入极盛期，吴越国的国王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礼遇各派高僧，大建佛寺，浙江始有“东南佛国”之称。义乌地区也深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随着浙江的佛教进入兴盛期，南朝萧梁时代，佛教传入义乌，历唐至宋，寺庙林立，僧尼众多。其中南朝惠约、傅大士、唐代玄朗是义乌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三位高僧。由于三位高僧都是古代义乌人，且其宗教活动基本上囿于所谓“东南佛国”——浙江域内，尤其傅大士所创建之双林寺更是位居义乌辖内。历史上不仅三位大师声名远扬、而且道场气势恢宏，因此，从统治阶层到黎民百姓，都不同程度地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并与地方文化一同构建出义乌及其周边区域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直至今日，义乌的文化生态及所呈现出的文化情境中佛教文化的烙印仍旧明晰可见。而对于伊斯兰教，义乌的民众是较为陌生的。历史上义乌伊斯兰教的传入是以个人为载体，并没有形成规模型的穆斯林聚居区和相应的宗教文化遗存。现今义乌的伊斯兰教基本上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发展逐渐传入的。义乌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穆斯林仅仅是一些元代的回回官员。据康熙本《金华府志》76记载：义乌元代有17位回回官员。其中府志对16位义乌回回官员的族属身份都有过较为详细的记载，具体见下表：表12：义乌元代回回官员统计表姓名族属官职姓名族属官职阿都哈刺蛮回回人县尉纳速刺丁回回人达鲁花赤阿合马回回人达鲁花赤息芦回回人县丞倒刺沙回回人主簿速来蛮回回人主簿黑汉回回人达鲁花赤赡思丁县尉哈散回回人达鲁花赤塔海回回人达鲁花赤罗里回回入主簿铁闾回回人达鲁花赤刺马丹回回人县尉亦思哈回回人主簿麦术丁回回人达鲁花赤咬住回回人县尉木薛飞回回人达鲁花赤如表12所示：元代，除了回回人在义乌做官之外，义乌县达鲁花赤、主簿、县尉中还有同系穆斯林的畏吾儿人忽都海牙、亦怜真、小云失帖木儿、不花、察75余德余主编，《浙江文化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76《金华府志》康熙年刊本。134 罕不花、爱顾不花、干罗思、乜都铁木儿8人；唐兀人塔出、梁铁木儿2人。明、清、民国时期，义乌穆斯林人口无从查考，文献中缺乏该时期建造清真寺和穆斯林活动的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义乌县历年的回族人口统计为：1953年2人，1964年11人，1982年至1989年有19人。其主要因工作、婚娶、经商等原因迁入义乌。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过程中，义乌宗教生态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表现出多元性的特质。随着外来人口作为一支数量庞大的人群移入义乌，其在宗教文化上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在改革开放前，义乌市仅有佛教和基督教两类宗教活动场所，而且参加宗教活动的几乎都是义乌本地人，总人数也不过几千人，且大多数集中在农村。目前，义乌市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已有67处(含筹建)，其中佛教寺庙28处、道教观邸1处、伊斯兰教清真寺1处、天主教教堂1处、基督教教堂36处。全部信众总计3万多人，其中外来人口占一多半，穆斯林2万多人，基督教徒1．5万人，天主教徒400余人，佛教徒无法确切统计。此外，宗教教职人员187人，其中佛教僧尼94名，基督教牧t)讳i7名、教士3名、长老41名，伊斯兰教阿訇1名，天主教神父1名，道教无专职的教职人员。从民族构成上看，义乌历史上是一个单一汉民族聚居的县域。随着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外向型经济的带动，义乌在民族构成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官方统计：建国初期义乌仅有2名回族。随着小商品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婚嫁、经商、务工、人才引进等形式进驻义乌的少数民族日渐增多，尤其是最近几年上升速度明显加快。义乌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特殊的、民族成分复杂而多样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截止2010年6月，在义乌的少数民族群体人数已达7．48万人，共计51个民族成份。其中人数较多的民族为苗族、布依族、土家族、回族、壮族、侗族、朝鲜族、彝族、维吾尔族和瑶族等。总的来看，义乌的宗教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然而，由于如此巨大的变迁发生在极短的时间段内，过于迅猛，且从较为单一的文化构成突变为如此多元的宗教文化环境。因此，对于义乌人来说，对其认知以至认同都不可能在这极短的时间段内完成，而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因此，在义乌宗教文化环境发生变迁的近三十年极短的时间段内，尤其是处于目前的经济转型期，义乌人对现今如此多元的宗教文化的认同表现出特定时期的局限性和时代特征。二、经济转型期义乌人眼中的穆斯林135 义乌传统上是典型的稻作文化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义乌遂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型，商业经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传统农业经济日渐萎缩。因此，义乌穆斯林的移入正处于义乌的经济转型期。义乌在强劲高速的经济转型中，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其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据官方统计：截至2010年义乌实有人口已突破200万，其中本市人口74万，外来人口143．3万人，常驻外商1．3万，有52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超过6万。77义乌基本上从单一的文化环境骤然发展为如此多元文化的区域，因此，义乌人的社会观念、价值准则和意识形态也都不得不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据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的理论，在社会变迁中，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准则和意识变迁是最为滞后的，它不仅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而且滞后于社会制度变迁(威廉·奥格本，1989：260)用由此可见，义乌人对新出现的多元文化的认同也将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就目前的情况，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多数穆斯林在谈到义乌人对自己的认同时，大都表示义乌人对穆斯林文化很好奇，通常彼此熟悉了之后，都有想要了解穆斯林文化的愿望，会对譬如“你们为什么戴盖头?"“为什么不吃猪肉?”“你们拜的是什么?”等问题尤其感兴趣，当他们了解了之后，大都会尊重穆斯林的生活习惯和饮食禁忌。但无论他们对穆斯林文化是否了解，也无论了解多少，谈起生意来都会较为热情、友善。因此，义乌穆斯林对当地人的评价都较高。访谈人：回族，女，贸易公司代理商，时间：201o年9月我觉得义乌人做生意挺爽的，大多数人都很实在，生意谈不成，他们一般也不生气，以后再见面依然和和气气的。他们对我们也比较尊重，看到我们大热天戴盖头，总会问“热不热?”但不会因为我们戴盖头就怠慢我们。访谈人：回族，男，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0年6月义乌人其实挺随和的，我有几个做生意认识的义乌朋友，出来吃饭都会主动尊重我，闲谈时一般也不会拿我们的信仰开玩笑。上述两个个案从穆斯林认同主体的感受中表达出了义乌人对穆斯林最普遍，也是最主要的认同。由于佛教文化对义乌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因此义乌人的美德体现于他们在田野中平静的勤勉，这是一种由佛教的宗教观念——强调沉思、灵77资料来源义乌官方网站。78威廉·奥格本著，王晓毅等译，《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260页。 性和个人的平静一支持数百年的个人品质(牟钟鉴编，2002：244)790这种品质使他们对通过贸易而接触到的伊斯兰有着某种宽容、平静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使穆斯林感到很亲切，使伊斯兰在义乌也更容易适应。尤其是当义乌人将这种内在的性格建立在为他们带来无限发展的商业化的基础之上，为了商业的发展，他们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一切外来人都十分友善和包容。访谈人：义乌人，女，商铺老板，时间：2010年5月我觉得穆斯林很会谈生意，来了就“妈妈，妈妈”地叫我，呵呵，挺有意思的。他们人其实挺好，讨价还价也很和气，我这儿有很多是老顾客，我们处得挺好的。然而，义乌人对穆斯林还有另外一种看法。笔者曾在福田的某个商铺和一个义乌当地女孩几闲聊，她在商铺做营业员已经两年了，每天几乎都能接触到阿拉伯人，但据她说，她很怕阿拉伯人。当笔者深究为什么，女孩解释说并不怕来商铺的阿拉伯人，但是自己从来不敢去异国风情街那样的地方，觉得很怕招惹了什么?在笔者调查中，虽然有这类想法的当地人并不十分普遍，但也代表了一小部分义乌人对穆斯林的看法。究其原因，正如马戎所说：“移民族群如果在体质、语言、宗教、生活习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与本地族群之间存在差距，就会降低移民与本地族群之间的认同感，彼此之间视作‘异类’，而使两者之间的日常交流具有障碍。"(马戎，2004：340)80此外，由于义乌市地域狭小，其城市容纳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负荷运转，如医院、学校、交通等社会资源都面临着人口的巨大压力，义乌的房价也随着人口的膨胀而水涨船高，这些现实的物质环境的不便都给义乌人带来了生活压力。因此，也有少数当地人对外来人口，尤其是每周五聚礼时清真寺附近街道的交通拥堵问题表示“难以忍受”。访谈人：义乌人，男，义乌当地某医院医生，时问：201O年10月我们义乌的交通本来就够拥堵了，每周五更是麻烦，我周五中午回家不得不绕行，那些穆斯林都站在大街上祈祷，也不知为什么?他们难道不觉得别扭吗?而且占着路，的确有些麻烦。群体认同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中，而且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呈现出多元的意义。上述三种不同的报道人的陈述表现出不同的79DanielL．Pals著，金泽译，《伊斯兰观察》，牟钟鉴编，《宗教与民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第244页。∞马戎，《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340页。137 意象和侧重点。商人眼中的穆斯林是需要拉拢的客户，店铺里的女服务员注意到了穆斯林的外在特征，而普通的义乌市民，则感到了生活的不便。穆斯林在义乌人眼中并非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表现出了义乌人对穆斯林认同的多样性。总的来看，义乌的传统文化环境比较闭塞，也比较单一。随着义乌市场的开放，义乌人的社会观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但由于经济转型的速度较快，义乌人思想观念的转变相对滞后。同时，由于义乌人职业、社会层次的差别，对外来文化和现存的多元文化也表现出不同层次的认同。而在诸多外来文化现象中，穆斯林由于语言、体征、服饰、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的巨大差异，因此，当地人对穆斯林文化的认同与对其他外来文化的认同上还有一定的差别。第三节义乌穆斯林群体的认同人类学族群认同主观论之一的境遇论认为，族群是由它本身组成分子认定的范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包括语言、文化、血统等的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而且族群边界不是硬性的，而是可变的，即具有场景的拆合性与伸缩性。也就是说，族群认同具有多重性和随情势变化的特质，族群边界是可选择的，是可被利用的社会生存工具，每一种自称都让他与一群人结为一个族群(白振生、杨建新主编，2010：178)。81由于义乌的穆斯林群体整体上处于一个宗教文化意义上的异质性环境。因此，在义乌的中外穆斯林对外大都使用“穆斯林”来自称，而外界(包括义乌当地人和其他菲穆斯林移民群体)也习惯于根据体貌、服饰等特征区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并也已经使用“穆斯林”作为义乌穆斯林群体的他称。“穆斯林"作为自称、他称，表明在很大程度上义乌穆斯林群体已经打破了群体内部以地区、国家、民族等进行分类的界限，表现出族群边界的场景拆合性和收缩性，不仅如此，其也是随情势变化而建构族群认同、确立族群边界、增进内部认同与凝聚的突出表现。一、宗教认同宗教是一种共同的信仰，凝聚力非常强，它影响着个人对他们是谁和他们是什么的理解。81杨文炯，《跨国境遇下民族认同的讨论——以“东干”和回族为个案》，载白振生、杨建新主编《民族、国家与边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第178页。138 它用信仰的纽带把信教者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彼此认同，产生亲切感。认同恰好可以用来处理个体或族群怎样安身立命，解决如何确认自身身份的方向性定位的问题。宗教认同使穆斯林在义乌的社会存在获得意义，使得他们在异国他乡以承担某种角色为基础的社会行为与社会地位既获得了生活世界经验领域的支持也获得了超人间力量的支持，从而也进一步增强了自我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水平和程度。(一)中和的主麻日仪式图13：义乌清真寺某主麻日聚礼对于伊斯兰来说，每个星期五的主麻日聚礼都是一个典型的为强化自然秩序、社会生活秩序和价值、强化群体与神圣密切联系，以及强化群体和个人信仰的祝福、祈祷和沉思的强化仪式。(金泽，2001：226)82义乌清真寺的主麻日仪式不仅强化了信仰本身，而且通过仪式表达了一种中和的态度。每周五主麻日仪式的基本程序从瓦尔兹83——30分钟的汉语演讲，即训诫开始，接着进入呼图白84——15至20分钟的阿拉伯语演讲，即仪式性的内容，之后正式进入礼拜程序。这是义乌清真寺主麻聚礼的一个标准程序，在某种意义上它既与内地清真寺的方式存在差异，也有别于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在中国内地，82金泽，《宗教人类学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第226页。路瓦尔兹，指劝导和向善的引导。84呼图白，是主麻日聚礼入拜之前的演讲，主要是劝化的内容。 传统的方式是从瓦尔兹——15分钟左右的汉语演讲开始，接着进入呼图白——5分钟左右的一种仪式象征性的内容演讲，之后进入礼拜程序；在典型的阿拉伯国家，程序是从瓦尔兹——30一40分钟的演讲直接进入礼拜程序。细细甄别起来：从礼拜之前奏的时间来看，义乌清真寺基本在45分钟左右；中国内地清真寺一般在15—20分钟；阿拉伯国家一般在3卜40分钟。从演讲方式来看，义乌清真寺分为瓦尔兹和呼图白两部分内容；中国内地清真寺也分瓦尔兹和呼图白；阿拉伯国家一般认为瓦尔兹=呼图白=演讲。从内容来看，义乌清真寺分两个语种演讲，主要目的是针对不同的群体，针对国内穆斯林的演讲集中于瓦尔兹，多为现实生活的内容，呼图白则是针对阿拉伯穆斯林的演讲，不仅有仪式象征性的内容，也涉及现实的内容；中国内地清真寺呼图白仅限于仪式象征性的内容；阿拉伯国家的瓦尔兹(呼图白)是既包含仪式象征性的内容，也涉及现实内容的演讲。