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机会不均与收入不均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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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发表于《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四卷第一期（总第八期，2008年）∗竞争、机会不均与收入不均关系的研究——兼对转型社会基尼系数长期变动特征的一个理论描述田伟、沈坤荣（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文章简介：利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方法，本文从抽象的角度讨论了竞争与收入不均、机会不均与收入不均之间的关系。文章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出发，通过对基尼系数的计算，试图纠正人们对于竞争、机会不均与收入不均的关系所普遍持有的看法。文章认为，竞争的加剧及机会不均等的存在都不会必然地引发基尼系数增大，它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只有在符合一定条件后才能成立。文章继而对这个条件进行了界定，并从中得出一些

2、启示：（1）随着竞争的加剧，基尼系数会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特征，这使得我们可以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做一个新的理解；（2）当竞争到达一定阶段时，对机会不均等的取消反而有可能促使基尼系数上升，这使我们认识到在当前竞争尚不十分激烈的阶段，坚决而迅速地推进机会的均等化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对这一系列关系加以梳理的基础之上，本文从理论上描述出一个转型社会的基尼系数在长期可能表现出的某些变动特征。关键词：竞争机会不均收入不均收入分配一、引言白重恩（2006）在《比较》杂志中指出，有两个问题的答案对理解收入不均现象至关重要。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收入不均等（income

3、inequality）究竟是由机会不均等（opportunityinequality）所造成，还是在机会比较均等的前提下市场竞争的结果”？上述问题的回答涉及对引发收入不均问题深层次原因的思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市场竞争与机会不均往往“交织”在一起，这使我们很难通过数据的观察或统计的分析来区分究竟是哪一类因素对收入不均会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一直存在着分歧。支持“收入不均等的扩大主要源于机会不均”的学者如吴敬琏、陈志武等。吴敬琏（2006）基于一些事例的分析，强调“将我国收入差距的严重扩大归因于市场化改革，显然是做错了诊断”。陈志武（2006）也指出，许

4、多人将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归咎于市场化改革，“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按照民主化①及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对四种类型的国家进行了实证比较，其结果表明，收入不均等程度的扩大并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机会不均等也许才是问题的关键。与上述学者的观点相反，茅于轼（2007）认为，“过去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平等现象是在减少的”，所以不能够将收入不均等程度扩大的原因归结为是由机会不均等所造成。在对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总结之后，茅于∗本文曾于南京大学“斯密论坛”（第75期）及浙江大学跨学科讨论会（2007年7月7日）陈述并讨论，作者感谢参与讨论的老师及同学所给予的诸多有益建议。特

5、别感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汪丁丁教授、叶航教授及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郑江淮教授、李剑博士生、时磊博士生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或支持。本文的写作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473036）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①在陈志武的文章中，第一类国家为“代议制政府又是市场经济”，如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第二类国家为“拥有代议制政府但是非市场经济”，如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第三类国家为“有非代议制政府，但却是市场经济”；第四类国家为“拥有非代议制政府同时又是非市场化国家”，如前苏联等。证据显示，在第一和第二类国家中，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都会逐渐趋同。从这一点看，民主制度是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决定性因素

6、。而在民主国家中，收入趋同的收敛速度又不同。该速度取决于经济国有化、政府管制程度：一个国家的经济国有化程度越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人均收入趋同越迅速。这说明非国有经济、市场化对减少收入差距具有促进作用。1轼指出，中国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加剧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现象。不同学者之所以会对上述问题产生意见的分歧，除了该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决定了我们难以利用观察和统计的方法对之加以展开讨论之外，另一个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传统的收入分配理论缺少了给我们提供分析这个问题的方法或工具。传统收入分配理论主要利用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泰尔指数（TheilIndex

7、）或对数变异系数（VarianceoftheLogarithms）等统计指标作为其度量一个社会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分析工具。为考①察收入不均等程度扩大的原因，传统的方法是将收入不均等指标进行分解分析。例如，将总体基尼系数分解为各个不同的“分项”集中系数之和，从而可以考察各个“分项”不均等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对总体不均等作出了解释。但是，正如赵人伟、李实等（1999）所强调的那样，对不均等指数所进行的分解分析“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收入差距之外的原因解释”，这种分析方法是就收入差距来解释收入差距，它不能真正揭示收入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