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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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编辑序由于现代的世界渐渐变得更加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不断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不断变得更加复杂。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在1902到1912年间以16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

2、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和中国史。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

3、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1966年最初

4、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

5、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不由发生兴趣的学科。费正清崔瑞德（谢亮生译）译者的话《剑桥中华民国史》（下）是《剑桥中国史》第13卷的中译本。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有关观点、材料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所用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动。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出原文；少数查不到原文的，从英文回译，删除了引号。有些地方我们加了译者注。全书由刘敬坤统一文字体例；译者注亦主要为刘敬坤所加。全书中文专门词语的复原以及英文注释的翻

6、译、书目提要和书目的翻译整理由李宝鸿负责；中文名称的查对，由刘敬坤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王学庄、韩信夫也对中文名称作了不少订正。叶宗敭初校了全书（除去第2章）；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潘君拯教授审阅了除第1、第3、第7、第14章以外的全部译稿；谢亮生负责全书的校订工作。本书各章的译者如下：第1章刘敬坤第2章高士华第3章李宝鸿第4章刘敬坤、赵丽江第5章赵丽江、李启家第6章李启家、赵丽江第7章丁于廉第8章高士华、董卉第9章范磊第10章周祖羲第11章曾景忠第12章第Ⅰ部分汪朝光；第Ⅱ、Ⅲ部分李学通

7、第13章马晓光第14章叶宗敭地图张言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章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写这套书第10卷到第13卷的28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1800年到1949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家的主

8、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概括的范围广一些，很可能离事件具体的事实就远一些。根据这种观点，以包罗万象的各个过程（如进步或近代化）或以必然的各个阶段（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前提，一般地说是属于超历史的信仰领域。尽管我们无须让那些喜爱这类名词的人放弃它们，我们还①是可以认定这类名词是超越理性的信仰问题。然而，在不很全面的层次上，社会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