可能仅仅是一些细微的差别，但却体现出义乌聚礼仪式中对阿拉伯穆斯林和中国穆斯林宗教文化惯习的一种兼顾。访谈人：马春贞，时间：2010年9月主麻仪式的顺序和细节我都会十分注意，我会尽量去淡化一些特殊的宗教仪式，采取大部分年轻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必须具备很大的包容性。我们的宗教仪式也要做到最大的包容，忽略细节和差别，寻求共同的东西。义乌最大的优点在于，年轻人很多，他们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开始有人不习惯我的做法，但他们会观察周围的情况，发现大多数的人都能接受，他们很快就会接受了。所以，我比较坚持我自己的做法，现在他们对此都很认同，我很庆幸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在选择瓦尔兹的内容上，阿訇有时候可能会格外地注意使它达到两个层次的内容结构：其一，是寻求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背后人类文化和心理的一致性的东西；其二，是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寻求理解、互补、共生的逻辑。对于义乌的伊斯兰来说，这样独具特色的瓦尔兹才能真正成为促进族群之间和睦相处的一种文化认同。访谈人：马春贞，时间：201o年9月在演讲的内容上，我也会避免引起不同教派异议的内容。训诫和赞词都有很多可选择的余地，我会选大家都关心的或比较实时的内容。比如关于伊斯兰的禁忌、自然灾害等等。我每次准备瓦尔兹和呼图白，都要花很多时间，因为这两部分我经常会准备不同的内容，而且因为义乌的外国穆斯林占大多数，我会特意去 找阿拉伯国家清真寺里讲过的内容。还会在网上留意它们的实时性和发生的变化。，6-的来说，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这里的外国穆斯林都反映很有亲近感，跟他们自己国家的差不多。聚礼后，他们常常会跟我进行讨论，有时也会给我提很好的建议。这样让我觉得需要更加认真地去准备。下面这一段是我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又自己整理加工过的演讲内容。(节选部分)从《古兰经》看环境保护当今社会，因为人类为了自己眼前的短暂利益对自然资源的肆意开发和破坏，使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变得非常糟糕，以至于伤害了我们自身的健康和生命。纵观这几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系列恶性环境事件，我们‘人类应当反思!“在真主改善大地后，你们不要在大地上作恶，你们要怀着恐惧和希望的心情祈祷他，真主的慈恩确是临近行善者的”(7：56)。“灾害因人类自己(的双手)所犯的罪恶而显现于大陆和海洋，以至真主使他们尝试自己行为的惩罚，以便他们悔过自新。”(30：41)这是真主在《古兰经》中告诫我们世人不要在大地上作恶的经文，其中：“在真主改善大地后，你们不要在大地上作恶”，经文中提到了在改善大地之后，就让我们想到在这之前地球的状况是怎样?也许很糟糕，不适宜生命生存，是真主改善了它，使原本很糟糕的环境变得如此美丽，有山川、河流、平原、绿地、动物、植物及各种昆虫和鸟类。人类与它们相依相存，构成一个和谐美妙的世界，这也是真主给人类的恩典。最近的研究发现，现在大气中碳气的含量比以前增加了30％，甲烷的成分含量比以前增加了一倍，而碳气每年都在以1％的速度增加，这样的增长速度确实令人震惊。导致这些的主要原因就是人类在不断地开采能源，不停地消耗能源和排放有机垃圾。碳气比例的增加将会导致气候突变，因此自然灾害和饥荒会席卷整个世界，南极和北极的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升高，海啸频繁，洪水泛滥等灾难。《古兰经》告诫人类要注意环保今天，许多的环境研究者们告诉我们，新的环境污染在不断增加。我们也听到了许多专家和学者们对人类发出的警告，不要再污染破坏大地，因为那将会导致许多的自然灾害，这是在近代我们听到的声音。而《古兰经》在1400多年前就已经为人类指出了这个真理，《古兰经》向我们强调大地曾经不适宜生命生存，是真主改善了环境，让生命与环境和谐相处，相依相存。并且命令我们不要在大地上作恶，不要破坏它。告诫我们要谨防和远离灾难：“在真主改善大地后，你141 们不要在大地上作恶，你们要怀着恐惧和希望的心情祈祷他，真主的慈恩确是临近行善者的”(7：56)2009年12月7日和201o年11月29日在哥本哈根和墨西哥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有超过130位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所谈论的关键核心问题就是减排，只有减排才能保护环境。当今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已经扩展到所有的陆地和海洋，包括人类、动物和植物。导致这些结果的罪魁祸首就是人类自己，人类应当对环境的破坏负责，应当让环境恢复自然的原貌。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古兰经》在1400多年前就警告人类不要破坏环境，人类会因自己的亲手所为而遭受灾难性的惩罚，要人类及时悔改。此外，在义乌清真寺礼拜，你也很难听到像中国内地清真寺那种惯常的诵读《古兰经》的语调——悠扬婉转，仿佛戏曲腔调般的一种长音。这种具有特殊表现力的发音源自阿拉伯语音“汉语方言音位化”的一个特点，典型的如：中国格底目派的穆斯林大多采用汉语的音位，按其所居地区的方言音位诵经，甚至有如单音节语诵读汉语古文的语调。(冯今源，1996：830)85义乌清真寺领拜的阿訇使用的则是更为标准的阿拉伯语的发音及措辞，缺乏戏剧性的表现力，但确是一种更高要求的诵读《古兰经》的方式。相比同样开放的广州的清真寺，其诵读的方式仍多采用中国内地清真寺的传统模式。据反映．有很多当地阿拉伯穆斯林不知所云，因此难以认同。但在义乌，情况恰恰相反。访谈人：马春贞，时间：2010年9月我一直都用学校学过的纯正的阿拉伯语的发音。通俗一点说，就是阿拉伯语普通话。国内过乜贴、念赞词一般都带有旋律，西北的呼图白都要拉长音，陕西有秦腔感、北京有京剧感、新疆有新疆腔。阿拉伯人很认真，如果你念错了，他们下来会给你纠正，如果用带有旋律的音调诵读，他们会觉得可笑。我的发音，有时阿拉伯人会以为是阿拉伯人在领拜。访谈人：伊朗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O年9月我觉得阿訇诵读(《古兰经》)和我在国内听到的差不多，在这儿做礼拜有时很难感到跟在家有什么不一样，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和朋友约好一起来，有时会在回去的路上一起讨论阿訇当天的呼图白。访谈人：叙利亚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9月85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第830页。142 有时候，阿訇的呼图白是我们阿拉伯国家的内容，一听就知道，它诵读的腔调也差不多，所以我听得很习惯。我很喜欢周五来清真寺，因为听得懂阿訇说什么。我在广州呆过，广州好像不这么容易，清真寺离我住的地方很远，而且即使去了也听不懂阿訇说什么。宗教仪式是集体获得和维护共同的社会生活价值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方式。正如杜尔凯姆所说：宗教的生命力不在于它的神圣启示，而在于它体现了社会的核心价值。而这种核心价值的体现是通过无形的观念(信仰)和有形的行为(仪式)的强制性的要求而实现的。(金泽，2001：86)86在这个意义层面上，义乌清真寺独特的主麻日仪式，表现出主动地冲淡义乌穆斯林群体内部文化差异的意识，从而不仅加强了信徒和神灵的关系，而且也加强了每个信徒与社会组织，以及信徒与信徒之间的关系。(二)教派意识的变化图14：阿訇在主麻日聚礼上演讲访谈人：回族，男，宁夏人，义乌某小礼拜点阿訇，时间：201o年4月义乌有这么多穆斯林，当然有教派问题，但教派问题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这儿有逊尼派，也有什叶派，什叶派不来寺里做礼拜，他们自己礼拜。但这不影响逊尼派和什叶派成为老板和员_T-，或是成为客户和翻译。他们都是来做生黼金泽，《宗教人类学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第86页。143 意的，尤其是在国外，他们更希望的是能顺顺利利做生意，平平安安地回国。而且，主麻在寺里礼拜的人，除了朝向是一致的，仔细的话，能发现很多人礼拜的细节动作都不一样，但这种不一样的情况太多了，就没办法去深究了。所以反而越多样越容易统一。而如果能在清真寺里统一，在市场就更没有理由不统一了。关于教派的问题，笔者通过两种调查途径得到了较为近似的结果。一个途径是通过义乌的宗教从业人员，另一个途径是做了大量的穆斯林民众的访谈。前者的结论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第一，义乌的穆斯林都是来自于不同地区、国家和族群的外来穆斯林，相比之下，来义乌的中国穆斯林精英层，宗教修养和文化层次都较高，包容性也较大，集中在义乌主要是为了做生意，因此大多数不提倡教派。而外国穆斯林由于身份的特殊性，以及相同的追求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第二，来义乌的青年穆斯林占比较大，因此他们往往不同于地方上的乡老在教派问题上所存有的固守思想，而且长期的与大量的外国穆斯林的混杂，也使他们在举止投足间更注意自己的形象，往往更趋于认同穆斯林的共性，而主动放弃了很稀少的地方性的传统。第三，在清真寺受过教育的人，虽然可能对某些现象和文化习惯看不惯，比如：带不带帽子的问题，但在义乌较为复杂的整体宗教文化背景下，他们也能区分哪些是信仰中重要的部分，哪些是次要的，而对细枝末节的小问题弱化处理。从后一种途径，笔者可能感到更多的是派别群体内认同感的加强，比如：相同派别内的个体之间可能会习惯平时在一起礼拜，创造更多的沟通、见面、吃饭等的聚会。但这样的聚会更多的时候是局限于个体之间的，或小范围内的，并且常常可能是弱化了某种宗教意味的。因为义乌穆斯林群体往往具有地域性与教派派别交叉存在的状况，比如：两个同教派的人不是来源于同一个地区，他们相识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而来源于同一个地方的两个不同派别的穆斯林，可能因为同乡的亲近感而弱化了派别的排他性。再加上外国穆斯林群体与本土穆斯林群体派别划分在分类体系87上存在着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也冲淡了派别的认同感。因此，大范围的具有相互认同感的派别群体存在的可能性也被无形中大大降低了。综上所述，从两种调查途径综合的情况来看，义乌穆斯林的教派问题基本上处于一种彼此承认，彼此淡化的情境。访谈人：回族，男，西安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O年7月87阿拉伯穆斯林派别的划分主要是政治原因，或是教法理论方面的分歧。而中国穆斯林派别的划分主要不是从教法学理论的意义层面而进行的划分，也不是政治主张上的不同，主要是在宗教修持或具体的宗教仪式上的差别而产生的分歧和进行划分的。144 有一次，我跟一个客户出差，到了礼拜的时间，他先去洗，我在外面等着。没想到他洗得那么快，他一出来，我禁不住惊奇地问：“怎么那么快⋯⋯”我的话还没完，他就很干脆地回答我：“我是什叶派。”我当时再什么也没说。事后，我们各自礼各种的拜。这是件很自然的事。访谈人：回族，男，山东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O年5月我的老板是什叶派，他从不去清真寺，但我去清真寺做主麻他从不说什么。我们相处的很融洽，说实在的，如果在家乡，根本不可能这样，但在义乌就会感觉很平常。我们不仅相安无事，而且他对我还挺不错。访谈人：约旦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10月我们出来的商人，一般都不太会在意那个(教派问题)。义乌做生意的环境很好，我们生意人最需要这样安定的环境，所以我们最不希望出乱子，或是不团结。访谈人，伊拉克库尔德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7月我们在国内属于不同的政党(伊斯兰政党和库尔德政党)，因此，严格的说，我们内部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民族问题，但这些都不影响我们来义乌和其他穆斯林做生意，这是两回事。另外，从宗教管理的角度，义乌清真寺也严格地遵守伊斯兰教法的规定88，以加强最大层面上穆斯林群体的认同。类似的做法也被很多内地清真寺所采用，比如：青海的东关大寺，由于其所具有的宗教地位，而使得周边寺都能够遵循主麻聚礼日来大寺聚合的规则。因此，义乌清真寺也有类似不成文的规定，即：主麻聚礼日以及所有会礼日，义乌穆斯林群体都应该自觉到共同的宗教活动场地一一义乌清真大寺进行宗教活动，其它小礼拜点也都必须遵守。总的来说，义乌穆斯林群体的派别意识在群体迁移的过程中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一方面，当群体移入义乌时，其民族意识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唤醒和强化，以加强本族的认同和明确与义乌当地人及他族的界限，这使得义乌穆斯林群体的自我认同不断地加强，而派别意识相应地弱化；另一方面，经济结构的改变，尤其是经济活动方式的重大改变，也必然导致群体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的改变，而生活方式中往往包含了从“母体’’文化中习得的某种具有传承性的派别意识。二、跨国文化圈的认同黯《古兰经》“聚礼章”对主麻聚礼有明文规定。145 所谓跨国文化圈，主要是指超越国家边界的同一族群或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文化共同体。如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犹太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等。(麻国庆，2009：326)89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穆斯林的文化认同和传承是共同宗教信仰的跨国文化认同的重要参照物。义乌穆斯林群体的跨国文化认同是随着群体移入义乌的时间段和穆斯林经济体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正如杨文炯《跨国境遇下民族认同的讨论》一文中的观点：民族认同显然具有原生的根据，但认同又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具有场景性的多向度，尤其在多元民族文化的场景下，认同边界的游移总是与具体场景下的社会资源的竞争与分配密切相关。(白振生、杨建新主编，2010：178)90以上观点是以东干——回族为个案的。笔者认为，义乌穆斯林群体的现状采用杨文炯的这一观点也是较为适用的。义乌穆斯林群体的跨国文化认同以经济上的互动为基础，在义乌有限的贸易经济社会资源中，外国穆斯林与中国穆斯林始终处于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关系中，其占有社会资源的优势也从义乌穆斯林最初移入阶段以外国穆斯林占绝对优势，随着行商开始坐贾，贸易公司作为经济实体需长期驻留义乌而使外国穆斯林贸易活动的成本及限制都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公司模式对相对稳定的打工群体依赖性的增强，诸多因素都使得中国穆斯林逐渐显现出本土国民的优势，并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社会资源竞争与分配机制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群体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位移，都使义乌穆斯林群体的跨国文化认同表现出显著的流动性。从最初以伊斯兰的认同为主，如：“盖头的兴起”、“禁酒运动”以及“工作时间的礼拜”等，随着互动的深入和频繁，群体关系逐渐向更深层次的交往与联系发展，表现为“跨国族际通婚”数量的剧增以及由此集结的大量的新穆斯林群体的认同。(一)伊斯兰文化认同伊斯兰文化认同是经济内在驱动和外在的异质性文化环境推动的双重结果。义乌的贸易经济活动中，外国穆斯林和中国穆斯林是最重要的互动群体，是直接89麻国庆，《永远的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326页。