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史学思想研究论文 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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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佑史学思想研究论文  夏曾佑是晚清思想史、史学史乃至文学史、政治启蒙史上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见《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9—10期,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4上。参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43页。)一文中推许他“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是他“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窃不自揆,仅从史学史角度,对夏氏其人及史学思想作些分析与探讨,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关于夏曾佑其人  夏曾佑的一生,可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政治活动时期。  戊戌变

3、法前,夏曾佑是一位积极进取、充满热情、力求有所作为的先进人物。他早年就接触过《谈天》、《光论》、《声论》、《万国通鉴》等西方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个别启蒙性译著,受其算学家的父亲以及杭州传教士影响甚深。从1894年到戊戌变法的四年,又是夏氏一生思想最为活跃、政治上最为进步、表现最为突出的时期。梁启超的记述,即集中在这一时期,基本可信。  在此期间,夏氏身处全国政治中心京津地区,与梁启超、谭嗣同、麦孟华诸人过从甚密,讨论学问,崇尚西学,批判旧学,思想亢奋,极尽狂猖之气,颇得风气之先。尤著名的,是他以史学家之眼光

4、、今文经学之立场,与梁、谭等人共同鼓吹“排荀”思潮(参见任访秋《晚清的“排荀”“批孔”与五四思想革命》,《信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周祖怡《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102—103页。),意在通过对先秦荀子的批判,清理整个中国学术史系统,打倒汉学,借古申今,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建造理论基础与依据,规划历史的未来走向。此时,他可称是一位学问家兼政治思想家。从他致■恕的信(见《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来看,“排荀”思想的学术着眼点,在认定“有儒教以来,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

5、新师之道淆于伪学”。这个“学术见解”的政治要害,同康有为“两考”是一样的。尽管他与康有为的学术从入之途相异,但政治指向“实则无不同也”。当然,夏曾佑既缺乏康有为那种高瞩周览、磅礡盛大的理论魄力,更不具备康氏那种执著顽强的实践运作热情与能力;他当时总的思想状况与水平,诚如梁启超所说,只是“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在“主观的冥想”中,蕴含着一种“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而已;并且他也甘于仅仅做“思想家”,至于具体实践操作,自认为是需要政治家去“上学下达”的

6、,他可不愿去冒风险。但无论怎样说,他在思想领域的作为,是值得称道的。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仿佛正如林纾译书的前期,充满热情、专注、认真,一心想做政治家的精神教师或理论导师,至少具有一股试图变革时代观念的进取性。我们看他给汪康年的信,什么“为国家效命,知天之哲尽人之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7页。)之类豪语,时而可见。只要他照这个路数不停地探索下去,是可以有大贡献的。可惜,他“艰苦的理论探索工作”在戊戌后基本上凋萎了。  因为局限在思想范围内做“艰苦的理论探索”,所以他把观念的变革看得特别重要。有学者

7、说他是民智决定论者,确有道理。比如他阅读《西史揽要》一类译著后,认定若利用西学作为“开风气之资,虽学人未能遽至高深,而实事求是之学,有异空言,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皆能有益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9页。)。就把思想启蒙放到了学术活动与政治变动的核心地位,压倒一切,指导一切,不惜积沙筑塔、跬步致远,以“慢慢来”的设想与手段去争取“快快到”的实际政治效果,确乎得思辨之精微,看到了“欲速则不达”的深意。这一“老谋深算”,与张元济、严复操术全同。但是,他同时忘掉了“时不我待”那句老话;思想的“深刻”自可

8、依据“历史的讽刺”走向思想反面,从而不去顾及现实的飞速变动。可以说,夏曾佑日后政治上的保守落后,正由于思想之“深刻”。这样,就形成一个貌似机■实则相成的“知行怪圈”,即政治上的保守无碍思想的圆熟深刻,思想的圆熟深刻反而导致政治的保守落后;二者交互为用,各相统摄,以冰炭相憎的外在形式表现内在的胶漆相爱、笙磬和谐。这一“知行怪圈”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家们身上都多少具有的普遍性的奇特现象,也是我们理解夏氏平生作为的主体线索。它带给我们的启发与思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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