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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4年第9期行政腐败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杨灿明赵福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430060)内容提要:本文在增长模型中引入行政腐败和由行政腐败而引起的调整成本,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当政府公共支出的边际生产率比较高,税率比较低以及由腐败引致的调整成本比较高时,行政腐败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占主导地位。通过对我国行政腐败与公共支出、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在我国市场化过程中,行政腐败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率;在我国公共支出领域,行政腐败行为的发生浪费了大量的公共支出。不论以受贿金额占GDP的比重,还是以腐败涉及县处以上官员的变动作为衡量行政腐败的指
2、标,行政腐败与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预算外支出。预算外支出为腐败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便利。而且,预算外支出由地方或政府官员控制,由此引起围绕公共支出的调整成本上升。这表明,预算外支出就整体而言阻碍了经济增长。关键词:行政腐败经济增长调整成本一、引言通常地,人们把腐败定义为/政府官员为了个人的利益滥用政府权力或出卖政府资产的行为0。腐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经济损失、社会污染和政治挑战,所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腐败展开了研究。大致地说,研究腐败问题一般集中在腐败的微观分析和腐败的宏观分析两个领域。腐败的微观分析主要是研究腐败交易中
3、的主体行为或腐败市场的均衡。而腐败的宏观经济学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腐败规模大小的研究。胡鞍钢(2001)认为,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各类税收流失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寻租性腐败等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12570亿元之间,占当年GDP总量的13.2%)16.8%。倪星、王立京(2003)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腐败所引起的经济损失进行了¹估算。他们从官方公布的腐败案件、腐败黑数和破案率、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类租金的规模来估算腐败的规模和损失。胡和立(1989)和万安培(1995)分别对198
4、8年、1992年我国租金规模进行了估计。万安培得出的结论是,与1998年相比,1992年租金绝对额增加了234317亿元,但占国民收入之比低了7个多百分点。二是对衡量腐败指标及腐败变动状况的研究。倪星、王立京(2003)通过运用我国腐败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的变动、腐败案件涉案人数的变动、涉及县处级以上官员人数的变动等指标,把腐败变化趋势分为四个周期。他们认为,1980)1988年是腐败波动的第一个周期,1988)1992年是腐败波动的第二个周期,1992)1998年是腐败波动的第三个周期,1998)2002年是腐败波动的第四个周期。王传利(2001)利用检查机关办理的自侦案件(
5、贪污、贿赂、挪用公款)、被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的修改意见,但对文中可能存在的错误负责。¹腐败黑数是潜伏的腐败总量的指标估计值,指客观上已经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尚未暴露,尚未被司法和纪律监察机关追究责任的腐败数量。101杨灿明、赵福军:行政腐败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查处的县处级干部等几项指标对1990年至1999年中国社会的腐败频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1990年是处于腐败频度波动周期的衰退期,1991)1992年为波动周期的起步期,1992)1996年为波动的上升期,1996)1997年为波动的高峰期,1997年后为波动的下降期,1998年进入新一轮频度波动酝酿期。并且认为,
6、20世纪90年代的腐败频度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正相关关系。万安培(1998)对我国1992)1997年中国租金构成及价值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对照1992年的租金价值构成来看,5年间租金构成中各项的增减,大致可以归纳为基本持平、持续减少、基本消失、较大幅度增加四种状况。1996年租金总额占GDP的比重虽然比1992年有所下降,但绝对额仍为6229亿元。三是影响腐败的因素分析。王传利(2001)认为,社会制度与体制安排、权力监控、官员的素质和腐败力量与反腐败力量的较量等因素影响腐败的频度。四是对腐败影响的研究。对腐败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7、。大多数学者(Mauro,1995,1998;Monte和Papagni,1997;Tanzi和Davoodi,1997)认为,腐败降低了经济发展水平。Mauro(1998)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腐败指数由6上升到8(0代表腐败程度最高,10表示腐败程度最低),年均GDP增长率将会增加015%。第二,腐败对财政支出及其结构的影响。Barreto(2000)认为,在腐败盛行的社会里,政府应该维持较小的规模。Tanzi和Davoodi(1997)认为,较高的腐败水平会导致较高的公共投资支出、低运营和维持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