∞杨文炯，《跨国境遇下民族认同的讨论——以“东干”和回族为个案》，载白振生、杨建新主编《民族、国家与边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第178页。146 的交易双方、密切的合作伙伴，或是老板与员工的上下级关系，因此，社会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主要在两个群体之间发生，这种共生关系和社会整合的需要使伊斯兰文化认同得以生成和维持。相对于文化内，文化间的差异性在义乌凸显为同是中国人的义乌当地人和本土穆斯林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引起的差异：从服饰穿戴，从生活习惯到宗教信仰，他们之间往往会引起彼此的“文化震惊"。与此同时，处于异文化的阿拉伯穆斯林和本土穆斯林却在服饰穿戴，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都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访谈人：回族，女，宁夏人，贸易公司代理商，时间：2010年6月我曾经当过阿訇，也在阿拉伯语学校教过书。因此，我基本上一直都戴着头巾。2001年刚到义乌的时候，因为戴着头巾，市场上的义乌人总把我当成外国人，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你是哪国人?”当我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他们都会吃惊地问：“中国人干嘛要戴头巾?”访谈人：回族，女，西安人，贸易公司办公室人员，时间：201o年9月我刚来义乌的时候，外国穆斯林还不多，中国穆斯林就更少了。每当在路上碰到戴头巾的人，我们都会彼此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有时甚至会上前彼此问候交谈。后来，有戴盖头的外国穆斯林偶尔出现，彼此遇见也会会心地望一眼。当时的感觉真是见到自己人时的那种温暖感。访谈人：回族，男，宁夏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0年5月刚到义乌的时候，我对阿拉伯人总是充满了崇敬之情，想想他们生长于伊斯兰文化的摇篮，有的甚至就生活在圣地，他们的信仰该是多么高尚啊!每次带客户我都会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而且会特别想要学习他们身上的某些东西。由此可见，伊斯兰文化的认同是义乌穆斯林群体移入后最初构建起来的认同，其主要通过中国穆斯林妇女服饰上的变化、清真餐饮业的禁酒运动及工作时间的礼拜这样几种主要的方式予以表达。1．盖头最初的伊斯兰文化的认同凸显于本土女性穆斯林服饰穿戴的阿拉伯化。可能在一时之间，盖头和长袍便成为了义乌本土女性穆斯林的一种时尚消费，以及外显的文化象征符号的表达。戴盖头、戴阿拉伯女人那样的盖头、像阿拉伯女人那147 样戴盖头等等思潮不仅成为一种流行和时尚，而且成为认同的标签，甚至更有一部分本土女性穆斯林穿起了阿拉伯式的长袍。访谈人：回族，女，甘肃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0年5月我以前在家乡不戴盖头，来义乌才开始戴，主要是这儿．有戴盖头的氛围，而且如果不戴，也总会被别人问：“你是穆斯林吗?是的话怎么不戴盖头?”访谈人：东乡族，女，甘肃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0年5月我觉得在这儿戴盖头，主要是受阿拉伯人的影响，因为要和他们经常打交道，所以还是戴盖头比较好。盖头兴起，并显现出伊斯兰文化的同质化。戴盖头不仅是穆斯林身份的象征，同时也是区别于非穆斯林的显著标志。访谈人：回族，女，内蒙古人，贸易公司代理商，时间：2010年6月一开始，总有汉族人问我：为什么戴盖头?伊斯兰是什么意义?穆斯林是怎么回事?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总是尽量简单易懂地解释给他们听。但后来，我发觉这是我们宣教的好机会。我戴盖头，他们就会好奇，好奇就会问我关于伊斯兰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就应该戴盖头，并且引起他们的好奇，因为他们好奇了才会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这样他们就会了解伊斯兰，而我们也达到了宣教的目的。于是，有些穆斯林认为被别人经常问戴盖头的事很麻烦，是不是不戴了，省得被问来问去的时候，我都会这样鼓励她们。结果她们会觉得我说的很对。盖头在对非穆斯林群体表达出宗教文化符号功能与意义的同时，对穆斯林群体内部，尤其是对本土穆斯林群体更多地产生出实用的功能与意义。因此，盖头真正兴起的内在动因仍然是外国穆斯林群体和中国穆斯林群体经济互动的结果。在笔者深度访谈的82人次中，有80人都承认穆斯林身份在前几年(大概在2006年之前)一定能给找工作带来便利，现如今这种便利已经在渐渐减弱，但仍然能起到相当的作用。在笔者访谈的穆斯林老板层中，到目前为止，仍有90％的人愿意优先选择穆斯林员工。访谈人：回族，女，宁夏人，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5月说实话，穆斯林员工的业务素质大多没有来应聘的非穆斯林高，但客户更喜欢穆斯林员工，因为的确，这样他们会感到更方便。访谈人：毛里塔尼亚，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10月我不会用别的人(非穆斯林)，那样总有些不方便。我的工作习惯，包括上班时间往往跟我们的宗教功课和生活习惯相关，穆斯林员工一般更容易理解和接 受。除此之外，某些行业对穆斯林身份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比如：在清真餐饮业工作的员工，尤其是服务员，盖头如同她们的工作服，上班时间必须穿戴好。在很大程度上，盖头起到了“清真”标识的作用。盖头的兴起是经济内在驱动力和外在多元文化环境推动力双重作用的典型表现。因此，随着时间推移及经济体内不断发生的变化，盖头对外的文化符号功能渐趋稳定，而实用功能却随之发生了变化，并对穆斯林群体的认同产生了一定影响。笔者曾在参加一个来自某西部城市传统回坊的穆斯林小型聚会时，惊奇地发现：参加聚会的80％的女性穆斯林没有戴盖头，这在义乌是很少见的。当被询问为什么不戴盖头时?她们的回答显然是含糊的。聚会结束后，笔者向一位曾在这个回坊居留过的女阿訇询问过这个问题，才得知这个女阿訇的妹妹就是聚会中不戴盖头的女穆斯林之一。据这个女阿訇讲：不戴盖头是妹夫提出来的，原因是在义乌戴盖头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宗教性的行为，有时它甚至是背离了《古兰经》最真诚的要义，而被附加以太多的实用和功利上的功能，因此不戴盖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些行为的一种抗议。笔者也曾了解到有关盖头的一些故事：一个非穆斯林女性曾经承认，自己虽然没有皈依伊斯兰教，但在上班的时候会主动戴上盖头，原因是她发现穆斯林客户和老板对戴盖头的女性会格外地尊重和照顾；还有一些女穆斯林会选择性地戴盖头，在很多场合戴，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不戴⋯⋯总之，盖头的功能似乎被无限地扩大了。在笔者访谈之后不久，一个义乌的女穆斯林朋友将要离开义乌，回家乡照顾正在上小学的女儿。她无意中跟笔者提到，自己在考虑回到家乡以后还要不要戴盖头。据她自己陈述：虽然她来义乌之前在家乡是戴盖头的，但她现在很矛盾，因为回去后将在新的社区生活，那是一个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环境，她在考虑戴盖头给她的生活带来的是利多还是弊多。盖头的戴与不戴真的能影响到信仰的坚守吗?笔者不能轻易地加以结论，因为这仿佛是穆斯林无休止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是，从人们认为女性穆斯林必须戴盖头到发现盖头不过是一个信仰的象征性的符号而己，作为对宗教符号的盖头的认同显然是随着盖头实用功能的变化而处于不断的流动和变化中。149 2．禁酒运动伊斯兰教有着严格的饮食禁忌，其中酒是最重要的禁忌物。但在中国的大文化环境背景之下，禁酒主要是作为一种个人自律的行为被提倡的，对清真餐饮业并没有严格的约束力。在西部传统的穆斯林地区，清真餐厅卖酒是一种被认可的行为。但在阿拉伯国家，禁酒有着“法律”(伊斯兰教义)效力的严格约束。外国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人也因此以是否卖酒来作为餐厅是否“清真”的主要评判标准。图15：义乌某清真牛肉面馆里的禁酒标语因此，“如果你卖酒，阿拉伯人就不会来吃饭”，成为了最初促使义乌清真餐饮业禁酒的缘由。实际上，义乌的清真餐饮业也的确做到了几乎百分之百的禁酒，而且大部分是自愿禁酒。因此，禁酒已经成为义乌清真餐饮业生存的重要法则之一。义乌的穆斯林中外国穆斯林人口，尤其是在贸易旺季，常驻和流动的外国穆斯林人口数量加起来十分庞大，大部分义乌清真餐厅主要的消费群体就是这些外国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人，如果卖酒，就意味着你可能失去最主要的消费群体和消费对象。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卖酒会招揽更多的非穆斯林消费者，这样似乎可以弥补不卖酒的损失，但行业秩序的首要条件就是竞争的公平性，如果没有公平，也就无所谓行业秩序和规则。因此，禁酒逐渐发展成为义乌清真餐饮业公开的行业规则，如果不禁酒，清真寺和寺馆会就会进行干预。 访谈人：回族，男，河南人，餐厅老板，时间：2010年1o月我们曾经得到检举，一个清真餐厅卖酒，去调查的结果是：那家餐厅是一个外国穆斯林跟义乌当地人合开的，外国老板常年在国外，餐厅所有的事物都由那个义乌当地人打理，他当然不懂清真的含义，所以我们要求他要么去掉清真的招牌，要么关门。因为清真不仅仅意味着禁酒，还有很多的含义在里面，因此不能随随便便允许一个非穆斯林经营清真饮食。在禁酒的问题上，由于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外国穆斯林和中国穆斯林表现出明显的文化意识上的差异。如果不是从文化的角度，或出自伊斯兰教义的规定，卖酒的合法与非法性对清真餐饮业来说是具有各自的解释力和内在合理性的。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清真餐饮业，其消费对象并不限于穆斯林群体，由于中国穆斯林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非穆斯林往往是餐厅主要的消费群体，卖酒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清真餐饮业生存的需要。但义乌显然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地域，清真餐饮业的消费对象也与中国其他地域有着显著的区别，再加上义乌地域狭小，清真餐饮业的分布也相对集中，行业的良性竞争需要建立起公平公正的行业制度。因此，义乌的清真餐饮业全面的禁酒得以贯彻，并在全国范围内表现的独树一帜。3．工作时间的礼拜礼拜是伊斯兰念、礼、斋、课、朝五功中，每天都要完成的功课，一个虔诚而且身体条件允许的穆斯林每天需要礼五番拜。这对于一个每天需要工作八小时的上班族来说，至少有两次礼拜的时间是在工作时间。除此之外，周五主麻目的聚礼要花去更多的上班时间。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大部分的中国穆斯林在工作时间是不能礼拜的，无论你在国家单位、非穆斯林老板的外企或民营企业，工作时间一般都规定不能做工作以外的任何事情。但在义乌，大部分穆斯林都集中在穆斯林所经营的企业工作，无论你的老板是中国人抑或是外国人，你不仅被允许在工作时间礼拜，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坚持每天礼五番和周五去清真寺参加聚礼也是你穆斯林身份认同的一种需要。很多的时候，穆斯林老板会提醒、甚至规劝不按时礼拜的员工做礼拜。而在这样的氛围下，工作时间做礼拜就自然而然成为穆斯林工作的一部分内容了。当然，工作时间礼拜对穆斯林客户来说同样也是“合法”的要求，作为在《古151 兰经》规定下穆斯林群体的一种共知，客户同样也不能要求随从的穆斯林员工到礼拜时间而不礼拜。访谈人：回族，男，宁夏人，贸易公司翻译，时间：2010年5月有一次，快到主麻日聚礼的时间了，我和客户还在市场上采购，我提出一起去清真寺礼拜，客户拒绝了，他想抓紧时间逛市场。于是我头也不回地走了，赶去清真寺礼拜后，我才回到市场上找他。他很生气，但没办法只有等我回来。事后，他也没跟我的老板提起这件事。不过，即使告诉我老板，我相信老板也只会说他的不是。伊斯兰教对五功其实有着较为人性化的规定，如果自身条件或外在条件不允许，不严格完成五功并不会影响一个穆斯林的今明两世。在中国的特殊文化生活环境中，大部分需要每天外出工作的穆斯林都没有坚持礼拜的习惯。但阿拉伯穆斯林却不同，每天礼拜和按时礼拜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就好像吃饭、睡觉一样。因此，他们即使在外工作，比如在市场采购，只有礼拜时间-N，就会随时找一块清洁的地方，面向麦加，旁若无人的礼拜，这种情景在义乌随处可见。因此，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对中国穆斯林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在密切的经济交往和互动中使这种影响力不断强化，成为了伊斯兰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二)跨国族际通婚义乌穆斯林跨国文化认同的深层次表现是跨国族际通婚。通婚主要在外国穆斯林男性和中国女性(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产生。一方面，年轻的或不便携带家眷的外国穆斯林男性，在中国生活和经商接触到大量的中国女性，而这是他们在本国(尤其是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不能想象的境况；另一方面，外国穆斯林商人很多来自较为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或战争频仍的地区，他们中有些想要留在中国长期生活和工作，而跨国通婚不仅是移民的最佳途径，同时也能给他们的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便利。因此，跨国族际通婚在义乌的比例很高，其婚姻形式也复杂多样，但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特殊的社会问题。面对如此多元的跨国族际通婚现象，笔者的研究只能触及其一隅，局限于己纳入伊斯兰婚姻制度91和中国婚姻法双重法律范围内的通婚家庭的研究。此外，由于义乌穆斯林现象存在的时间段的限制，政府对外籍穆斯林的人口统计及管理91伊斯兰经典《古兰经》、圣训等对穆斯林婚姻的具体细则所作的详细规定，在伊斯兰教国家犹如婚姻法。152 也还处于不断规范和完善过程中，同时由于穆斯林婚姻对宗教仪式的特殊要求，都使得笔者的调查不同于以往民族学者和社会学者在婚姻家庭问题一tz主要借助政府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的力量，而是得力于相关宗教机构和宗教从业人员的支持以及大量的个人访谈之上。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义乌的跨国族际通婚集结了人数不少的新穆斯林92群体，对于她们的认同也主要集中于家庭内部文化的建构。外界，即家庭之外的穆斯林群体对她们的认同也主要通过她们在家居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在宗教符号和生活惯习上的改变而建构。1．跨国通婚潮义乌的穆斯林从无到有，到级数的快速增长，经历了一个极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中外青壮年男性穆斯林积聚义乌(2004年前占90％左右)，其年龄段主要集中在18岁N3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穆斯林男性正好大都处于婚龄阶段，而伊斯兰教又提倡适龄结婚，因此，从2001年到2004年，到义乌清真寺请求阿訇念尼卡哈的族际通婚的人数平均每年为30对左右，并且数量上呈每年稳步递增的趋势，从2004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通过义乌清真寺阿訇念尼卡哈通婚的人数仍旧保持在30对左右，但实际通婚率却超出了一倍多。这主要是由于从2004年开始，义乌清真寺对前来请求念尼卡哈的当事人，尤其是跨国通婚的双方要求其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认定的结婚证，因此有一半以上的当事人由于不愿或出示不了结婚证而选择其他途径举行这一仪式。