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和g20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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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MF和G20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而不是冲突的，就像一对结婚很久的夫妇，他们习惯发生口角和争斗，两人看起来不能生活在一起一样，但是他们也不能分开。　　在11月韩国G20峰会之前，这对关系应如何处理已经提上日程。自从1997-1998金融危机以来，亚洲政府已经保持他们与IMF的距离。因此，韩国能承办这个会议是令人钦佩的，此次会议将讨论IMF的管理改革，这将会促成国际社会思考一个新的借贷方式。　　关于IMF协定的第四条，一个很大的问题是IMF这些操作很少强调一国政策对于第三国和国际体系的影响。比如美国，在次贷发展期间，IMF的监管却很

2、少提及它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危险。又比如中国，IMF的监管很少强调该国政策对于全球经济平衡的影响。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IMF现在正在试着出台“关于外溢效应者的报告”，以关注国家之间的影响。但是，只要大国（主要溢出效应的来源地），不想遵从IMF的相关建议。这样的报告也无济于事。　　第四条也给了IMF一个授权去监管国际货币体系。IMF的工作人员和管理还应该一年出两次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报告。这个报告应该评估经常账户平衡的持续性和汇率状况，成员国外汇储备是充足还是过度。它也应针对如何减少不平衡、汇率改革等提出建议性政策。鉴于政治因素，IF

3、M可能不能准确地说出不同货币被低估或者高估了多少。相反，它或许只能限于提供一些评估。　　为了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IMF已经发话，说自己还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持，在伦敦G20会议上，说资金规模要从7500亿美元增至1万亿美元。很明显，口气很大。但是，有了更多资源，IMF也需要一个更有效力的方式去部署这些资金。IMF正在考虑一个预防性信贷额度(precautionarycreditline，PCL)，这将延伸至它的灵活信贷安排(FlexibleCreditLine，FCL)。FCL的一个问题是，如果IMF宣布一个此前预先审定资格的国家无

4、资格贷款。那么，投资者或许将得到“政策在恶化”暗示，他们会更加惊慌。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协调与合作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作为超主权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已成为重中之重。　　一、IMF肇始：金融安排还是政治博弈？1944年7月签订的《布雷顿森林协定》是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新货币体系的纲领，其组织表现是成立IMF和世界银行，二者被称为“布雷顿森林机构”。该体系的主要设计者是英国人凯恩斯和美国人怀特。两大机构的初始定位是：　　IMF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世界银行通过中长期

5、信贷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全球几乎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其金融政策均受“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影响，说得更直白一点，也就是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际性的金融货币安排，更是二战后政治格局重塑和调整的核心。凯恩斯和怀特则是“英镑本位”和“美元本位”的代言人。随着战后新体系的建立，美元正式成为“天字第一号”货币，掌握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绝对主导权。因此，从根本上讲，IMF从酝酿到正式成立是国际政治格局在经济金融问题上的直接体现，政治内涵是“本”，经济表征是“末”。　　二、IMF痼疾：代表少数，监督协调多数。IM

6、F成立的目的是稳定各国货币，监察外汇市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IMF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平价制度的稳定。美元是“轴”，即便国际化货币强大如英镑、马克（以及其后的欧元）、日元者也只能亦步亦趋。同时，IMF的“汇率政策守护者”身份在政治、经济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开疆拓土”，标志性事件有二：一次是1977年《关于汇率政策监督的决定》（“1977年决定”），规定成员国在履行一定义务的情况下，可以自主选择汇率制度，“IMF应对各成员国的汇率政策行使严格的监督”，“以促进有序的汇兑安排和稳定的汇率体系”。除汇率政策外，I

7、MF也触及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其所选择的汇率制度。第二次是2007年《对成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2007年决定”，用以替代“1977年决定”），明确对成员国的监督重点是对“外部稳定”具有重要影响的汇率、货币、财政政策和金融机构，并将“汇率根本性失衡”等列为监督指标。可见，IMF已经不满足于汇率政策、汇率制度、货币体系、国际收支的作用边界，而向财政政策甚至对外政策领域进发。既然IMF是政经一体的国家间制度安排，那么代表性如何体现、责任如何落实，关乎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对IMF诟病也多集中于此。IMF代表的是也只能是政治经济的霸

8、主美国，与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平衡术”已经使其筋疲力尽，对其他成员国即便不是置若罔闻，也只能是“简单而生硬”的单向行动。因此，“代表少数”的IMF要“监督协调”186个成员国，政策偏颇、执行不公、方法失当也就成为常态，何况还不时“越位”，以“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