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置机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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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时代政策议程设置机制探究［摘要］本文以立法进程为例，分析网络时代公民自媒体（微博客等）激活政策沉淀、助推焦点事件、触发公共政策议程的现象。采用过程追踪法并结合案例讨论，探讨网络时代由焦点事件触发的中国政策议程设置机制。基于媒体一公众一政策议程的经验模型和焦点事件理论，构建了网络时代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机制模型，揭示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由传统'‘自上而下”、单向性方式向"自下而上”和交互性方式的转型趋势，提出政策议程设置的“自媒体触发模式”。［关键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焦点事件；自媒体；政策沉淀［中图分

2、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1-0028-006在社会发展变迁中，政策问题有时像冰山一样不断积聚，曝于阳光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更多问题隐藏于水面之下，形成政策沉淀雏形。多数决策者能初步感知政策问题，但在一定时期并不一定能清醒的识别；同时，政策问题在公众意识中以政策沉淀的潜在形式存在，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当社会现象通过网络媒体尤其是公民自媒体的放大，网络事件和社会事件交织演变，政策冰山触礁，政策沉淀激活,政策问题呈现，强大舆论压力形成，促使决策者审视和反思并与

3、民意互动，推动新一轮政策出台。从一名20岁女孩微博炫富到中国最大慈善机构红十字会陷入诚信危机，"郭美美事件”让中国社会争论数月，舆论压力最终推动政府对慈善组织和公益事业相关政策制定和立法的进程。本文即探寻“郭美美事件”对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本文首先评述了议程设置相关理论，近似采用过程追踪法对新媒体推助"郭美美事件”进入政策议程进行分析，揭示出网络时代由焦点事件触发的中国政策议程设置规律。一、议程设置相关研究文献评述（一）议程设置中的媒体、公众和决策者媒体、公众和决策者是议程设置研究中的三个主要因素

4、，基于西方政治背景的研究认为三者彼此独立又相互影响。媒体赋予议题地位[1],并告知人们思考何种问题。[2]铺垫效果（priming）进一步证实媒体影响公众如何思考。[3]McCombs发现，媒体议程设置对公众的作用活跃于选举和非选举的任何政治时段。[4]但媒体一公众、媒体一政策以及公众一政策之间关系的方向随议题差异发生变化。如MacKuen和Coombs[5]>Wanta和Hu[6]相继提出假说，认为戏剧性事件能强化媒体关注和影响公共舆论。该领域的新进展是Soroka[7]通过建立链接媒体、公众和政策

5、议程的经验模型，提供了社会水平上政治交流的考量（如图1）。Soroka构建的议程设置过程扩展模型中的公众、媒体、政策议程与现实世界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都是双向（仅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之间是单向关系，即决策者可以通过媒体和现实世界因素间接影响公众，但不能直接作用于公众）。（二）焦点事件和政策变化Kingdon[8]、Baumgarner和Jones[9]关于议程设置的间断平衡理论，是议程设置中为数不多的政策倾向方面的研究。该理论认为政策变化的一个关键条件是“议题关注”，即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而戏剧性的政策变

6、化和长期稳定中的更替即所谓"政策间断"（policypunctuations）o[10]政策间断可通过几个因素引发，其中之一是“焦点事件"（focusingevents）。Birkland指出，焦点事件包含五个方面的含义：突如其来的，少见的，有害的，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或利益社区，决策者和市民同时知晓。[lljHall认为，外部冲击凸显出政策缺陷，可能会直接挑战现有的政策愿景，并推出它自己的竞争政策平台。[12]焦点事件或危机会扰乱正常的决策模式，显著改变议程。重大的政策变化（或政策中断）意味着子

7、系统政策垄断的崩溃和利益相关者决策的根本性转变。[13]二、本文研究设计本文将焦点事件的观点整合到的议程设置的扩展模型中，定义政策变化为相关政策的更替和新的立法措施的出现。但本文的案例发生在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更具有挑战性的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公共空间的新兴公民社会开始在中国出现，并伴随着不断的抗争运动，改变中国当下的威权性政治性质。［14］”同时，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密切交融，这正是本文讨论所处的复杂时代背景。中国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将在网络社会中如何转变？王绍光［15］、朱旭峰［16］

8、以及朱亚鹏［17］等研究认为，政策议程设定模式将朝着更为民主的方向转变。但学界对新媒体如何介入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非常薄弱。由此，本文分析2011年6月的“郭美美事件”及其政策后果，研究网络社会中焦点事件和新媒体（微博、博客、网络论坛等）推动中国政策议程设定发展的规律。文章近似采用过程追踪法研究案例，试图找出焦点事件和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郭美美事件”可以作为一个“关键案例”来研究中国政策议程发展模型。:Bent认为研究者可以在单个案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