92新穆斯林，在本章中主要指在婚前是非穆斯林，后因婚姻而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153 图16：跨国通婚双方领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放的结婚证穆斯林婚礼念尼卡哈的仪式从伊斯兰教法的角度来说是不要求当事人出示官方发放的结婚证的，然而，在义乌这样一个相对更为开放的城市，为什么清真寺反而会有如上规定呢?关于这个问题，义乌清真寺的马阿訇解释了其中缘由。访谈人：马春贞，义乌清真寺阿訇，在2004年之前，我们也没有要求那些想要跨国通婚的当事人出示结婚证，当时来请求念尼卡哈的人并不多，2001年一年应该不到10起这样的婚姻，但到了2004年，平均每月应该有3起这样的婚姻来找我念尼卡哈，我也总是乐意接受。而就是2004年前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改变了想法：一天，一个中国汉族女孩儿来找我，她说她的爱人离开了她，而她现在怀孕了，这个人是个伊拉克人，是穆斯林，她想要挽回婚姻，问我可不可以帮助她。当我问她领结婚证了吗?她说没有。再问她在哪儿念的尼卡哈，她表现得很茫然，似乎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当时很为难，只能告诉她如果他们在‘结婚’时没有念尼卡哈，那他对宗教的认可程度是值得商榷的，可能仅仅作为一个宗教人士，我也很难说服他。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虽然之前在念尼卡哈仪式时，我也时常感到为难，因为女方(非穆斯林的一方)有一部分无论从穿着还是宗教的基本常识方面来看，都还称不上是一个新穆斯林，有些甚至衣着暴露，问及双方父母及长辈的认可情况都支支吾吾回答不上。但这种情况该怎样加以规范和限制呢?那件事发生之后，我觉得清真寺有责任保护新穆斯林，所以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求当事人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认可的结婚证，再就是在念尼卡哈之前，提醒女方对聘礼”做一定的要求。但实际上先办结婚证再来清真寺的人很少，最多也就50％"E。这部分人中年93《古兰经》、圣训都确定：通过正确的婚约，聘礼是妻子的权利，也是丈夫的义务。154 轻人居多，其中80％pA上是一夫一妻。不过有一部分人，可能知道对方已经有老婆也愿意。誊。j二ij攀薯j誊1|：|霪鬻¨¨』|”7，，。一ljii鋈I||||攀麓蔓奄l岁≥泓i鎏I|||||||i—i骖秽t一一一～茸：一一⋯⋯曼滋二．蓊鬻鬻}|||¨i翥颦鬻逡蒸：：j誊逛誊鬻纛黍捌藩鬻警二％。一委辍羲：蠡蔓．．。，j。麓覆!蚕ii雾滋鬻⋯魄黔蓼。摹二!薹—*一一踽一黧瓣繇鬻麟瀵雾囊戮粼it。。f膏一；雾1：；／∞。。融’⋯’≯47i■塞!矿警磷黪ii鬻i漱i遂螫夏：藜：薄豪=篓≤蘩豢i秀IIi图17：跨国通婚的新人念过尼卡哈之后义乌清真寺出示的相关证明义乌清真大寺马阿訇是义乌穆斯林跨国通婚潮最重要的见证人。在笔者做过个人访谈的82人次中，有77人都承认自己认识两个或两个以上在义乌工作并有族际通婚事实的朋友或同事，但他们是否都领取了合法的结婚证就很难确定了。笔者也找寻了多种途径试图对义乌穆斯林通婚的总体状况进行统计，难度确实很大。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婚证一般要求在中国一方户口所在地领取，义乌当地民政局很难有详实的记录。此外，念尼卡哈也不必一定在清真寺举行，只要会念尼卡哈且被认可有一定尊长身份的人都可以，所以义乌清真寺也很难有详细的统计。最后，由于个人宗教信仰的程度以及对婚姻理念的不同，对是否要举行伊斯兰婚姻仪式的要求也不同，从其他见证人那儿也很难得到详实记录。但通过多种渠道的调查都显示出，义乌穆斯林的族际通婚率(包括不合伊斯兰教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确实是比较高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影响义乌穆斯林跨国族际通婚的诸多因素，以及通婚家庭内部文化融合和文化冲突的情况，笔者有针对性地对16例义乌穆斯林跨国族际通婚家庭进行了深入调查。下表反映了16例通婚家庭的基本情况。表13：跨国通婚家庭基本情况表编号男方(地区)女方(地区)女方(民族／信仰)子女状况结婚时间搦叙利亚浙江兰溪汉非穆斯林大儿子8岁，2002年,bJL子4岁TB约旦安徽汉非穆斯林大儿子8岁，2001年5月攀錾雾瀚㈠～鬻麓缝骥溢鐾．|}戮鬻蓊-一荔滋蕊藏 d',JL子5岁TC约旦宁夏回穆斯林无2002年TD约旦甘肃兰州回穆斯林儿子8岁2000年结婚，2008年离婚TE埃及浙江温州汉非穆斯林无2008正Ⅱ埃及浙江义乌汉非穆斯林1儿1女2004年TG土耳其浙江台州汉非穆斯林女儿5岁2002年TH土耳其越南非穆斯林怀孕5个月2005年前TI土耳其浙江衢州汉非穆斯林儿子4岁2005年前TJ土耳其浙江绍兴汉非穆斯林无2009年TK巴勒斯坦南京汉非穆斯林女儿6岁2003正儿子5岁TL巴基斯坦新疆喀什维吾尔儿子4岁2003年穆斯林TM巴基斯坦福建汉非穆斯林女儿10个月2008年TN索马里新疆伊犁维吾尔女儿4岁2006年穆斯林儿子3岁TO伊拉克(库尔西安回穆斯林女儿6个月2008年德人)口也门安徽汉非穆斯林无2005年前结婚，婚后4年离婚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田野调查编制。如表13所示：16例个案中的男方在婚前都信仰伊斯兰教，而女方仅有5例在婚前是穆斯林；在这16例跨国通婚家庭的个案中，15例是中外通婚，1例是外国穆斯林和外国非穆斯林的跨国婚姻，而15例中外通婚家庭都是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认定的合法结婚证又举行过尼卡哈仪式的婚姻；12例有子女，其中5对夫妇有2个子女，7对夫妇有1个子女，4对无子女；结婚时间在五年以上的10例，五年以下的6例，已经离异的2例；15例确定为一夫一妻家庭，只有1例属一夫多妻家庭，尚有合法婚姻并有子女存在。尽管义乌穆斯林实际通婚的情况远比表13中反映出来的复杂的多，但能够办理结婚证并念尼卡哈的族际通婚的婚姻相对都比较严肃，而且无论有无子嗣，也都相对稳定。对其进行研究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和普遍意义。2．通婚家庭的文化选择从表12我们可以看到16例义乌穆斯林跨国通婚家庭的基本情况，32位通婚156 当事人来自不同国籍、地区和省份，因此他们生长的文化环境和家庭背景大相径庭。鉴于此，笔者通过对16例个案婚姻观念的差异、小家庭与双方大家庭交往、对宗教信仰的选择，以及子女抚育情况的调查分析，从较为客观的角度深入到义乌穆斯林跨国族际通婚的一般规律、其家庭内部文化融合和文化调试的基本情况，以及通婚家庭遇到的主要问题和困难等等，由通婚家庭内的文化选择而产生出的诸多新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认识和了解，达成对义乌穆斯林群体内民族互动与民族关系的进一步认识。(1)婚姻观念上的文化差异社会学认为，婚姻是一种社会交换，并且它往往需要等价地进行交换。当事人双方在最终达成婚姻之前，几乎都要经历从忽视一切内外在条件的热恋到冷静地思考婚姻到底能够带来什么的过程，这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个体的婚前身份表达出一种潜在的价值，而价值本身是婚姻达成的最终标尺和重要筹码。因此，对个人婚前身份情况的调查，有助于我们了解穆斯林跨国通婚中双方不同的婚姻价值尺度。下表罗列了16例跨国通婚个案男女双方较为详细的婚前个人状况。表14：跨国通婚家庭当事人婚前个人情况表(个案顺序同表13)编男方女方相识情景号婚前身份学历婚前职业学历搦商贸公司老板大学(留学生)幼师兼饭店中专偶遇，一见钟情琴师TB餐厅经理大学餐厅翻译大学未毕业经理一员工，一见钟情TC商贸公司老板大学(留学生)商贸公司翻阿语学校(中专)老板一员工译TD某大学教务长大学无大学(留学约旦)老师一学生，一见钟情TE商贸公司翻译大学个体经营不详偶遇，一见钟情(服装)11F商贸公司老板大学个体经营高中偶遇，一见钟情TIG商贸公司老板大学(留学生)个体经营高中(土耳其某大学偶遇，一见钟情进修一年)TH商贸公司老板大学(留学生)无大学(留学中国)同学，一见钟情TI商贸公司老板大学(留学生)无不详偶遇，一见钟情157 TJ留学生兼商贸硕士研究生(留无大学同学公司翻译学生)TK商贸公司老板大学(留学生)无大学(留学墨西哥)偶遇，一见钟情TL商贸公司老板大学无不详偶遇，一见钟情TM商贸公司老板大学商贸公司职高中老板一员工员TN商贸公司老板大学餐厅领班大专偶遇，一见钟情T0商贸公司老板不详商贸公司翻阿语学校(中专)老板一员工，一译见钟情)11P商贸公司老板大学(留学生)无不详偶遇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田野调查编制。表14分别列出了通婚家庭男女双方婚前从业情况和主要身份、最终学历，以及认识时的情景。其中，在婚前男方有12位自己或合伙开商贸公司，1位在叔叔的餐厅任经理，1位在约旦某大学任教务长，1位正在中国留学攻读硕士学位兼做翻译，1位在商贸公司做翻译。社会分层中，有1位处于打工层，1位是半工半读的学生，14位处于社会分层的较高层面：老板、经理和大学中层领导。在16例个案中，87．5％的男性婚前处于有钱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层面。关于16位男性的学历情况：15位外国穆斯林都读过大学，其中有8位是曾经被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完成了学士学位的研习，1位学历情况不详。16位女性中，婚前有职业的9位，其中3位是商贸公司翻译，3位自己做生意，1位是幼JL园老师兼职某餐厅钢琴师，1位是餐厅领班，1位是餐厅翻译，7位不工作(其中包括1位越南人)。学历情况：6位读过大学，其中1位大学未毕业，1位大专；其余10位分别是：1位中专毕业，2位毕业于阿拉伯语学校(中专)，3位高中毕业，4位学历情况不详。16例个案中，在偶然机会下第一次见面的有9对，由老板和员工关系发展为恋爱关系的4对，2位是同学关系，1位是师生关系。上表基本上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婚前男女双方的基本情况，但显示双方不同文化内部差异的重要信息——相识情景却难以真实全面的呈现，因此，通过访谈，个案所陈述的不同的相识经历，隐含了更重要的且只有在各自的文化“母体”中才得以习得的不同文化对婚姻的理解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访谈人：浙江兰溪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5月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我工作的饭店，他来吃饭，我在弹琴，弹完琴后他和在座的客人邀请我到他们位置上就坐，他当时问我要了电话，但后来可能是电话号码158 弄错了，很长时间内我们都没有再联系，我也几乎忘记了这个人，直到后来他又专门来饭店找我。访谈人：安徽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6月我大学没毕业就去广州打工了，工作很难找，最后在一家外国人开的餐厅当服务员，他是这家餐厅的经理，老板是他叔叔。我当时年纪很轻，在家又没干过活，工作上总出错，但他很照顾我。后来因为懂一点英语又总干不好服务员的工作，他于是让我在餐厅当翻译。我当时对他没什么感觉，可是有一天他带我去见了他的几个朋友，他们说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现在才知道是念尼卡哈。我当时没想结婚，更没想跟他结婚，但他为了和我结婚，当时已经跟他叔叔闹翻了。那段日子他离开叔叔的餐厅，过得很苦，但他对我的关心却无微不至，我因此受了感动，渐渐接受了他。访谈人：回族，女，宁夏人，时间：2010年4月我在他的公司做翻译，他人特别好，我们就渐渐恋爱了。访谈人：回族，女，甘肃兰州人，时间：2010年7月我在约旦读书的时候，他是我们大学教务处的老师。给我上课的一位教授向我提起他，但我从没想过要嫁给外国人，所以并没动心。但从那时起，我发现他常常会远远地注视我。一次我生病感冒了，他还特地买了橙子榨汁给我喝，慢慢被他感动了。我们结婚八年后分手，原因很复杂。开始几年我们很幸福，婚后4年他有了一些变化，让我很失望，所以我决定离开约旦离开他带着儿子回国。访谈人：埃及人，男，时间：2010年6月我一直从事贸易，2004年来中国，认识我爱人时正在上海做外贸。我去另外一家公司办事，她在那儿，我们见面就认识了。我们认识3年后才结婚，婚后我们在埃及呆了1年，我的家人很喜欢她。访谈人：义乌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6月我们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双方都有好感吧。访谈人：浙江台州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7月我们大概是有缘分吧，他跟我哥做生意时认识了我，应该是很喜欢我吧，我从没想过要嫁给一个外国人，所以开始没感觉，但他追了一阵，我也渐渐喜欢上了他。访谈人：土耳其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6月我们都在中国留学，是同班同学，我很喜欢她，非她不娶。她的父亲是越南159 的外交官，反对她嫁给外国人，尤其是伊斯兰教徒，但最后她还是毅然说服家里嫁给了我。访谈人：土耳其人，男，贸易公司高级翻译，时间：2010年6月我和她也是偶然认识的，一见钟情。访谈人：土耳其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10月我刚来时是这个学校惟一的留学生，同学们都注意我，我的爱人也是同学，是她先追求的我，我觉得她也很好，所以在一起了访谈人：巴勒斯坦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l0月我刚来中国留学，在南京师范大学学习汉语，还几乎一点不懂汉语，一个留学生过生日，请来了几位中国女生，她是其中一位，那天她问我要了电话，随后没几天就给我打电话，我不太明白她说什么，但能心领神会，于是我们恋爱了。访谈人：维吾尔族，女，新疆人，，时间：2010年7月我是喀什人，一次参加亲戚的婚礼，不知怎地他也来参加婚礼，一见到我就跟带他来的朋友说要和我结婚。我当时不同意，我既不了解他，对他也没感觉，但我当时吃坏了东西，突然胃部不适，呕吐起来了，没想到他冲过来用手接我的呕吐物，我当时惊呆了。随后他抱起我把我送到了医院，并一直呆在医院里照顾我。我病好起来的时候很感动，觉得也许嫁给一个爱我的人一定很幸福。访谈人：福建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6月我在他的公司工作了两年后，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想和你交朋友，答不答应?”因为之前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严厉的老板，汉语不是很好，有时会骂员工，我经常是哭着回家，一直对他没有过那份感情，所以他这么突然，我当时没了主意，只好不做声，他见我不做声，便说：“我数三下，你不答应就算了。”我们就这样开始恋爱了。访谈人：维吾尔族，女，新疆人，时间：2010年6月我在柯桥的一家餐馆做领班，他经常带客户来吃饭，我们就认识了。他每次来都会教我一些英语，所以我一直称他为“老师”。后来我想离开餐馆，如果找不到其它工作就打算回新疆去，所以试着去义乌找他，希望他能给我一份工作，没想到他直接向我求婚了。访谈人：回族，女，西安人，，时间：2010年7月我在他的公司工作，刚开始上班他就追求我，我开始不同意，可他追了三年，终于打动了我。 访谈人：也门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O年10月我的第一个老婆是安徽人，我们也是自由恋爱后结婚的，但她的家人在我们婚后经常干预我们的生活，我实在不能忍受，所以结婚四年后终于分手了。16例个案在访谈中都讲述了他们相识的情景。然而，16例个案中男方，也就是外国穆斯林一方，共同的特点是其寻找婚姻对象的前提都没有考虑宗教因素。这与中国穆斯林的习惯恰恰相反，中国穆斯林总体上以族内婚为主，族际通婚也是以非穆斯林的一方首先要自愿，并通过仪式皈依了伊斯兰教为前提。因此，即使是选择非穆斯林为结婚对象，中国穆斯林也都会首先考虑宗教因素。而通过16例个案的陈述，可以感受到，外国穆斯林男性似乎更追求爱情的浪漫。“一见钟情”的男性外国穆斯林占到62．5％。虽然可能大部分男方想要娶中国妻子的打算是提前预设的，但到底娶怎样的中国姑娘?最终的决定却是随机的。然而，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选择与伊斯兰的教义并不矛盾，在伊斯兰的婚姻观念中，注重妻子的容貌是被提倡的。使者说：“你们娶妻要看四点：财产、身世、容貌、宗教。