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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龚强、徐朝阳:政策性负担与长期预算软约束3政策性负担与长期预算软约束龚强徐朝阳内容提要: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政策性负担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然而现有的有关政策性负担的理论模型主要集中讨论政策性负担与企业补贴的关系,但企业补贴并不等于预算软约束。为此,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在该框架下我们可以准确地定义预算软约束问题,并分析政策性负担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然后,我们利用重复博弈的思想将本文的基本模型动态化,建立了长期预算软约束的基本理论框架,这在现有的预算软约束文献中是不多见的,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考察影响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各种因素
2、。本文的主要结论是,政策性负担是导致企业出现预算软约束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但如果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可以重复进行,预算软约束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关键词:重复博弈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道德风险一、引言与文献综述自匈牙利经济学家Kornai(1979,1980,1986)首次提出“预算软约束”概念以来,预算软约束对于微观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扭曲作用逐步被经济学家们所认识。正确地分析预算软约束现象的成因和影响,并研究如何克服预算软约束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扭曲作用,已经成为经济学、尤其是转型经济学领域关注的核心课题之一。在Kornai的早期文献中,预算软约束被认为是政府对国
3、有企事业单位“父爱主义”的本能偏好造成的。但是,后来包括Kornai本人的许多实证研究表明,预算软约束现象也大量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企业中“,父爱主义”显然无法解释该现象。对预算软约束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来自Dewatripont和Maskin(1995)所作的工作。他们认为,预算软约束是一个内生现象:由于时间不一致性问题(timeinconsistentproblem),政府有积极性对未完工的无效率项目追加投资,从而导致预算软约束问题。目前,该理论在预算软约束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罗兰(2002)所著的《转型与经济学》教科书中,Dewa
4、tripont和Maskin(1995)的理论框架就被当作一个基准模型贯穿全书。另一种思路试图从政策性负担(Policyburden)角度来理解和解释预算软约束现象。早在1986年,Kornai就观察到预算软约束与企事业单位承担着各种政府职能(例如提供就业、保护民族产业、维护社会稳定等等)有着直接的关系(Kornai,1986)。1994年,Shleifer和Vishny以Nash讨价还价模型为基础,分析了企业承担政治任务时政府对企业的补贴问题,给出讨论政策性负担与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初步框架,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过,他们的模型主要限于讨论企业补贴的讨3龚强
5、、徐朝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qgong@ccer.pku.edu.cn;venite@pku.edu.cn。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霍德明教授等人的热情指导,经济中心发展战略研讨组的刘明兴、李志、罗德明、潘士远、张鹏飞、徐高和其他成员也对本文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作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作者尤其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对于文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错误,作者负全部责任。442008年第2期价还价问题,政府根据企业承担政府职能的多寡以及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来决定为它提供多少补贴,并没有引入企业亏
6、损的可能性,因而也就不存在为亏损企业提供再融资的问题。然而,是否为亏损企业提供再融资,恰恰是判断预算软约束最主要的标志(Kornai,1986;Kornaietal,2003),仅仅为企业提供补贴并不代表预算软约束。因此,严格地说,Shleifer和Vishny的框架讨论的只是企业补贴与政策性负担的关系,而不是预算软约束与政策性负担的关系,要进一步研究政策性负担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至少还需要对他们的框架进行重大的改进。对预算软约束与政策性负担之间关系更深入的研究来自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4,1997,1999,2001,2003)。林毅夫及其合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国
7、家、转型经济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性负担,按其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战略性政策负担,指这些国家政府为了追求产业、技术的先进性,而鼓励企业进入资本过度密集而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产业区段,从而致使响应政府号召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依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维持生存(LinandTan,1999;林毅夫等,1997);二是社会性政策负担,指企业承担着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福利等社会性职能而形成的负担(林毅夫和李志,2004)。两类政策性负担的共同影响是,承担政策性负担的企业背负着额外成本,与没有这些负担的企业相比,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政策性负担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