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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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自足经济在列强侵略的冲击下，加速着自身的分解，使商品货币经济日渐取代自然经济而有较明显的增长。进入光绪年代，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一般条件早已具备了。　　还在咸丰末年，清政府中拥有实力的一些地方军政大员，为配合镇压所谓“内寇”，即民间的反清义军，引进西方机器生产技术，使用雇佣劳动，创设有别于传统的手工生产的军工局所，而充当了历史的工具，不自觉地开始着中国的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创设。　　同光之际，清政府认定曾是“目前大患”的“内寇”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作为“长久之患”的“西人”入侵危机依然存在

4、，而且势必持续存在，制定了所谓“自强”的国策。接着，它憬悟于“欲自强必先裕饷源，欲浚饷源莫如兴商务”（这个“商务”是广义的，包括举办工矿等企业），补充以“求富”的内容。武器的生产从来“是以一般的生产为基础的”。为维持和进而加强军事工业，清政府从仍注重于军用工业的建设，日益向着兼建民用工业转变。　　清政府为维持军用工业，在财政拮据情况中，既“百方罗掘，仍不足用”，哪有余力来包办必须兴办而需要大量资金的一切民用工业呢？于是，有关官员提出了“招商助官”、“招集商股以辅官本”的办法，决定用“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方

5、式，组织动员民间（简作“商”）的资金来着手创设民用工业企业。　　“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这两种形式，就其产生原因、内部关系以及拨入之款的性质、职能，细析之，虽有不同，但若从清政府既要利用民间资本，又谋抓住大权说，基本上是相同的。　　清政府受其政权本质的决定，既想利用私人（商）资本，又直觉地感到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不利于它的统治地位，更力谋控制而制定了“商人出资，官为督理”或“事虽商办，官仍督察”的方针。官对所设立的企业，有支持和扶植。又有支配和控制；当企业在资金周转、经营、销售等方面遭遇困难时，给以官款垫支的方

6、便，或予以专利、减免税项等优惠；可是另一方面，由于它是把企业视若自己的变相金库的，只要这些企业经营顺调，便予取予求　　清政府把“官督商办”组织形式，认若既能利用、动员民间资本而又能予以控制的一种有效方式。民间在它的号召下之愿意解囊投资，期望的是政府能够给予保护，或者说，“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着重点落在“维持”这点上。可是实践证明，清政府用官办形式来“督”一管理经营——这些企业，使这些企业处在政企不分的状态，把一个企业弄得更像是个衙门，在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又权责不明，与企业的盈亏毫无直接的经济利益联系。投资之商

7、在“官夺商权难自主”的事实面前，从信任转为失望，觉悟到清政府对“官督商办”企业“名为保商实剥商”，诅咒官督商办“势如虎”！民间一旦觉醒，便竭力争取要摆脱“官督商办”的束缚。　　早在咸同之交，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国内社会经济的变化中，中国民间利用机器生产以求利者已经自发地散在着。李鸿章在同治二年敏感到这点说：“洋机器于耕植、印刷、陶植诸器皆所制造，有稗民生日用”；“数十年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造洋器制作以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事实上，岂是“数十年后”，就在当时，已有人在采取各种办法，包括“附股”于洋商

8、，在经营新式企业了。　　光绪二十一年，中国既败于日本的侵略战争，标志着清政府的“自强”、“求富”国策的终结。举国人民面对国家处于存亡、绝续的严峻关头，与在政治上要求“改制”的同时，在经济上下定了与外国资本势力进行“商战”的决心。提出了“振兴实业”，以拯救国家危亡的主张。他们亟愿以身体力行，来解救祖国的“经济亡国之祸”；也迫使、推动清政府不能不制定相关的政策。　　光宣两朝37年（1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