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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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近年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已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议题而受到愈来愈广泛的关注。在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几乎每一个领域，这一议题都以多重方式表现出来，并实际上引起了一系列颇为激烈的学术争论。虽说这样的争论还主要围绕着一些具体而专门的学科内容来展开，但有关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议题本身却正在逐渐显示出某种更加深刻的东西。因此，有待进一步思索和追究的问题是：（1）这一议题的实际生成和展开究竟意味着什么？（2）应当在怎样的视域中揭示其本质并引申出进一步的结论？（3）该议题在其本质定向中将提出何种思想任务？我们试图依循这

2、样一些问题，来使“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在哲学上得到更加深入的探讨。一...关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当代建构的讨论和争论，将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当今中国的学术发展史上产生重要影响并具有深远意义。因为虽说不同的意见可以众说纷纭，但这一议题本身的探索过程却意味着开启出一种积极的自觉，即对于自身学术话语体系的反省性的自觉。这种自觉实际上具有双重取向：它一方面是批评性的，即要求批评性地检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另一方面则是建设性的，它要求建设性地引领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由此二途所显现出来的更加重要的事情在于：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

3、会科学研究正试图逐渐摆脱它对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并从而提出其本己的“自律性”要求。这里所谓的自律性要求，用柯林伍德的话来说，意味着批判地脱离自身以外的权威，意味着它是“自我-授权的”。[1]因此，这里所要讨论的决不仅仅是束缚于狭义的语文学或术语学中的那些问题，尽管这样的问题也是存在的并同样可以在所谓学术话语体系的视域中来加以探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话语问题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仅仅表面的、纯粹形式的议题，它具有“实体性”的内容，并总是最经常地与某种“学徒状态”...的脱离和特定的自律性要求相吻合、相表里的。在近代思想史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

4、。例如，我们可以说，中世纪哲学的话语体系是以外在性和权威来定向的（哲理神学或经院哲学），而自笛卡儿以来的近代哲学的话语体系，则是以“我思”（cogito）这样一种内在性本身来定向的，亦即是以自我意识（“从自身出发的思维”）来定向的。这里所发生的哲学话语体系的改弦更张，意味着哲学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意味着哲学摆脱了它对哲理神学的依傍而使理性的思维取回了它的完全的自律性。所以黑格尔不仅称笛卡儿是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而且说，“从笛卡儿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

5、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2]在同样的意义上，海德格尔将“我思”把握为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这就是说，作为自我意识的“我思”构成新哲学之话语体系的真正本质与核心，亦即近代西方哲学全部话语围绕着旋转的那个枢轴。...在某种有差别的层面上，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论证话语是取自数学-几何学的形式，换言之，它是通过模仿数学-几何学来制订话语体系并从而论证自身的：笛卡儿和斯宾诺莎是如此，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也是如此。“然而自康德以后，数学的形式已不再出现在哲学之中了。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数学的形式毫不留情地宣判了死刑。”[3]

6、这里的哲学话语问题显然并不仅仅牵涉到表面的形式，因为康德正是在解除这种话语桎梏的同时摧毁了整个独断论形而上学的大厦，并从而使哲学方法及其话语体系脱离了对数学-几何学的模仿而获得了它的自律性。[4]同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可以观察到一场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巨大运动，这一运动是与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席美尔以及克罗齐等人的名字相联系的；它要求对“历史科学”【或“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等等】的整个话语体系进行根本的变革，而这一变革的实质在于：使历史科学摆脱它

7、对于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从而成为自律的、自我-授权的学术体系。“历史思想是不受自然科学的统治的，并且是一种自律的科学”；柯林伍德甚至把此一转变称之为“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5]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这一议题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与上述那些话语体系的重大变革相比拟呢？如果说，我们的问题仅只牵扯到语文学上的表面修辞，或术语学上无关紧要的斟酌取舍，那么，确实没有必要在这里小题大作并且无类比附了。然而，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在其快速的扩展进程中，却正在遭遇到学术话语上的真正困难——这种困难并不是个别的或偶然的，毋

8、宁说，它们是整体性的并且是关乎本质的。这意味着：如此这般地形成的学术话语问题是具有真正“实体性”内容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