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翔小说叙事策略审美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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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翔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审美品性陈劲松意大利著名小说家卡尔维诺认为，小说艺术有无限种可能性。依我的理解，这里所谓“无限种可能性”，既可指小说的审美倾向与情感质素具有无限种可能性，又可指小说的叙事策略或语言功能具有无限种可能性——无论所指何物，皆向我们传达出这样一个不争事实：小说的无穷魅力和生命力，正是在于它不确定的艺术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小说家的南翔，其小说的艺术就具有卡尔维诺所说的无限种可能性。南翔从事小说创作的历史并不短，自大学时代开始至今，他已先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当代》、《小说月报》、《山花》、《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五十余部，长篇小

2、说也已出版多部。无论是早期的《在一个小站》或《海南的大陆女人》，还是中期的《南方的爱》或《大学轶事》，乃至今天的《前尘》或《女人的葵花》，南翔的小说创作始终保持着一种无言之美、不传之秘的多维旨趣。题材之广泛，视野之开阔，情节之生动，语言之诙谐，手法之奇崛，思想之深刻，构成了南翔小说活泼的表层和丰富的底蕴，彰显出他在小说艺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与苦心经营。综观南翔的小说，鲜有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但却在淡定平和里透出锋芒，于辛辣含蓄中显现温情，犹如一条涓涓细流，缓缓沁入读者心田。与此同时，他还常将自己的个人体会深深溶入到小说里，在想象中抒写出他对独特生活的“个人经验”，从而使之具有故事

3、性、策略性、思想性和审美性的多重文学价值。有着作家与大学教授双重身份的南翔，其作品始终坚守着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悉心体味，在悲悯情怀的审美倾向中有着饱满的艺术张力；坚持多种叙事策略的探索并注重挖掘小说的情感质素；对世俗伦理和生活欲望进行精神结构的同时强化小说的语言功能——凡此诸类，都使得他的小说在艺术上呈现出“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审美品性，并为解读者提供无限可能性。一、悲悯性的审美倾向一个时期以来，小说的悲悯性主题成为评判一部小说好坏的重要标准。其原因不难想见：悲悯性说到底是一种人性。它在小说中的充沛表现，不但客观上改变了当下文学“冷硬荒寒”的景观，更反映了作家内心深处的那一

4、份良知。悲悯性主题在不同作家、不同作品那里可以有着不同表现，但打动人心的关键，在于作者能否营造感人的细节氛围，能否在生活场景的叙述中饱含情感力度——南翔的小说创作无疑具备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南翔小说上述审美倾向的，是其中篇小说集《前尘——民国系列》（花城出版社2007年1月版）。在这部小说集中，南翔以其广阔的视界、深邃的思想、绵密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入肌理的文字理想，以及温润的人性目光和悲悯的人道情怀，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至善至美的纯真世界。这个世界或在黔南，或在赣南，或在苏南，或在1937年的南京……尽管其中战乱、天灾与人祸频仍，但却同样有着山清水秀的美景，更有文人论战、商贾较量、

5、人生起伏、情感变迁等颇有传奇色彩的事件。未必尽皆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却为读者提供了另一条通往民国的秘道。对于中国的文学，张爱玲早就说过：“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所以，以中国现代历史为背景、再现一段民间生活的《前尘》，凝聚着一种来自“江湖”的旨趣，世事、人心犹如那个时代一样飘忽不定，它们在南翔的笔下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苍凉感与幻灭感，凄美而哀伤，包括《红颜》中贡子佩和吴彬彬、《亮丽两流星》中景浩与聂枫、《偶然遭遇》中“我”与罗小青之间的感情；包括《方家三侍女》中的舒云、《陷落》中的刘二刀、《1937年12月的南京》中的慧敏的命运。但是南翔显然无意于简单地

6、复现民国的历史，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不到“宏大叙事”，看不到广阔的社会革命，看不到乡土以及家族的命题，我们所看到的，仅仅只是那段历史中的几个渺小人物，过着卑微的生活。然而透过这几个渺小人物的命运，我们又分明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那样一个时代，究竟经历着怎样一种隐秘的变革。或许，南翔更多地只是想通过一种想象的历史场景，来描绘世道人心，并表达出他对尘世和命运的悲悯与伤怀。从这个角度说，《前尘》在个人想象的空间里，较为细致真实地描述了中国人在那一历史时期的爱恨情仇。它的清丽与典雅，它的哀伤和悲凉，它在人性上显现出来的张扬与温情，成为文学是人学的一个生动注解。...在另一部小说《铁壳船》（《

7、小说月报》2005年第1期）中，南翔对于人性的审视与人道的关怀依然牵动人心。作品开头讲述了一位年近七旬的老渔夫嫖娼的怪事，但作者显然无意于就此猎奇，而是接下来从人与自然两个方面讲述了同一个沉重的话题：经济开发伴随着环境污染。于是，河水臭了，安身立命的铁壳船成了需要清理的废品。故事在老人对水清鱼跃的往昔近乎美丽与诗意的回顾中层层荡漾，从而散发出一种无奈与凄美的人情以及人性的力量。对于老人的生活和言行，作者赋予了宽容的凝视和悲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