娶到有宗教的女人，你们会受益无穷。”(布哈里，穆斯林辑录)94伊玛目艾哈迈德·本·罕百里也说过：“如果某男向某女求婚，应首先打听其容貌，如果满意再打听其宗教，若满意则娶，不满意则因宗教的原因而退亲。不要首先打听宗教，满意后又打听容貌，若不满其容貌而退亲，则退亲是为了容貌而不是宗教。””其次，阿拉伯地区整体的社会环境是以伊斯兰文化为主导，穆斯林基本上是主体民族，且在人数上占绝大多数，因此，他们的婚姻观念里缺乏根据信仰层面界定的族外婚，而中国的社会环境使穆斯林与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民族)普遍地杂居，因此，其婚姻观念特别重视区别族内婚和族外婚。此外，阿拉伯民族大多数是传统的游牧民族，又具有典型的热带地区民族的性格特点，总体上较为豪爽、随意、热情、浪漫。这样的性格特征不仅表现在他们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在其婚后生活中也得以充分地体现。访谈人：义乌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6月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吵架，因为我是个要强的女人，所以当时很生气，简直要气死了，他也很生气，但吵完架他过来主动抱了我，我当时气就消了一半，然后94出自《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两本书是伊斯兰教逊尼派最具权威的“六大圣训集”中，被称为“圣训两真本”的辑录。95资料来源：内部资料，《伊斯兰的婚姻制度》。161 他会讲他也很难过，那种感觉是我自小从我父母亲和兄弟姐妹那里没有感受到的。当时我就想，下一次我一定先拥抱他。但第二次吵架后，我发现这样做还是很难，最后他又一次先拥抱了我。到了第三次吵完架，我做到了，我先拥抱了他，那时我觉得这样做其实很容易，感觉很好。之后我们会发现彼此之间越来越恩爱。访谈人：巴勒斯坦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10月我们刚结婚时也许太年轻了，所以时不时会吵架，但有了孩子后就不太吵架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她也没有以前那么年轻美丽了，但我更爱她，我会在离开家上班之前拥抱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她更需要拥抱，她也感觉很幸福。在16例跨国婚姻的个案中，妻子对丈夫婚后感情交流和夫妻生活的满意度都比较高，尤其结婚时间在五年以上的家庭这一点更为突出。虽然笔者很难排除被访谈对象可能对其婚姻状态的粉饰，但从他们所叙事的家庭生活中的小故事来看，她们大都对丈夫的浪漫气质、责任感感到满意，这些对更注重感情生活和主观感受的女性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生活中其它的种种不足和不便。除此之外，笔者通过个案访谈还发现：16例跨国通婚男方中相当一部分，除了考虑到通婚能够带来的工作与生活的便利之外，其恋爱倾向中还带有一些复杂的情愫，如：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国人的喜爱。其中8位外国留学生都表示中国是他们的第二故乡，由于青年时代就来到中国，对中国文化和环境的熟悉，使他们更具有跨国族际通婚的倾向性。访谈人：巴基斯坦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6月2001年我大学毕业后就和父亲、哥哥来到中国做贸易，我主动请缨留下来开商贸公司。现在，我很喜欢呆在义乌，有家的感觉。我也喜欢中国女孩，前一段时间一个湖北的女朋友离开了我，原因很复杂，我心里很难过。如果能娶到中国女人，我会考虑在中国买房并定居。访谈人：巴基斯坦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6月1997年，我还在读大学，就和老师同学一行来中国旅游，那时我们走陆路，交通很不便，来往很辛苦，但我已经在尝试着带些巴基斯坦土特产来中国做点小生意了，第一次做的还真不错，所以2002年我就来义乌开自己的商贸公司了。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考虑娶一个中国女孩子为妻。总体上看，由于生活环境、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阿拉伯人与中国人的婚姻观念有着显著的不同，即使是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外国穆斯林和中国162 穆斯林也存在不小的差别。(2)家族秩序的重构族际通婚从大的方面说是两种文化的交流，实际上却是与两个家族之间的深度交往。在族际通婚的情况下，这样的婚姻也标志着把一个‘异族人’吸收进了‘本族’的族群。正因为如此，族际通婚通常并不被本族群认为仅仅是通婚者个人的私事，在许多场景下，这些族群认同观念和相应的凝聚力会使本族的父母、亲属、家族、社区对于子女、族人的跨族群通婚表示他们或者赞同或者反对的意见。(马戎，2004：436)96因此，族际通婚对两个家族内在的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关于这种影响，通过对通婚男女双方及家族内其他成员的深度访谈，能够得以直观的体现。访谈人：浙江兰溪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5月他们家人对我很热情。我们结婚我家倒也没怎么反对，但我们婚后跟我的家人来往却越来越少。虽然义乌离我家很近，但因为吃饭不方便，我们很少回家吃饭。我的父母偶尔会来我这里，但弟弟就几乎不来，因为除了不方便，他跟我老公也没什么话说。访谈人：安徽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6月我们结婚，他叔叔非常反对，为这个他不得不离开叔叔的餐厅。我们婚后一段时间，他叔叔才接受了我，我们才又回到叔叔的餐厅工作。访谈人：回族，女，宁夏人，时间：2010年4月我很喜欢约旦，喜欢他的家人，他们也很爱我。每年我们都要回去度假，那儿的人似乎很快乐，他们无论穷富，都很会享受生活，经常会全家出外郊游。开始我会觉得野外比较脏玩不开，可时间久了也会受到感染，每次回去都会玩得很尽兴。访谈人：回族，女，甘肃兰州人，时间：2010年7月他的母亲一开始很爱我，但她总想打造我。从我结婚的第一天开始，她就想把我变成约旦式的儿媳。并且一开始就执意让我叫她妈妈，这让我很难接受。我们的离婚应该和她的母亲及家庭有一定关系，当她发觉我很难被打造成她想要的样子的时候，她可能希望我丈夫再娶一个妻子，虽然这点还不能确定，但种种迹96马戎，《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436页。163 象表明我的感觉没有错。访谈人：义乌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6月我非常喜欢他的家庭。他的家是一个大家庭，父母亲、五个兄弟妯娌和他们的孩子、两个没结婚的弟弟，甚至结了婚的妹妹和妹夫都住在一起。他的母亲很能干，操持着整个家，有条不紊的。我在那儿他们什么都不让我干，甚至孩子也有人帮我看，所以我呆在那儿感到很舒服。而且他们之I"．-I的感情很深，也很愿意彼此表达这样的感情。每次我们回去，我丈夫都会和他父亲深情地拥抱十几分钟，这让我很感动。我的家完全不是这样，父母亲和孩子总是淡淡的，甚至从没说过特别重感情的话。我们现在回我父母家很少，过春节回去我会自己准备锅碗自己烧饭，他们也不来我家。我跟哥哥们讲起伊斯兰教的东西，他们会很反感，会说：“那能当饭吃吗?”我也没有办法。访谈人：浙江台州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7月他的家人对我真的很好，但我不喜欢土耳其，我不喜欢很旧的城市，我喜欢时尚的东西，喜欢购物，不喜欢晒太阳和郊游，我觉得还是回国呆着更舒服。不过，我们现在也很少回我家，虽然回去我们吃海鲜，但他总不放心，吃东西总是很紧张，所以过春节他会陪我和孩子回去呆两三天，然后先回来。我们也就呆一个星期就会回来。但我的爸妈会常来我这儿呆一段时间，这样会比较方便。访谈人：土耳其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10月最开始我们两家都反对我们结婚。她父亲是外交官，虽然心里对我是个商人还是个伊斯兰教徒很不满意，但他只向女儿提出了三点：第一，你以后会离家很远，不方便见到家人；第二，宗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能做到而且不后悔吗?第三，他是一个商人，以后的生活可能会很不稳定，你能接受吗?如果你想清楚了这三个问题还愿意嫁给他，那我们也没法反对了。她当然嫁给了我，而且他的父亲后来说他最喜欢的人是我。我的父母亲当初反对首先是怕我没有认真考虑，其次是因为她不会土耳其语，担心以后沟通会很困难。但实际上，他们后来都很喜欢她。访谈人：土耳其人，男，留学生兼翻译，时间：2010年10月应该算是她先追我的，我觉得她也很好。她的家庭也不错，父亲是一个不小的官，母亲也在国家单位工作。对我们的婚事，她家里一开始就反对，觉得土耳其并不富有，我也没钱、没房、没车。但她很坚持，最后她们家不得已也就同意了。但关于她进教的事到现在也一直没有跟她父母亲说，我想要告诉他们，可是 她反对，所以只好听她的了。我们结婚后差不多两三个月回她家呆一阵儿，他们家人对我都很好，就有一点，他1I']总想让我喝酒，记得一次，他的叔叔非常坚持，但我仍旧没喝，他显得很生气。我给他讲不喝酒的道理，他也不理解。他们春节很热闹，吃饭会有猪肉，我只吃青菜、白米饭和清蒸的鱼。访谈人：巴勒斯坦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10月我从高中毕业后就在外边做工，甚至战乱时也一直在外面飘，所以家里人从不干涉我的事情，包括婚姻。我们婚后回我家探亲，我没想到她跟所有人都相处得特别好。至于她家人，最开始我们认识想一起去墨西哥留学，她家里人很支持，对我也很好。我帮她弄好了护照，可是我却被拒签到墨西哥留学。她去墨西哥的四年，期间我经历了为探望生病的父亲回国休学、父亲的去世、再回来后被学校拒之门外，在没有钱也没有学上的时候，她回国我们见过面，但感觉感情上已经很淡了，而且我当时的境遇也很惨，她家人就开始反对我们来往。实际上我们分手了一段时间，我后来又去南京大学上学并认识了一位来短期交流的美国女朋友，她希望我跟她去美国，于是我们到上海办护照去了。不知怎地她追到了上海，我们就又和好了。现在她母亲一直跟我们一起，帮助照看我们的孩子，她的两个姐姐和姐夫也很喜欢我。访谈人：维吾尔族，女，新疆人，时间：2010年7月我父亲就我一个女儿，很宝贝的，当然反对我嫁给一个外国人，尤其是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他就向我父亲提出要娶我，但因为我生病他对我的态度使我很感动，别人也劝我的父亲，最终他同意我们结婚了。访谈人：福建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6月我的父母亲很早就来义乌开商铺了，当然他们接触外国穆斯林也很早，在他们印象中，穆斯林很落后而且大都很穷。而我在他们眼中是宝贝，不仅又高又瘦又爱打扮，经常会去做发型，他们也一直以我为荣。当我说要嫁给一个巴基斯坦人的时候，我的母亲简直要疯了，坚决反对。我们就秘密结婚了。后来我父母亲从朋友那儿得知这件事，我母亲找到他，当时就哭了，埋怨他连亲都没提过，他道歉。但我母亲就是想不通，我父亲劝她，我舅舅也出面来劝，因为我父母的婚姻当时也遭到过家里的反对，所以慢慢我母亲才接受了这个现实。但她见不得我戴盖头，说戴盖头看着那么老，每次都要骂。没办法，刚结婚的时候，每次去我妈的店铺都是到跟前了就赶快摘掉盖头。但现在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她似乎也接受了，有一次有客户来家里，我要出去客厅，忘了戴盖头，她竟然喊住我随手把盖 头扔给我。现在我们跟我父母住楼上楼下，但分开做饭，我们从不去父母那儿吃，但母亲会到我这儿来给我们做好吃的。访谈人：回族，女，西安人，退休的普通市民，时间：2010年7月听我女儿说他是孤儿，父母早亡，而且从小就出来自己谋生了。我们第一次见他，本来听说是个外国人就很紧张，结果老远看到他竟然是白头发，以为是个老头儿，心一下紧了。结婚前我们提出了两个要求：一，婚后必须定居中国，我女儿绝不能到伊拉克生活；二，他本人必须加入中国籍。他都同意。我们就这么一个独生女，所以也不得不顺着女儿的意思同意了这门婚事。后来我们发现他还真的很孝顺，我们分开住，他每周都要专门买水果什么的登门看望我们；对我们特别关心，下雨会打电话提醒我们出门拿伞。只是有一点开始我们都不习惯，他跟我女儿说：“他们为什么从来都不拥抱我，是不是不爱我?”我们开始都觉得不好意思，我老伴到现在也还不好意思抱他，但后来我抱了，他们外国人还真有意思。在教门方面他真是没的说，他从来都是先道“色俩目”97否则不开口说话。抱着自己的女儿他会不停地念清真言。女儿出生时，他给宰了两只羊93，出月子胎毛三克，他就出散了600元99。访谈人：也门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10月我的第一任妻子是个安徽人，是汉族。我们俩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摩擦，只是她的父母对我们的婚姻干涉的太多，而她又是独生女。最后我实在不能忍受他们对我们生活的干涉，只好选择了离婚。一般族际通婚中两个当事人同两个家族之间的问题大致都可以分两部分来看，一部分发生在婚前，但更主要更多的问题发生在婚后。在笔者调查的个案中，跨国通婚的男方家族对通婚问题一般都很开明，分析其中原因：其一，在阿拉伯国家，男性在家庭中都占主导地位，妻子不仅生活习惯要适应丈夫的生活节奏，就连其行为举止都必须符合丈夫的要求，所以宗教文化上的差异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其二，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普遍同中国有着友好外交和贸易关系，所以其国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大都存有好感；其三，根据《古兰经》的规定，儿子在国外能在适当的婚龄结婚本身就是符合宗教功修的一件好事。反而中国穆斯林对族际通婚看得更加保守，实则对方主动愿意入教，也才能退一步考虑。至于女方家族，穆斯林家族最担心的是女孩子远嫁，其次是经济条件。非穆斯林的家庭基97穆斯林的问候语。％伊斯兰规定，生女孩宰一只羊，男孩宰两只羊。99伊斯兰规定，孩子出月子，要剃胎毛并称重，一克胎毛要按黄金的市价出散乜贴。166 本上也是考虑这两个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对与其他本土少数民族甚至与外国人通婚，总的来说没有歧视和排斥的态度。此外，一般没有与穆斯林混居过的汉族家庭对伊斯兰的认知都很浅，对其实质性生活惯习上的差异也是一知半解，所以其可能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一般在婚后才真正感觉到。这也使得婚后小家庭和非穆斯林一方的家庭发生矛盾的几率更多。(3)信仰：坚守与皈依中国穆斯林实行外婚制的家庭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信仰的坚守与皈依，这在跨国族际通婚的家庭中表现的更加复杂。传统、风俗、惯习和信仰滋养了不同文化模式的人的形而上的精神和情感，同时通过不同的文化心理语言来表达和沟通，可想而知，其文化融合的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但对于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毕竟是其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信仰的坚守与皈依总是处于不断的强化中。笔者在访谈中感到，跨国族际通婚家庭中有关信仰的问题是其内在文化融合的核心内容。下表列出了关于跨国通婚家庭宗教信仰的详细情况。由于16例个案中，男方全部是外国穆斯林，女方有11例是新穆斯林，5位穆斯林。而对于女方来说，即使婚前与男方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其与丈夫在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上都有不小的差别，所以表中主要列出16位女性宗教信仰的情况。表15：跨国通婚家庭宗教信仰情况表(顺序同表13)编号清真饮食服饰盖头礼拜宗教节日婚后工作男方态度100女方态度搦遵守戴每天积极兼财务引导被动TB遵守戴不定期积极兼管理积极请教师被动TC遵守戴每天积极全职工作极少要求主动TD遵守戴每天积极不工作极少要求部分被动TE遵守不戴不礼拜不积极全职工作引导被动TF遵守戴每天积极兼财务积极要求主动TG遵守不戴不礼拜不积极全职工作引导被动TH遵守戴每天积极兼财务极少要求主动TI遵守不戴不礼拜不积极不工作极少要求被动TJ遵守不戴不礼拜不积极不工作极少要求主动TK遵守不戴不礼拜不积极不工作极少要求被动TL遵守不戴不礼拜积极不工作引导被动100男方主要指对妻子在宗教方面的要求，女方是指对宗教接受的程度。