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社会救助正义慈善伦理生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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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现代社会救助正义与慈善伦理生态的构建邹海贵【摘要】　社会救助作为一项现代性的制度安排，是我国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救助制度本身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基本伦理道德精神经历了从仁爱到正义的变化，社会救助伦理关系也整体上经历了从慈善伦理关系到权利伦理关系的根本转型，这种转型必然意味着伦理生态重新建构。正义制度（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慈善事业的伦理生态是社会救助伦理精神在现代社会整体伦理生态中的实践合理性的表达。在个体德性和德行层面，应该构建制度正义与个体正义以及个体正义与个体慈善两种伦理生态。【关键词】　社会救助　正义　慈善　伦理生态【作者简介】邹海贵，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

2、学院副教授，博士（湖南衡阳　421001）。　　社会救助，是现代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子系统，是指国家或社会主体（社会团体、慈善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规定，并按照相关程序和标准，向因各种原因陷入生活困境或者无力维护其权益的社会成员提供援助与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安排。社会救助制度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要素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它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当前我国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救助制度是一个多种制度主体、内容复杂的特殊社会制度，制度本身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基本伦理道德精神经历了从仁爱到正义的变化，社会救助伦理关系也整体上经历了从慈善伦理关系到权

3、利伦理关系的根本转型，这种转型必然意味着伦理生态的重新建构。所谓伦理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特定伦理—人文环境的总和，是指人生存、生活于其中的伦理环境或道德环境。樊浩认为，“伦理生态”的概念是运用“生态本位”的“伦理学方法”建构伦理精神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的结果，“伦理生态”是一种“价值生态”，是由“生态伦理”理念发展而来的，是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合理性的内在要求。“‘伦理生态’的基本结构，就是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伦理—文化生态。”［1］“在现实性上，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既表现为伦理精神内部自我生命的合理性，也表现为伦理与文化、经济、社会等其他价值因子所形成的生态关系的合理性，伦理精

4、神的现实合理性，存在于伦理与文化、经济、社会的内部关联所形成的有机生态之中。”［2...］可见，伦理生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伦理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价值因子形成的有机生态；二是伦理精神自身内部各种价值因子所形成的有机的结构生态。社会整体伦理生态的变化必然影响到社会制度的运行环境，因此社会制度的生成和发展亦有一个伦理生态的构建问题，从而使制度伦理生态与社会整体伦理生态相契合。从道德进步和伦理关系发展的角度看，社会救助制度伦理生态的构建，一方面要实现个人正义与制度正义的伦理生态，另一方面要实现慈善与权利伦理关系的伦理生态。个人正义与制度正义的伦理生态带有普遍性，是所有制度正义追求的理想状态，

5、慈善与权利，或者说仁爱与正义伦理关系的和谐是社会救助制度的特殊伦理生态要求。社会救助制度作为一项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社会制度应该体现伦理—社会生态的要求，并与现代社会整体伦理秩序相契合。一、休谟和伯林等人关于正义与慈善的悖论休谟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以人与自然界的冲突以及人性的内部冲突的框架来思考正义的条件。他认为在客观环境的两极和主观人性的两极都不可能产生正义，“把人类的慈善或自然的恩赐增加到足够的程度，你就可以把更高尚的德和更有价值的幸福来代替正义，因而使正义归于无用”，“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3］。一方面，从客观的角度看，因为在资源无

6、限充足的条件下，正义的存在是多余的，而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境遇中，有的只是人求生的本能，正义也无法产生。另一方面，从主观的角度看，个体无限的仁爱、慷慨和利他主义没有必要产生正义，而极度的贪婪、自私和恶毒也无法产生正义。罗尔斯对休谟关于正义主客观条件的分析给予了充分认同。罗尔斯指出：“只要互相冷淡的人们对中等匮乏条件下社会利益的划分提出了互相冲突的要求，正义的环境就算达到了。除非这些环境因素存在，就不会有任何适合于正义德性的机会；正像没有损害生命和肢体的危险，就不会有在体力上表现勇敢的机会一样。”［4］除此以外，休谟指出个体正义感的产生是根源于人的理性与本能的冲突。休谟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也是本能的

7、存在，人的正义感产生于对公共利益的同情和关切。休谟指出：“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而对于公益的同情是那种德所引起的道德赞许的来源。”［3］（540）一方面，休谟认为，从理性利己主义的角度出发人们能够产生建立正义制度的愿望和动机。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人们珍视正义不是出于利己主义的考虑，而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关怀，正义成为道德上的美德。从表面上看，这两个观点无疑是一个悖论。休谟的分析表明，正义作为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