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径路治法展发主民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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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民主发展的法治路径二　　司法体制层面的改革　　中国法治的进程是从文革后对“两院”的恢复上开始的。在这之后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对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功能配置、领导体制、执法体制、队伍建设、监督机制等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在司法体制的改革上，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司法机关的职能得到了恢复、司法在社会中的得到提高、司法程序也逐步得到完善。司法体制改革的成就为中国社会的有序化运行奠定了基础。　　但归结到“法治”的实现上，一个重心问题就是司法独立——解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问题。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司法体制的改革阻碍重重。体制制约因素使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难

2、以实现。这着重体现于三对关系上，即司法机关和党的关系、司法机关和人大的关系、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各级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第一，司法机关与执政党的权力关系。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司法体制与执政党的权力关系是比较特殊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以及社会中拥有着不可置疑的领导核心地位，而另一方面，在原则上，“依法治国”被执政党确认为治国的基本方针，这是执政党在处理司法关系上做出的一种承诺。这种承诺使二者关系看起来似乎是明确的、符合逻辑的，但是党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实又使得二者关系显得矛盾重重。这使得实践中司法机关和执政党要面临的两难的选择。执

3、政党要在实施其政治领导的同时维护司法应有的权威，尊重司法自身的运作规律;而司法则要在实践中通过技术手段来贯彻执政党的方针，体现执政党对社会过程的控制和领导的愿望。就中国的传统和实际情况而言，在一定时间内，司法是不可能独立于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司法过程也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6]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执政者通过法律的“自我束缚”。而就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而言，执政党实行法治的意愿更多是出于对一种统治的“正统性”和“有序性”的考虑。这一点决定了执政党的权威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国家法律之上。一种来自于执政党意愿之中的“

4、自我束缚”并不现实。...　　第二，司法机关与行政机构的权力关系。司法机关与行政机构的权力关系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政府行使权力受制于司法评价。随着行政法制化趋势的提高，司法对政府行政行为的评价范围，即行政诉讼的适用范围必然会扩大。许多抽象的行政行为都将纳入司法评价的范围。这种范围的扩大事实上涉及到司法地位的问题。相关范围的界定必将受制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政治架构的合理化的过程。而另一方面，司法机构的物质资源供给受制于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力。“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中国司法不可避免地带有“政审合一”的遗迹。这里面的问题是，“政府决定司法资源供给

5、的合理性必须建立于对政府和司法的双重道德假设之上，亦即政府不因资源供给上的优势而谋求司法给予特殊保护，包括在行政诉讼中不谋求司法机构予以偏袒，并不直接或间接干预司法审判;同时司法亦不”为稻粱谋“而在处置涉及政府事务时失之公正，且能排拒政府的任何的直接或间接干预。[7]”显然，这两种道德假设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难以成立的。短时期内，司法机关无法摆脱对行政部门的财政依附。这种前提的存在意味着司法机关很难走出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或“部门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　　第三，司法机关与立法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关系。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联系最为紧密的外部主体之一

6、。在实践中，人大监督司法工作是被宪法所赋予的一项权力。人大和司法机关关系权衡的关键是，如何既能防止司法权力失控，遏制司法专横及司法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保证立法的有效实施，同时又能避免立法机构权力的扩张进而影响司法机构独立行使自己的司法权。实践中的问题是：①人大代表代表着某种社会利益，同时人大代表对司法制度的认识并不尽然是详尽和科学的，因此人大代表对司法所提出的要求并不一定会恰当。②同级人大对同级地方利益的维护和偏重是不言而喻的，在此情况下，如果给予人大对司法过多的干涉权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甚至是司法地方化的扩大。③司法机构的人员任免来自于同级人大，而且对其年度工

7、作的评价是来自于同级人大，因此在二者关系中，立法机构明显是掌握相当主动权的。在这种司法与立法相互之间权力制约关系失衡的情况下，司法所必需的独立地位将会逐步被吞噬。因此，在司法独立这一关键环节上，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党政机关、甚至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力量受到多重牵制，司法独立最大的障碍事实上依旧是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在司法独立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和法律更容易成为执政者手中“治民”或“制约竞争对手”的工具，而不是社会民众制约执政者的仲裁机关和规则体系。　　(2)微观视角：法治与民主实践个案评介　　在微观的视角，法治之于中国民主发展最直观的体现就在于公民选举和维权

8、过程中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