167 TM遵守戴不礼拜积极兼业务积极要求被动TN遵守戴每天积极全职工作积极要求部分被动TO遵守戴每天积极全职工作积极要求部分被动口遵守戴不礼拜不积极兼业务引导被动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田野调查编制。由表15可见，在饮食方面，11位新穆斯林无一例外都能够自觉并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饮食习惯。在服饰方面，16位女性中，有6位女性平时不戴盖头，一其中有一位是维吾尔族。至于衣着，16位女性平时穿着都相对比较保守，尤其是和丈夫一起出门的时候。在礼拜方面，几乎能每天坚持礼拜的有7位，不定期礼拜或从不礼拜的有9位。关于伊斯兰教重要的节目，16位女性都会参与，但能积极参与的有10位，不积极的有6位。在学习宗教礼仪和功修方面，男方极少做要求的有6位，以慢慢引导为主的有5位，积极引导甚至请家庭教师的有5位。对女方而言，在宗教礼仪和功修方面，有4位是一开始就主动接受并学习的；有9位是一开始为被动接受，之后慢慢接受的；其余3位婚前为穆斯林的女性开始只接受了一部分，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外穆斯林文化的差别使然。婚后继续全职工作101的有5位女性，完全在家不工作的有5位女性，仅仅帮助打理公司某些业务平时大多数时间在家的有6位女性。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同的访谈人有着自己不同的经历和看法。访谈人：浙江兰溪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5月我第一次去叙利亚见他父母亲的时候，穿着裙子和短袖，他没说什么，他家人对我也很热情。但婚后他会要求我穿保守的衣服，并时不时会表示希望我能戴着盖头，开始我很不喜欢戴，跟他出去只要应酬完一上车我就会第一时间摘掉盖头，他从没为此生过气。但只要我高兴的时候，他就会时不时提醒我。差不多结婚6年后，我们的大儿子都6岁了，我才适应了戴盖头。到现在我每天都会礼拜，如果晨礼102的时候睡懒觉，我心里会感到很不安。我觉得伊斯兰的生活习惯很好，很健康，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像他的父亲一样，那我做母亲的当然也要是一个好榜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自己发自内心的有了信仰。访谈人：安徽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6月我们刚结婚他就找了个中国女阿訇来给我上宗教课，每周上3次，差不多坚持了一年的时间。我心里很排斥，但我一直没说。直到有一天，《古兰经》中一101这里所说的全职工作，是指每天按时上下班，但必须是在丈夫的公司里工作。102穆斯林每天五次拜功的第一次，也被称作邦布达。168 个很简单的句子我怎么也记不住，老师生气说了我，我也忍不住跟老师吵起了架，老公赶忙去跟老师道歉，我当时气急了，一把就撕下头巾，哭着就想要走。幸好他婶婶拉住了我。他后来向我道了歉。那次之后他再没强迫过我。这样直到2003年1月22号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我才觉得既然要过日子就应该接受这一切。访谈人：义乌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6月我至少通读过十几遍《古兰经》了，开始觉得很难懂，但读的遍数越多就会越理解。尤其《古兰经》中对妇女的一些规定，都很有道理。比如：现在家里来了他的客户或男性朋友，我都会主动躲到房间里去。我也会在生活方面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所以他会更自信，更自信的男人也会更爱她的妻子。访谈人：浙江台州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7月恋爱时我根本不了解伊斯兰教，也不知道进教的事几，我家人也不知道。结婚后，我去土耳其学了一年的土耳其语。他家里人对我很好很热情。在土耳其时我去他家也会穿长袍，但从不戴盖头，到礼拜的时间也会礼拜，因为在那种环境里一切都很自然，我做礼拜的时候，心里会感到很宁静。但回到中国，可能因为大环境的缘故吧，我对宗教不是很认真，我喜欢穿时尚的衣服，但会尽量保守。我对女儿也不会很约束，至于信仰方面的教育，他父亲会教她的。访谈人：巴勒斯坦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10月她(妻子)从不戴盖头，我希望她戴，但信仰的东西是不能强求的，后来我就不作要求了。只有一次，是在我们家度假，我妹妹给她化了很浓的妆，她才觉得好玩，戴上盖头照了照片。访谈入：维吾尔族，女，新疆人，时间：2010年7月我一直都没戴盖头，但我知道他希望我戴。前几天我过生日，他带我出去吃饭，路上遇到了一个新疆女友，当时那个女友戴着盖头，我们聊了几句，分手后他第一句话就是：“她也是维族吧?”那口气很明显是在说：你看她也是维族不是戴着盖头吗?饭后他去办公室了，我心里却一直不是滋味，就发短信给他说：“我会戴盖头的。”他很高兴，我们在随后聊QQ的时候，他发了很多张戴盖头女人的照片给我。所以，我想我可能很快就会戴盖头了。访谈人：福建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6月他要求我戴盖头。一些穆斯林的女友也对我说：“你戴盖头吧，那样你老公会更喜欢你的。”后来我会很注意，有一次女儿病了，我很着急地抱着女儿跑下 楼，等发动着了车子才发现没戴盖头，当时心里很害怕，怕遇见熟人，结果越怕什么越来什么，车窗还没关就碰到了一个穆斯林女朋友。我主要怕她们说：连盖头都不戴了，还不知道别的方面会怎样呢?访谈人：维吾尔族，女，新疆人，时间：201o年6月我们婚后发生争执最多的是关于我的服饰，在他的家乡对妇女的要求是十分严苛的。所以婚后他要求我必须穿黑色的长袍戴黑盖头，不仅如此，他甚至会挑剔我盖头和衣服的面料，他会把我的盖头对着阳光看是否太透太薄。为此我会跟他争执，觉得他过分挑剔，但他不会跟我吵架，他会拿出《古兰经》，告诉我是经典这样要求女人的。因此我也没办法。在访谈中，男方一般都表示信仰是个人的事，如果她自己不能自觉自愿，强迫也没有用。但婚前和婚后，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显著不同的。一般婚前都相对会强调伊斯兰开明宽松、健康科学的一面，比如：小净103是很科学的卫生习惯等，但婚后会更强调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戴盖头是女人的功修；对丈夫百依百顺是女人的美德等等。除了个别人有过激的做法和言辞外，大部分都会采取循循善诱的方式，甚至会特意让妻子跟一些功修较好的穆斯林女性来往，受其影响，取得的效果～般也都较为显著。至于女方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恋爱到婚后最初一两年，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处于懵懂阶段，也是一个较为排斥的阶段，从服饰到生活细节都很不适应，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女性会从对宗教问题的忽视到感到不便以至于对婚姻产生失望感；第二个阶段从开始孕育新生命到孩子出生后两三年，由于女方的注意力开始分散到孩子身上，对自己的婚姻生活状况的考虑相对减少，再加上初为人母的幸福感和责任感，使她们对宗教问题开始主动接受；第三个阶段是随着第一个孩子长大一些，对母亲的依赖相对减少，或者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大部分女性已经开始适应伊斯兰式的婚后生活，并且从丈夫身上发现了穆斯林讲究卫生、不喝酒等等习惯对孩子的成长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所以大部分开始重新认识宗教并希望能够影响到下一代。除此之外，伊斯兰的宗教信仰还包括对女性外出的严格要求。其教义严令禁止男女混杂，如：你们应当安居于你们的家中，你们不要炫露你们的美丽，如从前蒙昧时代的103伊斯兰规定穆斯林在每次礼拜前都有按照规定的程序冲洗全身的一些关键部位，这种冲洗的方法被称为小净。170 妇女那样。(《古兰经》33：33)104由此女性参加工作也是不提倡的。原则上，伊斯兰不禁止女性参加需要由她们来参与的工作，如：教学、行医，但这是有条件的，要穿符合教律规定的服装、取得丈夫或监护人的同意、避免男女混杂和幽会，不得应工作而劳心费神。其次，伊斯兰也不许可女性参与不符合女性天性的工作，如：法官和行政长官，且有圣训证明其为非法：“由女人来执政的民族决不会成功。”(哈桑·阿b杜·额尼，2009：75)105因此，义乌的跨国通婚家庭中，部分女性婚后如果继续工作几乎都被限制在丈夫的公司里，部分干脆放弃工作做全职主妇。至于出行受到的限制较小。据了解，在伊斯兰教治国的国度，女性工作的几率微乎其微，而在非宗教治国的国家，即使穆斯林在国民中占比为大多数，如：土耳其，妇女(包括已婚妇女)工作的现象近年来也呈明显上升趋势。而在中国，由于大环境的影响，穆斯林妇女婚后出去工作不仅没有被限制，而且似乎是很自然甚至在很多地方是被提倡的事情。表14显示：在跨国婚姻中，男方对女方抛头露面都会普遍加以限制，大多数对其工作也不提倡，少数会反对，但由于外国人在中国开公司会受到种种限制，所以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让妻子出面打理一些公司业务，但仅限于在自己的公司里工作。访谈人：回族，女，西安人，时间：2010年7月婚后他反对我继续工作，在街上他不能理解我怎么能跟我过去的男同学打招呼。这太让人受不了了，我们为此在婚后的最初两年总吵架，后来我只好跟他好好讲道理。我说：“在中国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比如我就是我父母亲惟一的孩子，如果他们老了，我不出去工作，谁来养活他们呢?”他渐渐能够理解我们的国情和文化了，这样的争吵也就少了。(4)子女抚育帕克教授说过：“和动物比较起来，人所生活的世界不是二度而是三度的。人能回顾前瞻，所以人的生活中有一种紧张及犹豫，足以破坏已经成立的习惯，或是解脱尚没有成立的习惯。在这紧张和犹豫的时间中，活动的方向受当时态度的支配，实较已有的习惯为甚。”对这句话，费孝通先生有他自己的解读：所谓104《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33章第33节。105哈桑·阿b杜·额尼等编，《伊斯兰与社会》，易卜拉欣·马伊真译，香港开益出版社，2009，第75页。171 三度是指过去、现在和将来。两性的享受不带有对于未来的瞻望。各人为了自己的满足不易有个共同的憧憬。这种生活不是三度的，因之各自被习惯所支配，使他们不易和洽。要打破这历史的不同习惯的障碍，必须创造出一个共同的向未来的投影。孩子不但给夫妇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将来的展望，而且把这空洞的将来，具体地表示了出来。孩子的出世才完成了正常的夫妇关系，稳定和充实了他们全面合作的生活。这个完成了的三角在人类学和社会学术语里称作家庭。(费孝通，2008：110)106的确，在族际通婚家庭的调查中，笔者深深感到：孩子不仅是夫妇生物上的结合，更是文化融合的重要媒介。在16例个案中，新穆斯林的一方几乎都会为孩子选择伊斯兰的生活方式，因为她们觉得那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大多数的新穆斯林在孩子降生之后都会更认真地对待宗教问题，甚至会以身作则。这在无形中淡化或者解除了穆斯林族际通婚家庭中最主要的矛盾，使相互的文化加快了融合。然而，具体到育儿，尤其是子女教育的问题上是否会出现新的矛盾呢?访谈人：浙江兰溪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5月我不打算去叙利亚定居，所以我的孩子会受中国教育，但我会在他们小时候，大概是初中之前吧，定期送他们去父亲的家乡学习语言和文化，对于这一点他也同意。访谈人：安徽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6月孩子在上学前可以去约旦受阿拉伯式的教育，但之后要在中国受教育。女人在那边没什么想法也不能出去做事，我受不了那样的生活。而且他现在也有了中国国籍。访谈人：回族，女，宁夏人，时间：201o年4月如果我有孩子，10岁前应该在约旦受教育，但从孩子的技能培养考虑，还是要在中国上学。访谈人：回族，女，甘肃兰州人，时间：2010年7月离开我丈夫之前，因为担心他不让我带孩子回国，我假说回中国探亲，这样我才带儿子回来了。这几天我们就打算离开义乌回银川我父母那儿。因为儿子在义乌上学很不适应，他更喜欢银川。如果没离婚，孩子一定会在国外上学，而这其实不是我所希望的。访谈人：义乌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O年6月106费孝通，《生育制度》，商务出版社，2008，第110页。172 我在埃及生的这两个孩子，他们的国籍甚至都是埃及的，虽然我是义乌人，但他们在义乌却连户口都上不上。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我打算让他们在埃及受教育，学习阿拉伯语，每年回国几个月学习中文。我先生和我的想法一样。访谈人：浙江台州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7月我觉得我女儿一定要学中国文化，小学初中要在中国上，之后可能去土耳其一段时间，毕竟那是她父亲的故乡，但不会呆很久。我们在家说汉语，我女儿听得懂土耳其语。访谈人：土耳其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6月孩子小时，也就七、八岁时会在越南，而且要有双重国籍，长大后在哪受教育都可以。在家我们主要说中文。访谈人：巴勒斯坦人，男，贸易公司老板，时间：2010年6月下个月，也就是七月份，我们要搬回南京的新家了，因为女儿要上学了，儿子也可以去南京上幼儿园。我特意在南京买了一个离学校和幼儿园都很近的小区的房子。我们将来的打算可能是移民加拿大，我妻子很想去国外生活。我觉得世界这么大，我的孩子不应该只看到那么小一部分，我可能会带他们去很多地方，这样做惟一的害处是孩子们可能会没有朋友。访谈人：维吾尔族，女，新疆人，时间：2010年7月我不打算去巴基斯坦生活，所以孩子也应该在中国，至于在新疆还是在义乌还不确定，但很可能是在新疆上学。我老公应该也同意。访谈人：福建人，女，新穆斯林，时间：2010年6月我们打算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把第一个送去巴基斯坦受教育，我先生希望孩子受传统的伊斯兰教育，我舍不得但也没办法。这个(决定)孩子的姥爷姥姥还不知道，恐怕到时候他们会反对。访谈人：维吾尔族，女，新疆人，时间：2010年6月我先生的第一个老婆和六个孩子现在在叙利亚，为了便于我的两个孩子和他们的六个兄弟姐妹交流，我希望他们能受阿拉伯式教育，现在他们在上义乌外国语学校附属的幼儿园，是也门人办的，可以受到正宗的阿拉伯教育。在义乌他们可以在外国人办的学校读到初中，之后我会陪两个孩子一起去国外读书。访谈人：回族，女，西安人，时间：2010年7月结婚时他答应以后定居中国，所以孩子肯定受中国教育。在子女问题上，教育无疑是最重要的问题，尤其是阿拉伯式的教育和中国式 的教育完全属于不同的体系，这本身就会带来较深的矛盾。但调查显示：大多数夫妇都会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受中国式教育可能更现实，而且宗教教育往往可以在家庭内完成，所以最大的分歧应该是孩子在什么年龄段受什么样教育的问题。少数夫妇倾向于阿拉伯式教育，这些家庭的新穆斯林一方一般都比较喜欢甚至向往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但就目前而言，这些通婚家庭的第二代还都处于婴幼儿时期，父母亲仅仅是在设计孩子们的未来，还没有遇到更为现实的矛盾和问题。3．通婚现象的讨论当两个族群集团间的通婚率达到10％以上，则可以说他们之间的族群关系是比较好的。(马戎，2004：436)107义乌穆斯林跨国族际通婚率应该不低于10％108。如果从这个意义层面上看，义乌的穆斯林与非穆斯之间的族群关系是较为融洽和和谐的。一般而言，只有当两个族群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存在着十分广泛而普遍的社会交往，彼此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达到相互一致或者高度和谐，两个族群之问才有可能出现较大数量的通婚现象。且通婚的主要条件包括：(1)两个族群的文化同化已经达到较高程度。族群之间没有语言障碍，宗教上互不冲突或至少能彼此容忍，而不是绝对排斥；(2)两个族群成员们之间有很多的社会交往机会，人们有可能相识并相爱；(3)两个族群彼此之间没有整体性的偏见与歧视；(4)个人所在家庭与族群社区对于族际通婚也不持反对态度甚至持比较积极的态度。