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悦士风与晚明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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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禅悦士风与晚明小品罗筠筠[北京]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123-130页【作者简介】罗筠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晚明时期内忧外患，士大夫对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失去了幻想与希望，从而日益走向对内心世界的反省与逃避，不少人隐居山林，过着不问世事、醉生梦死的生活；同时为了寻求精神的安慰与解脱，纷纷学佛、修道，其中大多表现为对禅宗的热衷，不少士大夫把参禅问道当作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如此禅悦之风盛行一时。如《五杂俎》卷八中所言：“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黉舍，唪诵咒吹，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读禅拜佛，无

2、不洒然色喜矣。”陈宏绪更直接地点明学仙谭禅是仕途不得意的士大夫的生活内容之一：“今之仕宦罢归者，或陶情于声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学仙谭禅，或求田问舍，总之为排遣不平”（《寒夜录》）。这与禅宗在当时的发展关系很大。明中叶之后，由于传统儒家程朱理学已经无法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王阳明“心学”14/14及其后学的兴起与发展，思想解放意识的出现，许多士大夫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儒家修行，出现了以李贽为代表的所谓“狂禅派”。   随着东林派对于王学末流的修正运动，佛教方面也出现了云栖、紫柏、憨山、藕益四大高僧的对“狂禅”的修正。此外，世宗皇帝大

3、力提倡道教，道教在明中、晚期也有很大发展，故佛门与士大夫中皆出现了倡导儒、道、释三教合一的主张。佛门中以紫柏、憨山大师为代表。紫柏有言“且性宗一味虚豁灵澈，尘劳中人稍挹波澜，怀抱便觉超放，即如读《庄子》一般，令人心魂游扬浊世之表，于此虚豁快活处受用了”（注：《柴柏尊者全集》卷七《示门人》。）。憨山著有讨论儒学的《大学决疑》，研究道学的《观老庄影响论》、《道德经解发题》和《三教图解》等文章。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这些变化对士大夫影响很大，当时许多士人与四大高僧过从甚密，尤其是紫柏、憨山两位性格豪爽、思想开放的得道高僧，受到上至慈圣皇

4、太后及京城高官，下至一般缙绅的礼遇与推重。沈德符在《敝帚轩剩语》中说：“紫柏名振东南，缙绅趋之若鹜。”紫柏名真可，字达观，相貌堂堂，心慈面冷，心怀恨不得一下子教天下人皆成佛的热情。他的世俗弟子有当时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祯和在翰林院任职的袁宗道、黄辉、陶望龄、焦竑等人；袁宗道这位翰林学士不时在翰林院中与同仁探讨禅学。李贽、汤显祖、宏道、中道兄弟、董其昌等人也都与紫柏有密切交往，当汤显祖闻知紫柏死于狱中时，痛哭而诗；袁宏道曾当仁不让地说：“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惟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勍敌，惟李宏甫先生一人。其他精炼衲子，久参禅伯

5、，败于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14/14（注：袁宏道《张幼于》。）而上述诸人也都是晚明小品名家，由于擅长参禅，他们写出了许多具有禅宗艺境的小品。此外，汤宾伊、陈继儒、陆树声、虞淳熙、曹学佺、钟惺、谭元春、邹迪光、冯梦龙、王思任等人也都是深受禅宗影响的小品名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专门撰写过这方面的著述，如陆树声的《禅林余藻》，袁宏道的《宗镜摄录》、《西方合论》、《檀经删》，袁中道的《禅宗正统》，陶望龄的《宗镜广删》，王肯堂的《参禅要诀》，曹学佺的《蜀中高僧记》，钟惺的《楞严如说》，萧士伟的《起信论解》等。   

6、晚明禅风之所以如此盛行，是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及士大夫心态的转变紧密相联的，换句话说，禅宗中许多东西与士大夫的文化心态达到了某种契合。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说明。一方面，禅宗的本质是通过自省，明心见性，也就是使人挣脱现实的桎梏，从有限走向无限。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说：“从本质上看，禅是见性的方法，并指出我们挣脱桎梏走向自由的道路。由于它使我们啜饮生命的泉源，使我们摆脱一切束缚而这些束缚是使我们有限生命时常在这个世界上受苦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禅释出那适当而自然地藏在每个人内心的一切活力，在普通情况下，这些活力是被阻挡和歪曲因而找不到适

7、当的活动机会的。”（注：铃木大拙《禅与生活》，台湾志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从这个角度而言，通过参禅打开精神的天窗，正好适应了当时不少寻求个性解放、追求精神自由的士大夫的心理需要，在参禅问道中他们可以暂时忘却现世的忧虑烦恼，获得心灵上的解脱。另一方面，参禅的目的是达到大彻大悟，而所谓“悟”，是不同于一般的感觉认识的一种把握世界的方法，或者说是与通过普通的感知得到知识不同的一种领悟人生、宇宙真谛的方式。它具有直觉性与非理性的特点，而这一点同艺术创作与欣赏中的心理过程有某种共同之处。从唐代禅宗开始盛行时起，就有一些诗人

8、、画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季羡林先生说：“禅宗大盛于唐。初、中唐时期，许多大诗人受到禅宗的影响，在创作实践方面，援禅入诗，写了一些禅味极浓的诗。到了晚唐，在理论方面，有人又把诗与禅紧密联系起来。最著名的代表是司空图，他那许多著名的提法，什么‘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