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制度_兴衰沉浮与地域空间_近八十年宋代家族史研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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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组织制度、兴衰沉浮与地域空间———近八十年宋代家族史研究走向粟品孝(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摘要:近80年的宋代家族史研究固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公式化和形式主义之弊也日趋严重。针对这一困境,文章对过去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并提炼出组织制度、兴衰沉浮和地域空间这三个前后递进而又交叉互补的层面进行评述,力求更准确地把握宋代家族史的研究走向。作者认为,家族组织制度层面的研究最为长久,系统而深入;侧重家族兴衰沉浮的研究则是近20年的热点,成果丰硕,但问题也多;而家族与地域空间的联系,则研究薄弱,宜

2、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学者着力的重点。关键词:宋代;家族;组织制度;地域空间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10)03-0081-071993年,已研究宋代家族数年的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的黄宽重、柳立言二先生发起为期3年的“宋代家族与社会”研究计划,约集海内外10多位宋史专家,大力开展宋代家族史研究。在他们的努力和带动下,宋代家族史研究蓬勃发展,很快由过去的“十分单薄”而走向“全面繁荣”①。但就在此过程中,该计划的大陆参与者逐渐返回各自的研究领域,两位发起人近年也深感已有研究的公式化和形式主义之弊

3、,遂将研究重点转向基层社会和法律。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时至今日,宋代的家族研究已走入瓶颈”!②那么,宋代家族史研究究竟如何才能柳暗花明,其未来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呢?学界对此已有一些思考,③但除柳立言外,多数的思考都比较简略,而柳氏又侧重研究方法的讨论;另外有些回顾性文章也多只是一般性的介绍,反思性不强。基于此,笔者尝试对已有研究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并提炼出组织制度、兴衰沉浮和地域空间这三个前后递进而又交叉互补的层面进行评述,力求更准确地把握近80年来宋代家族史的研究走向。一、家族的组织制度:持久的研究对象伴随近代以来中

4、国社会和家庭家族制度的历史巨变,运用近代史学观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进行的家族史研究也就逐渐开展起来。最初的焦点集中于家族的组织制度,有关宋代的专门成果不多,但一些通论性著作却值得重视。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④提出宋代同居共作者简介:粟品孝,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宋史。①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9-279页。②参见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的序言和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

5、08年)的前言部分,其中“瓶颈”说出自柳立言。③参见黄宽重、刁培俊:《学科整合、国际化趋势与数位化时代的史学研究与教学———著名学者黄宽重先生访谈谈录》,《历史教学》2006年第4期;张邦炜:《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读后》,《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柳立言:《山重水复疑无路———宋代宁波家族之研究》,《汉学研究通讯电子报》2008年第36期;柳立言:《士人家族与地方主义》,《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另外一些回顾性的文章往往也有简要的思考,如郭恩秀:《八○年代以来宋代宗族史中文论著研究回顾》,《新史学》2005年

6、第16卷第1期;吴雅婷:《回顾一九八○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日本《中国史学》2002年第12卷。④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82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3期·唐宋史研究财的大家族并非社会主流,是宋代家族研究的开创性论述。陶希圣《婚姻与家族》(商务印书馆,1934年)将中国历代家族制度分为西周到春秋的宗法时代、战国到五代为亲属组织的族居时代、宋以后渐变为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和20世纪为夫妇制之家族制度四期,抓住了开始于宋代的中国古代家族制度重大转型的特点,影响了后来的相

7、关研究。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正中书局,1944年)也提出了宋代家族社会的特点是“宗族制度的民众化”等重要见解。1949年后,大陆地区逐渐确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已有一定基础的家族史研究本应得到更好的发展,但由于错误地取消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大批封建“族权”,历史学界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的僵化日趋严重,并有“文革”的十年浩劫,所以直到70年代,整个家族史研究发展缓慢,甚至扭曲变形,几呈“中断”状态。①一般认为,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历史研究》196

8、4年第5、6期)一文“实证性强”,在当时是一篇“难得”之作。②从1980年代开始,大陆地区在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以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得以恢复,社会史研究也得到重建,家族史研究遂又重新开展起来,最初仍然集中在家族的组织制度层面。徐扬杰发表的《宋明以来封建家族制度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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