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问题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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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约瑟问题新解所谓李约瑟问题，就是指为什么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出现在中国？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理论研究者的广泛研究，在探讨过程中他们给出了许多种解释。本文对此问题的解释是：在中国历史开始起步的时候，由于制度安排的偏差，就已埋下了中西文明注定要分岔的种子，这个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就是中国土地继承制度（这里指广义制度）中的诸子均分制，这项独特的制度安排，构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最主要的制度因素，从而锁定了中国历史的大致趋势。下面谈谈作者的理由。土地继承中的诸子均分制是在我国历史的初期形成的一种传统，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法律强化，其含义主要是指“地产继承实行诸子均分而非由长子独自继承。一般情况下，

2、无论是贵族或平民，嫡长子在土地财产的继承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权。”[1]并且地产也具有运动的、非垄断的性质，土地可自由买卖。与此相反，欧洲中世纪的地产继承是长子继承制，即土地作为遗产只能由长子继承，不是由诸子均分。并且地产具有非运动的，即“安定的垄断”[2]的性质，也即土地在法律规定上是不可以买卖的。诸子均分的土地继承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1、土地制度尤其是土地继承制度安排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关键变量。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都有自己的核心生产要素。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是社会经济系统的核心要素，资本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在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会成为核心要素，知识的性质将

3、会决定未来知识社会的性质。而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土地始终是社会经济系统的核心要素。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任何一项关于土地的制度安排都将事关全局，对社会影响巨大。所以寻找中国历史变革的因素,就不能离开对土地制度变革的研究；否则只能是舍本求末。而土地的继承制度又是一项具有遗传和放大效应的土地制度安排；所以，研究诸子均分制应是找出李约瑟问题正确答案的一个切入点。2、土地继承的诸子均分制是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持续影响的一项制度安排。据考证，早在战国时，就已有这种制度。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制大家庭分解为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3］到了汉代，兄弟分财异居的现

4、象已屡见不鲜。汉代一般平民的家庭结构，以父母妻子三代人和夫妻子女两代人组成的小家庭为主要形式，这与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原则有密切联系。这种诸子均分的土地继承制度可以说是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贯穿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并不断得到强化和贯彻。如唐代法律就明文规定：“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宋刑统》照抄并详解了这则令文。到了明代又进一步规定：“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所生，止以子数均分”，《大清律例》的条文也与之相同。新中国成立后尽管进行了人民公社化改造，但这只是一个时间很短的插曲；目前中国农村的家庭承包经营其土地继承的原则仍是体现了诸子均分制精神的，即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对于家庭财产的分配都有同

5、等的权利。所以，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制度安排，但没有任何一项制度安排能从古至今以一贯之的方式坚持下来，唯诸子均分制例外。正因如此，所以我们在寻找影响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原因时就不能不涉及诸子均分制。3、诸子均分制的土地继承制度是引致中国产生小农经济结构的直接制度根源。诸子均分的直接结果是土地越来越细碎化。晁错说：“今农户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4］这是汉初典型的个体小家庭。这种家庭的诸子成年以后，如果分家，则每家的地产就必然要少于百亩。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廩簿竹简，提供了一份景帝时期局部地区农民占有土地状况的珍贵资料。［5］廩簿所记25户，能田者69人，

6、人口105上下。土地共617亩，户均土地亩。土地最多的一户才有田54亩,最小的则只有田8亩。多数的户，占有土地约20亩或30亩。从郑里廩簿的记录看来，农户的土地比晁错所说的一家百亩要少得多。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尽管土地面积通过垦殖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地产的不断均分，使得土地经营规模的总趋势是越来越细小化。到了清代，中国人均土地不足2亩；而目前，我国人均土地才1亩左右。这种土地不断细小的结果，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从而也使中国农业不可能走上西方农牧混合经营的路子。有些学者认为西欧的农牧混合结构与东方尤其中国的单一农业结构的不同，是造成中西发展道路不同的根本原因。如自然科学工

7、作者陈平教授认为，在工业革命前的游牧业、农业和农牧业三种经济结构中，只有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具有适当的稳定性和进化度，给分工和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资本主义首先在具有这样经济结构的西欧出现、生长，最终打破封建社会的壁垒。中国早在西周后就形成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至今仍然具有其主要特征。这种结构的恶果主要表现在：自然生态破坏，农业劳动生产率递减；人口不断膨胀，以至导致周期性土地危机，从而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阻碍分工、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