惟有在这些条件之下，两个族群的成员之间才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的通婚。"(马戎，2004：437)109从笔者深度访谈的16例跨国族际通婚家庭的情况来看，基本上也都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相对而言，义乌通婚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个族群成员们之间有很多的社会交往机会，人们有可能相识并相爱”。在大多数伊斯兰教国家，男女混杂的几率很低，而在义乌，阿拉伯国家的男性不仅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女性，甚者可以和年轻女性共事或成为生意伙伴。这样大范围多层面的男女混杂使他们得到了在本国难以想象的与异性交往的机会，也因此创造出他们相识与相爱的机会。此外，由于迁移选择性等诸多原因造成了长期以来义乌穆斯林人口比例严重107马戎，《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436页。108通过阿訇、相关宗教管理人士的估计。109马戎，《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437页。174 失调的状况。据不完全统计，在2004年之前，义乌外国穆斯林中男性青壮年的比例占到90％，女性穆斯林占10％，且其中大部分女性是已婚家眷。因此，义乌外国穆斯林男性是选择跨国族际婚姻的主要人群。除了年龄层面的原因，这部分人群选择跨国族际通婚也受到宗教的直接影响。伊斯兰教提倡和鼓励适龄婚姻，认为婚姻是一种功修，谁结婚，谁便完成了宗教的一半。据艾奈斯110的传述：穆圣说：“真主给谁赐予贤惠的妻子，谁便在其宗教的一半中得到了真主的襄助，所以，让他在剩余的一半中敬畏真主。”111据艾布胡勒¨2传述：穆圣说：“三种人应受真主的襄助：1．为主道出征的战士；2．为交身价赚钱赎身的奴隶；3．为守贞洁而结婚的青年。”113伊斯兰教甚至将为守贞洁而结婚的青年与为主道出征的战士相比拟，足见伊斯兰对适龄婚姻的提倡。族际通婚除了作为～种文化现象，也是重要的社会现象，后者主要表现为它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现有的社会结构。从表14中显示的跨国通婚个案来看，男方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都较高，受教育水平也较高，尤其有过在中国留学经历的人占到了50％。相对而言，女方的经济水平大部分较低，受教育水平也较低。因此这类婚姻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上嫁模式”，即社会地位和收入较高的外国穆斯林男性娶社会地位较低的中国女子。在这类通婚中，通常社会地位低的中国女子满足于自身经济地位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事业上成功的外国穆斯林男子则可以通过通婚给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带来便利。在这里，中国公民的身份、母语的便利以及文化环境的熟悉，尤其是中国法律对外国人同中国人通婚后在居留和经商等方面的种种放开政策，都使中国女子具有某种社会“价值”，而以此作为交换，通过婚姻她们也使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了上升，即所谓“上嫁"。总的来看，跨国族际通婚是义乌穆斯林群体内不同民族深度交往的表现，也是其结果。它是跨国文化圈认同的更深层次的表达，对义乌穆斯林群体产生出深远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正如费孝通所说，婚姻并不止是生物的交配，也是文化的交流。在个人讲，与一个生活习惯不太相同的人共同生活确有困难，但是从整个社会看，不同生活习惯的人谋共同生活，是促进文化传播和进步的方法。我们常可以看到异族婚姻的家庭生活不容易美满，但是我们也常说，两个民族要真110马立克·本·艾奈斯(MalikbenArias，约715～795)伊斯兰教著名教法学家、圣训学家，逊尼派马立克教法学派创始人。n1资料来源：内部资料《伊斯兰的婚姻制度》。112艾布胡勒是圣门弟子中传述圣训最多、最可靠，也是最出名的一个弟子。113资料来源：内部资料《伊斯兰的婚姻制度》。175 的能互相了解和合作，通婚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这就说明了怎样利用两性间的感情联系去促成社会和文化团结的道理了。(费孝通，2008：92)114义乌的穆斯林群体由于自身来源的多地区性、多族群性、多元文化性，都使得群体内部成员之间跨越了直接的自然血缘关系，以及原初的地缘关系，建立起更为广泛的地缘关系基础，通过对间接而广泛的社会关系的认同，来构建群体边界及其制度的社会性存在。一方面，开启了规模更为庞大、范围更加广泛的多民族集体之间的互相认同，以进一步推动群体整体的文化适应的过程，而另一方面，这种认同又被置于一个极其有限的框架内。由于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规定了人们之间的认同行为，使之不可能具有完整性和普遍性，而只能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局限性的主观选择。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义乌穆斯林群体的认同表现出多元复杂性，并由此产生了审视社会经济过程中民族关系的不同视角。由于笔者田野调查和认识的局限，本章中仅对最为紧密的互动群体之间的认同与区分做一讨论。实际上，随着义乌穆斯林群体文化适应的加深，这种源于族群意识的认同行为也会随之无限的扩展，因为人们的社会认同始终是社会适应借以表达的一个重要内容。n4费孝通，《生育制度》，商务印书馆，2008，第92页。176 第七章余论：义乌穆斯林发展之前瞻一、义乌穆斯林的兴衰与义乌国际贸易密不可分义乌人说：“贸易兴，义乌兴。”对于我们来义乌的穆斯林来说，是“贸易兴，教门兴。”这是一位义乌小礼拜点的阿訇在笔者的访谈中说的一句话。一语中的地言说了义乌穆斯林的命运。历史上义乌伊斯兰教的传入主要是以个人为载体的，并没有大规模的进入。从20世纪80年代直至2000年，义乌的外来穆斯林人口数也才260人。仅仅过了10年，义乌现有常驻穆斯林人口数已经超过了2万，每年穆斯林最大流动人口达到20多万，据最薪统计，现今每周五参加清真寺聚礼的人数在1万人左右。义乌的穆斯林从无到有，且在极短时间内聚集了包括中东、中亚、东南亚、南亚和北非地区来自50多个国家的外国穆斯林，和国内来自西北、西南及中原地区的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撒拉、保安等族。现今的义乌已经有了清真寺，有了穆斯林墓地，清真餐饮业也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几乎囊括了各种风味的国内外清真美食。义乌伊斯兰教所呈现出的繁荣图景发生在国家改革开发后，义乌小商品市场萌生、发展不到30年的时问里，从穆斯林开始进驻义乌到现今，无论是行商还是坐贾，穆斯林所从事的主要行业就是贸易，最大的穆斯林群体也是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和围绕在贸易经济体周围的打工群体。义乌穆斯林兴起和繁荣的直接动因是，且只能是国家的经济政策和义乌的商品贸易市场。因此，用“贸易兴，教门兴"来概括义乌的穆斯林现象是十分准确的。举凡中国历史上穆斯林的繁荣，多与贸易发生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唐代，自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的148年中，四大哈里发、倭马亚朝(661—750年)、阿波斯朝(750--1258年)，遣使中国见于中国史籍的就达40次。大部分使节都是假使节之名，行贸易之实的商人，有些既是使节又是商人。而民间来华的阿拉伯人中也以商人居多。《太平广记》谈到在长安、扬州、广州的大食，波斯胡商都为豪富，并提到“胡店"、“胡邸”。宋代来华的穆斯林，据估计约几万人或几十万人留居中国，主要分布在东南各商业中心，在经济上以从事海外贸易为主要特征。由此可见，“贸易兴，教门兴”不仅是义乌 穆斯林的写照，而且贯穿于中国穆斯林发展史的整个过程中。然而，自明代开始的“海禁”也使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番图景。广州是自唐代第一个设置市舶司的港口，直至明代尽管市舶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但仍然是重要的港口之一。在明以前，广州一直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其中以穆斯林商人为最多。从明代闭关以来，随着中阿贸易的一蹶不振，广州穆斯林不仅人口剧减，而且由于其他原因，军人成为了穆斯林中主要的群体。这部分穆斯林由于断绝了与海外先民的联系，加之中国伊斯兰文化载体正处于本土化的过程中，尚未形成。因此，这样的境遇使得广州曾经的多元穆斯林族群及先民中留居下来的蕃客，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接受和认同了汉文化，大部分穆斯林被同化。直至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广州贸易经济的日兴，又出现了新一代中外穆斯林商人云集的景象。广州现有外来穆斯林人口大致在2万左右，主要从事贸易行业，为此广东省在1998年7月成立了广东省伊斯兰教协会。广州穆斯林的兴衰史几乎始终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兴衰，比照这一较为完整的穆斯林兴衰史，义乌穆斯林的命运通过历史的回映已清晰可见，即：贸易兴，教门兴。因此，笔者认为义乌穆斯林未来发展的趋势将与义乌国际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二、义乌穆斯林的文化适应利于新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形成义乌穆斯林文化适应的过程与现状有一个十分直观的表现，就是义乌穆斯林居留方式上的变化。总的来说，穆斯林大规模进入义乌是自2000年开始。之前虽有穆斯林留居义乌，但主要集中在便于采购的商贸区附近的个别孤立的宾馆，如20世纪90年代开始，最早入驻义乌的印度、巴基斯坦商人们陆续驻进红楼宾馆，使红楼宾馆成为了当时穆斯林最为集中的聚居点儿。同时期稍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聚居点儿，并在2003年前后，这些分布于义乌当地居民社区的点儿开始快速扩大，如2003年前后，五爱小区已经被人们称作了“也门村"。随着留居义乌的穆斯林越来越多，这些扩散了的聚居点儿才开始逐渐形成了聚居区。目前，义乌穆斯林主要聚居在江东。围绕着旧的宾王路市场，形成了江南四区，江东四区，金村和樊村，桥东、五爱和鲇溪，梅湖和永胜、宗塘和端头，下王等几个较大的区域。这些聚居区最主要的用途是生活的区域，一部分租户是打178 工群体，一部分租户是商人，因此往往也商住两用。不仅如此，这类小区一般都有固定的小礼拜点，规模不等的清真餐厅、牛肉面馆、小吃摊、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的专卖点、肉食铺、理发店等等，基本上具备了与生活配套的各种主要设施，穆斯林生活十分便利。而随着外来穆斯林居留人数的增多，以20至35岁年龄段为主的男性穆斯林随着居留时间的延长，有了新需求——婚姻，因此，义乌的跨国族际通婚的现象十分普遍，其比例应该超过10％，加之族际通婚(中国穆斯林与中国非穆斯林通婚)，其比例应该更高。在穆斯林聚居区、民族幼儿园里，随处可见的中外穆斯林孩子中混血儿的比例也较高。此外，由于一部分外国穆斯林曾经留学中国，加之为了经商、生活便利，尤其因为跨国族际通婚，使外国穆斯林学习汉语形成了一个高潮，会说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居留方式的改变和族际通婚的现象都使得这部分穆斯林群体表现出明显的移民倾向。而义乌穆斯林随着经济、生活和文化的进一步适应，移民的倾向性就会更高。这种景象又使我们重新追溯中国伊斯兰的历史。唐代开始，阿拉伯商人就已经开始留华不归，而且数目不少。当时，人们将这种外商留华不归的现象叫做“住唐”。期间，长安、广州、扬州、海南岛等地，都有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居住。他们有的住唐5年、10年，有的住到了宋代，长达数十年。由于中国政府的重视和积极鼓励，阿拉伯、波斯商人来华贸易的势头日益高涨，来华定居的穆斯林也与年俱增。他们有的带来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但大多数则在中国娶汉女为妻。他们在华所生的子女，被叫做“土生蕃客”。到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已出现许多在华居住五代以上的土生蕃客，为此，宋朝政府还特意颁发了一个“蕃商五世遗产法”，以解决他们在中国的遗产分配问题。其中不少人终生都没有再回到他们的阿拉伯故乡，而最后长眠于中国的土地上，如泉州就有古代的“蕃客墓"。来华侨居的穆斯林商人，有一部分不顾中国政府关于“化外人法不当城居"的规定，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与汉人杂居于城内，但大多数人则居住在海运交通干线各城市郊区的聚居区内。这种“著商”的聚居区，被称为“蕃坊”。从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游记》中、朱或的《萍洲可谈》及其他一些唐宋史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蕃坊"的大概情况。蕃坊内的最高领袖是“都蕃长”或称“蕃 长”，一般是由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担任。蕃长从穆斯林商人中选出后，要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和正式任命。蕃长的职责主要是管理蕃坊内部的一切事务；为中国政府招邀外商来华贸易。穆斯林之问如果发生了纠纷，即由蕃长在自己的管理机构“蕃长司’’内处理解决，中国官员一般并不干涉。此外，蕃坊内有养老院、市场、公共墓地，还有穆斯林日夜出入其间的礼拜寺。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在蕃坊内得到了保障。从上述资料不难看出，“著客”的身份和“蕃坊”的居留方式，尤其是这些外来的阿拉伯人在中国有了礼拜寺和公共墓地之后，才真正表明他们要安居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或至少要在这块土地上作稍微长远一点的打算了。对此，自寿彝认为：“在他们的中间，有一些人在中国住下来，这就是后来回回民族里的一部分的祖先。”(自寿彝主编，2003：110)115然而，回回民族形成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回回民族从开始形成到逐渐融入并以一个新民族的形象呈现，应该是在经历了较长时间段的定居和与汉族及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大量的通婚之后，才逐渐构建起自己的民族意识，并为中国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所认同的。在正式的文献中，“回回”一词最早见于元末清初叶子奇的《草木子》一书。但据考证，从辽代开始，对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就已经开始用“回回"的称呼，而非“大食”了。元代沿袭了辽代称法，在其诏令文告中，已不以色目人与蒙古人、汉人对举，而是以回回代之。由此可见，“回回”作为他称从辽代已经开始，元代己广泛地被官方所使用。而大规模的通婚也是从元代开始，杨志玖曾作《元代回汉通婚举例》，书中指出：元代时回回在中国已稳定下来，“以中原为家”，回汉通婚成普遍现象。该书虽然是从回汉通婚的角度进行叙述的，但也是回族族源的研究力作。从书中资料可以看出：回族形成过程中，吸收汉族的主要方式是通婚。从“回回”的指称及通婚的状况看，元代时回回民族已经形成并已在身份上被广泛地认同。然而，回回民族的融入却并未停止，而是随着明代政府的强制同化的政策而大大加速。大明律规定：凡蒙古、色目人许与中国人结婚姻，不准本类自相嫁娶。违禁者，两家主婚人各杖八十，男女没籍入官，男为奴，女为婢。这一规定不仅大大促进了回汉通婚，而且促使了回回人口的快速增长，并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回回民族的融入。对于上述历史，白寿彝有过如下概括：“依阿拉伯波斯等地商人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情况来看，他们不是没有逐渐在中国构成一个新民族的可能。