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与阶层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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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恢复高考与阶层流动谢泳    一、由唯“成份”到重知识  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周年,因为这一举措开启了文革后中国社会阶层间正常流动的刚性制度,特别是废止了以出身和成份约束社会阶层间正常流动的习惯,所以高考制度的恢复,几乎是近三十年来唯一没有争议而得到社会各阶层认可的改革制度。7  中国传统社会由靠军功、举孝廉、重门阀再到科举制度的成型和完善,社会精英间的流动秩序本来早已形成,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完善,为社会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提供了严格的制度保障。潘光旦、费孝通和何柄棣等人关于科举的研究都证明,至少明清以来,社会下层通过科举上升的渠道基本是畅通的,历朝平民出身的

2、进士比例相对较高。晚清新学制度建立后,现代精英的出身以学校毕业(包括留学)为基本标志,新学校制度建立的目的在于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但因为新学校制度以现代多学科制度为基本教育目标,事实上加大了教育的成本,反而使教育的普及程度受到了影响。科举时代,读书人承担的教育成本在城乡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对单一。在科举时代,中国的读书人大体是平等的,或者说读书的基本条件没有本质差异。但新学校制度建立后,城乡间读书人的差别立刻显现,而且越往后越大。到了1949年后,随着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中国农村和城市间的鸿沟,对于平民来说,基本不可逾

3、越。所以在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中,虽然农民和市民在表面的高考制度前享有同等权利,但事实上,农民和市民的不平等非常明显,一个基本事实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县级以下基本没有优质高中,这一现状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和市民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基本没有公平可言。对中国农民来说,高考从来都是以改变身份为第一追求目标,追求知识是次要的。那时山西县级中学里随处可见的一条标语是:“同学,记住,你的身份是农民!”借以鼓励乡村学生用功高考。  大体说来,1977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可以称之为“出身”和“成份”社会。以“出身”和“成份”限制社会成员正常

4、流动的动机,完全来自于意识形态。那一时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血统的时候,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遇罗克的著名论文《血统论》就是对这一社会机制的反抗。  中国的“出身”和“成份”在高考制度恢复前,对社会成员的流动起着决定性制约作用,在农民和市民的差别之外,又加上了“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的限制,这样的社会,如果从1949年算起,到1978年大体终结,约有三十年时间(事实上没有这么长时间,以城乡户口壁垒的完成为界)。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精英,特别是1940年前后出身的人,决定他升迁的主要因素中“出身”和“成份”起过主要作用,特别是对政治精

5、英而言更为明显。7  “出身”和“成份”有联系,但还不是一个概念。所谓“出身”,主要是指与血统相联的代际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成员的“出身”完全取决于他们父母当时的社会角色,其中主要特点是父母的政治地位愈高,后代愈不受“出身”影响。据说当时有规定,凡十三级以上干部,他们的子女才可以父母(主要是父亲)的革命经历为自己的“出身”,就是说如果父亲家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而他们的子女可以不延续原来的“成份”,而以父母的革命经历为自己的“出身”,因为高级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富有家庭,如果没有此规定,会影响他们后代的向上流动。但高级干部的人数毕竟有限,在他们以

6、下的虽然有革命经历的人也很难享受这一特权,级别越往下,他们的后代越要延续他们父母原来的“出身”,所以人们会发现在中国社会后来的变革中,革命后代具有先天优势。中国社会所以形成以“出身”和“成份”为社会成员流动的主要标志,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讲得非常明白,中国社会主要是阶级冲突。到了四十年代,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专门讲过《人的阶级性》。中共党史中有一个现象,就是早期中共主要领导人基本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但奇怪的是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却特别看重“出身”和“成份”,最终设计了一个以“出身”和“成份”

7、决定社会成员流动的制度。7  讲社会的阶级性,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在中国讲阶级,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阶层,而主要讲阶层间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斗争。虽然在讲阶级的时候都留了余地,比如人们常常听到的“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话,但在实际生活中,“出身”和“成份”基本是一个刚性概念,有弹性的时候极少,这一点我想不用讨论。史学家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曾说,1944年,他在山西晋城参加土改,因为当时赵的一些旧日朋友都是当地的负责人,对他在政治上还信得过,就让他在资料室看材料,他看到了当地出版的《新华日报》合订本和一些非“内部”的文件。赵俪生说:“在这一带的文化

8、部门,主要是小学和初中或师范里,人们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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