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地长歌第三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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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越地长歌第三单元会稽刻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江南，东下会稽，祭大禹陵，以望南海。左丞相李斯奉命为文颂秦德、罪六国、明法规、正风俗，亲自以小篆书写，刻石记功，立碑于会稽鹅鼻山山顶，就是著名的会稽刻石。刻文四字一句，三句一韵，庄重凝炼，是铭文的代表作。宋代以后，刻石散佚。至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绍兴知府李亨特用旧藏《会稽刻石》申屠駉原拓本重刻，现藏在绍兴文管处，碑高八尺七寸，宽四尺四寸，上刻篆书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还有用隶书撰写的题记三行，计六十字。汉“朱乐(le四声)昌印”朱乐昌印出土于浙江杭州老和（hē二声）山东汉墓

2、中，由此可知墓主姓名为朱乐昌。汉代印章承袭秦印制度，白文印用边框。白文即阴文，印文镌刻成凹状，钤出的印文是红地白字，故称为白文。汉代以后印文字形日益方满化，栏界消失。因此汉印篆体有别于秦印自然书写的意味，大都讲求方平正直，布局谨严，更显庄严工致，典雅质朴，为后世篆刻家所取法。汉建平三年弩机弩是中国古代具有较强杀伤力的武器，弩机是木弩的铜质构件，装置于弩的后部，由牙、望山、悬刀及郭等部件组成，郭是机身，牙以钩弦，望山是瞄准器，悬刀为扳机。弩机的使用始于春秋晚期，流行于战国、秦汉及魏晋时期。此弩机制作规整，后端阴刻铭文，其中有建平三年

3、的纪年及造机机构、弩机强度和重量的描述。弩机刻铭始于战国，大多表现年号、制作和监作机构的职官名称以及弩机本身的信息，东汉及三国时期尤为具体，体现了官府手工业缜密有序、分工协作的管理体系。东汉铜虎子东汉铜虎子，出土于宁波东汉墓。晋人葛洪的《西京杂记》云：“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断其髑髅以为枕，示服猛也。铸铜象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之也。”虎子之名即源于此。这件铜虎子造型较简单，器身作平底茧形，圆口上翘，背部设提梁，线条简洁，没有虎形装饰。虎子在汉代至南北朝的墓葬中多有出土，以青瓷虎子多见。目前已发现的铜虎子

4、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土墩墓中，略作虎形。汉铜凫尊尊是商周时期盛行的青铜容酒礼器，器形以圆尊和方尊为多见，也有模拟鸟兽形象的，如鸮尊、龙虎尊、羊尊等，统称为鸟兽尊。凫尊是鸟兽尊的一种，以器形似凫形而得名。凫为水鸟，俗称野鸭，能出入于水中而不溺。所以以凫形为酒器，后人以为有饮酒时以礼自防、免于沉湎败德的意思。汉甘露二年铜灯汉代铜灯以构思奇巧、造型独特见长，以功能分，有座灯、行（xíng）灯和吊灯等，此为铜行灯，另有称为拈灯，也是持行照明之意。该灯浅盘平底，中心立一烛釺，下有三蹄形足，灯下有承盘，盘底刻铭文，其中有“甘露二年”的纪年。整体

5、小巧朴素，体现了汉代青铜灯具制作精巧、实用方便的特点。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金文拓本的纪年，此类行灯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早中期。原始瓷明器这组原始瓷明器，共有十六件，其中有陶屋一件，塑马七件，生活模拟类的灶、釜、勺、盖罐，灯各一件，圈舍类的畜（是chù）圏（juàn）和畜舍各一件。成组的模型明器随葬，在汉代墓葬中较为流行，尤其是中原地区，以体量高大、组合完备、内容丰富著称。南方地区出土的明器模型，则相对小巧简略。这组模型明器制作质朴，胎质较粗糙，但是保存完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方汉墓模型的组合模式和制作工艺。汉原始瓷水井模型平展

6、口沿，无颈斜肩，直桶腹，大平底。口沿面划（是二声）饰波浪纹，肩部划饰连续的“M”纹。肩腹交界处划刻三道弦纹。原始瓷胎，较粗松，呈砖红灰褐之色。出土于杭州老和山汉墓。此件水井是用于随葬的明器，汉墓中常将生活模拟的水井与灶、釜等炊器一同放置，从一定角度描绘了汉代社会日常生活场景，对了解汉代物质文化有一定的帮助。东汉原始瓷灶整器呈船形，灶首起翘，并有一圆孔，似作出烟用。灶面置高低不平的二釜。尾部开一灶门。器中空，二釜与灶身粘接。胎呈砖红色，施青黄釉，有多处剥落。在汉代明器模型组合中，炊器和饮食器具占有很大比例，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折射，

7、反映了古人事死如生的观念。六朝铜鐎斗（是一声）鐎斗是古代的青铜炊具，容量一斗，故称鐎斗，也称刁斗，鐎斗盛行于战国及汉魏六朝时期，多用于军中温酒或其他饮食，有“昼炊饭食，夜击持行”之说，唐诗“行人刁斗风沙暗”，也是描述军旅生活。此件六朝鐎斗器身呈盆状，盆口有流，下承三足，临空着地，以供堆放柴火加热。腹侧一长柄，便于提握，也有的柄端作龙首形或兽头形，更为精巧美观。西晋骑马俑此件器物由马和骑俑两部分构成。坐马体壮膘肥，昂首站立，竖起两耳。前腿向后微缩，后腿前靠作蹬跃状。马背上跨坐一男俑，俑头戴圆冠，粗眉大眼，鼻如蒜头，阔口闭唇，大耳宽肥

8、。男俑上身裸露，下身着裙，身体挺直，双臂张开，左手执圆盘，右手空握。该骑马俑与安徽合肥出土的骑兽人物灯及湖北鄂州郭家档古墓群出土的人骑麒麟铜灯座造型相似，推测此器为灯座。唐会稽县印与金山县印隋唐以后官印以朱文代替白文，尺寸较汉魏时期有明显增大，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