但由于蒙古115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华书局，2003，第110页。180 贵族统治阶级西侵的结果，后来构成回回民族成分的，不只是这些商人的后裔，而且更是被蒙古西征军强迫东移的大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俘虏和兵丁的后裔。”(白寿彝主编，2003：114)116此外，白寿彝还认为回回民族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伊斯兰教，在他们(回回民族)形成为一个民族的过程是起了大的作用的。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宗教信仰，并且还具备了一套社会制度。例如，它对于婚姻和饮食的规定，已成为伊斯兰教信仰者生活习惯的重要部分；二是通婚，婚姻关系的日益加密，更有力地泯灭旧有的某些差别，目益向一个新民族形成的道路上推进；三是语言，汉语是把波斯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等，在中国境内形成了一个新民族的重要原因；四是回回民族居住的情况，“大的分散，小的集中”的情况，是今天回回民族居住的情况。在100年前，回回民族是远有更大的集中居住的区域的，主要是在陕、甘、宁、青和云南。那时的甘宁青是“回七汉三”，陕西是“汉七回三”。(白寿彝主编，2003：118～120)117由此可见，回回民族的形成不外有伊斯兰教、族际通婚、使用汉语和集中居住四个条件。而目前义乌的穆斯林群体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上述四个条件。因此，从长期发展来看，他们不是没有逐渐在中国构成“新的穆斯林移民群体”的可能，这将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课题。116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华书局，2003，第114页。1”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华书局，2003，第118—120页。181 一、中文文献(一)中文史志参考文献f11．《金华府志》康熙年刊本。【2】．《新修东阳县志》康熙年干0本。【3】．《义乌县志》嘉庆七年刊本。【41．《永康县志》康熙年刊本。【51．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协会翻印，1980。【61．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华书局，2003。【7】．江淳郭英德编《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81．纳文汇，马兴东主编《回族文化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91．邱树森编《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101．佘德余主编《浙江文化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111．吴振华编著《杭州古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121．张星娘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8。【13】．郑绍吕主编《宁波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二)中文专著⋯1．蔡畴主编《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蔡禾编《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3】．蔡文辉：《婚姻与家庭——家庭社会学》，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4】．陈立军、王祖强、杨志文：《义乌模式》，人民出版社，2008。【5】．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2。【6】．陈祥水：《纽约皇后区新华侨的社会结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5。[71．费孝通：《生育制度》，商务印书馆，2008。【8】．费孝通：《乡土中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9】．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10l高丙中主编《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1】．葛家澍主编《美国公司文化：潘多拉的盒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121．葛中兴：《清真食品产业发展理论与对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131．黄淑娉、龚佩华：《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141．金泽：《宗教人类学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15】．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VI》，中央编译出版社，200l。【161．李梦自：《流动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17]．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的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181．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商务印书馆，2004。【191．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01．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f211．良警字：《牛街：一个城市回民社区的形成与演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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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f91．哈桑·阿卜杜·额尼教授等编《伊斯兰与社会》，易卜拉欣·马伊真译，香港开益出版社，2009。『101．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于嘉云、张恭启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1。『111．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f121．马克．J．史密斯：《文出版化——再造社会科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f13】．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4】．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张友云译，译林出版社，2002。『1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新华出版社，2002。【16]．散伊德·萨比格：《伊斯兰的婚姻制度》，穆斯林青年翻译组，内部资料。【17】．散伊德·萨比格：《伊斯兰商业法》，穆斯林青年翻译组，内部资料。『18]．威廉·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王晓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9]．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黄育馥译，商务印书馆，2009。【201．伍兹：《文化变迁》，何瑞福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四)中文论文[1]．马春贞：《回商在义乌》，杨怀中编《中国回商文化》第一辑，出版社，2009。[2]．马强、白兰：《市场、移民与宗教的根植：义乌市伊斯兰教民族志研究》，《第十八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9。[3]．王汉生等：《“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种特殊方式》，《社会学研究》1997(1)。[4]．白小虎：《文化内生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文化解释——鸡毛换糖、义乌兵与板凳龙》《浙江社会科学》2006(1)。[5]．张中复：《回族现象观察的“点”与“面”》，《回族研究》2003(2)。[6]．周大鸣：《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广州南景村50年的变迁》，《社会学研究》2001(4)。[7]．容观琼：《关于文化和文化变迁的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1)。[8]．郭成美：《当代“蕃坊”的崛起——义乌穆斯林社区发展历程的初步调查》，《回族研究》，2007(2)。[9]．张继焦：《论我国南方民族文化的类型、层次与变迁》，《贵州民族研究》，1997(2)。[10]．马侠：《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迁移》，《中国人口科学》，1987(3)。[11]．孙立平：《农村外来人口：无法定位的边缘人》，《中国农民》，1995(4)。[12]．张继焦：《人类学方法的特点、不足和改进方向》，《民族研究》，2002(5)。[13]．郝时远：《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光明日报》，2003(6．17)。[14]．王晓毅：《农村社会的分化与整合：权力与经济》，《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1(2)。[15]．DanielL．Pals著，金泽译，《伊斯兰观察》，载自牟钟鉴编《宗教与民族》第一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16]．杨文炯，《跨国境遇下民族认同的讨论——以“东干”和回族为个案》，载白振生、杨建新主编《民族、国家与边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第178页。184 二、外文文献【1】．GM．FosterandR．VKempereds．，1974砌troduction：APerspectiveonAnthropologicalFieldworkinCities,LittleBrownandCompany．【2】．GordonRedding，1990，TheSpiritofChineseCapitalism,deGruyter&Co．．【3】．MarlsBoydGillette，2000，BetweenMeccaandBeijing：ModernizationandConsumptionAmongurbanChineseMuslims，StanfordUniversityPress【4】．MarkGottdiener&RayHutchison，2000，TheNewUrbanSociolog,McGraw-HillHigherEducation．[5]．MarkGranovetter,1973，TheStrengthofWeakTies，Ame血anJoumalSociology，V01．【6】．MarkGranovetter,1974，GettingaJob：AStudyofContactsandCareers，UniversityChicagoPress．【7】．MichaelBanton，1957，WestAfricanCity：AstudyofTribalLife觑Freetown,OxfordUniwersityPress．【8】．PierreBourdieu，1994，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ementofTaste，TranslatedbyRichardNice，RoultedgePress．【9】．R．Benedict，1935,PatternsofCulture，Routledge．【10]．RaphaelIsraeli，1979,MuslimsinChina：AStudyinCulturalconfrontation,Curzonpress．【11]．RobertS．LyndandHelenM．Lynd，1929，Middletown：AStudyinContemporaryAmericanCulutre，Harcourt，Brace，andCompany．[12]．W．LloydWarner,1963，YankeeCity,YaleUniversityPress．185 后记2010年初，在确定了“义乌穆斯林研究"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之后，我有幸以该选题申请到了中央民族大学2009年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并获得了该项基金的资助，有了进行本课题研究的启动经费。由于“义乌穆斯林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很大的课题，因而从2009年10月到2010年4月开题之前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主要着手于相关资料的搜集，其结果是发现除了新闻资料之外，少量的相关研究资料都相对概括，尤其是建立在深入详实的田野调查和来自大量报道人深度访谈基础上的民族志深描的研究都还没有被学界所涉及。因此，当时对本研究的立意确定为通过民族志的书写最大限度地展现义乌穆斯林群体的真实生活状态。对于这一研究主旨和立意，我的导师丁宏教授在给予肯定的基础上，给出了难度更大的建设性意见，即将义乌穆斯林置于中国穆斯林发展的整体过程中，以义乌穆斯林现象与历史(中国穆斯林史)进行对话。在经历了前后两次，历时五个多月的田野调查之后，我对义乌穆斯林经济、文化现象有了初步的认识，即：义乌穆斯林群体在整体上表现出特定的适应生存的能力，因此文化适应论成为贯穿于本研究整体内容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到目前为止义乌穆斯林作为特定宗教载体所实践的生存状况。然而，本研究最大的难度在于第七章，与历史对话的部分。该部分在丁宏教授的指导下，多次修改，最终通过对民族志整体的把握，以及对中国穆斯林史，尤其是中回回民族史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发现义乌穆斯林现象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中国穆斯林发展史中的一部分，一个特殊的个案。它所呈现的经济现象不仅与中阿贸易史有着相近的大文化和历史背景，而且，从历史的映射中我们也依稀可见义乌穆斯林经济体的发展命运。而义乌穆斯林群体的大规模移入与所呈现出的文化适应，都与历史上中国的回回民族的形成有着某种相似性，因此在对义乌穆斯林发展的前瞻性思考的过程中，最终得以完成义乌穆斯林现象与历史的对话。从前期到田野再到博士论文的定稿，历时一年七个月。其问，最早关注并研究义乌穆斯林的郭成美老师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在他的帮助下，我认识了马春贞阿訇、政协委员李自红、陈建军，义乌的精英商人马文兵、冶萍、孙宝玲、陶素荣、马文俊等人，并通过他们的介绍和引见，对105位中外穆斯林做了访谈， 其中深度访谈人次为82人。参加了中外穆斯林的各种聚会15次。获取了丰富而真实的宝贵资料和切身而深刻的经历感受。“义乌穆斯林研究"是一个涉及广泛的大课题，本文所论仅是初步的涉入，加之本人学识有限、功力不深，错误不当之处还有不少，皆应由本人负责。抛砖引玉，我殷切地期待着大家的批评指正。187马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