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刑法规制和儿童福利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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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虐童刑法规制和儿童福利体系构建摘要：基于虐童现象的普遍性以及后果的严重性，虐童行为的规制成为必要，但方式应该是通过立法，而非司法。对于实践中以司法方式实现虐童入罪的做法，应当摒弃,并肃清其背后的理念、逻辑。虐童入罪固然必要，但是问题的解决更应该走向刑法之外，通过儿童保护及福利体系的建立，从根本上减少虐童现象的发生。关键词：虐童；寻衅滋事；刑法机能；儿童福利体系中图分类号：D91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114?06一、虐童行为规制的必要性及目前的立法缺陷上世纪初就有儿童健康作家及政策制定者预言，20世纪是儿童的天下。如

2、其所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儿童期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段，在理念及学术研究中给予了特别的强调。这种理念集中体现在将儿童期视为一个从属性的、需要特殊保护的阶段。但是当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我们发现这种理念并未得到彻底的贯彻，儿童健康学者及媒体一直在强调儿童的脆弱性，强调因为儿童保护系统自身原因而引起的虐童行为的显著增加。虐童报告数据在近七年来保持稳定。1997年，CPS(ChildProtectiveServices)就收到大约3195000个虐童报告，1998年虽略有下降，但也达到3154000个①。2010年揭发的多起虐童案牵动着德国媒体及公众的神经。为此，德国

3、时任总理默克尔专门召开圆桌会议讨论这些虐童现象，并成立了专门调查小组，由曾任德国家庭部长的贝克曼担任专员。调查工作历时一年，收集了大量数据，结果显示，大约5%的男童及14%的女童遭受过严重的虐待。［1］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2008〜2010年，每一年日本各地关于虐童的咨询受理案件都有4万多起，而2011年度该数据陡增至55154起，其中身体虐待占21133起，性虐待1349起。［2］目前，中国官方的相关报告并不为人知，但问题的严重性从连续的个案已经初见端倪。因为儿童大脑的可塑造性远强于成人，所以早年的伤害事件将对其生理系统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包括对神经传递系统

4、、神经内分泌系统以及免疫系统的影响。为证明这种持续作用的存在，有学者通过对受虐儿童及有受虐经历的成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生理及心理测验，结果显示，两组被试群体在神经传递系统及神经内分泌系统呈现同样的畸形。［3］另外有研究显示，受虐儿童在认知、语言、运动神经以及社交机能等方面都出现了发育迟缓。［4］30%的受虐儿童具有语言或者认知障碍，超过50%的受虐儿童出现学业困难，主要表现为经常性缺课及其他不守规矩的行为，22%的受虐儿童存在学习障碍，25%受虐儿童需要特殊辅导。包括抑郁、自杀倾向、自损行为、性行为异常以及犯罪行为在内的精神病学症状都与早年心理创伤有一定关联。有被

5、虐经历的儿童犯罪率是没有受虐经历儿童的1.8倍，有被虐经历的成年人是一般成年人犯罪率的1.5倍。研究结果还显示，有受虐经历的少年犯成年后再犯的比例占71%o[5]20%有受虐经历的父母会产生虐童行为，75%儿童性虐待实施者自称自己也有被性虐待的经历。[6]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有受虐经历者更容易对后代施暴,从而形成暴力的循环或者接续。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儿童保护具有显著必要性。实际上，各国也都建立了儿童保护的法律体系及福利措施。例如,美国1974年颁行的《ChildAbusePreventionandTreatmentAct》，对虐童进行了专门规定，其后历经修改

6、，形成了对儿童权益的系统保障。我国《宪法》《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均有相关条款保护儿童的健康成长，但是法律体系之间并没有很好的衔接。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基于以上规定，如有违反，当然可以依据侵权行为理论以及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行政责任。但是，如果出现浙江温岭似的虐童案，民事及行政责任显然难以担当起保护儿童的大任，而刑事法没有相关规定，责任缺乏层次性，刑责难以相称。即使通过法律解释方法，如浙江警方那样给行为人扣

7、上诸如寻衅滋事的罪名，也是以法治的牺牲为代价，得不偿失。二、现行规制路径的法理评析（一）寻衅滋事罪是否适用虐童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罪名。从体例安排上看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具体表现为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或者情节严重的行为。对于何为公共秩序，十分抽象，不利于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也有损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因此需要结合具体的行为方式考察具体法益。联系“破坏社会秩序”的规定来考虑“随意殴打他人”所要保护的法益，应是社

8、会一般交往中的个人的身体安全，或者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