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书写上海的城市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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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移民书写与上海的城市历史叙事——关于王安忆的《富萍》副标题：作者：杨立青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1195更新时间：2004-12-26近年来，城市书写成为了当今汉语写作的一个非常显眼的现象。可以说，与80年代书写乡村形成比照，书写城市是90年代最值得注意的文化事件之一。而作为城市书写的一种有力且独特的方式，文学在其中又扮演了其他方式所不能替代的角色，简而言之，文学在表达人们的城市生活经验、塑造个人（自我）和城市形象以及想像/重构世界的文化方式等方面，皆有其特别之处，值得今天的城市文化研究作认真探讨。其中，90年代蔚然大观的都市小说又是最经得起分析的文本。

2、在此意义上，王安忆90年代的上海书写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对象，是很自然的事。90年代初，随着“开发浦东”而来的中国新一轮发展浪潮，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重新汇聚了人们的现代化想像。只不过与近代上海的突然崛起与畸形发展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上海发展是在一种国家力量的驱动（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政策的明确部署与实施）的基础上出现的，它在重新确立上海的经济文化地位及功能，重新塑造、引领国人对中国如何进一步发展的想像方式以及树起某种鼓舞人心的旗帜等方面，逐渐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标记的意识形态符号，从而定格在历史的帷幕之中。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重新理解90年代

3、繁荣的上海书写格局形成的历史性条件，尤其是理解90年代上海愈演愈烈的所谓的“文化怀旧”现象。“怀旧”（缅想过去）与现实的驱动（上海的90年代崛起重新唤醒了上海人沉睡已久的自信）、以及两者的纠结而引起的对未来的现代（文化）想像呈现为一种非常紧密的共生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与30年代“京海之争”中上海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焦虑”不同，90年代的上海在建构上海人对上海的城市文化身份认同（culture...identity）方面体现出无以伦比的聚集功能，而这又不能不与上海的现实成功与上海的历史书写和历史叙事密切相关。即以后者论之，“怀旧式”的历史叙事（叙述老上海的城市故

4、事），使得上海这个历史资源相对短暂和薄弱的城市具有自身的历史，从而为生活于其中的人提供一种在地的历史意识（辉煌的过去），由此生发出一种具有传统根基的生存体验。可以说，它在上海这个城市整合一种假想的文化统一性、历史整体性或者说是一种内在的文化认同所必需的“主体同一性”（subjectiveidentity）等方面显示了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效。这也许就是“怀旧”对上海而言最“积极”的一面。然而，除此以外，还存在另一面，正如倪伟所观察到的，“掐掉中间近四十年的历史，把九十年代的上海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直接焊接在一起，这是当下流行的上海史叙述模式”（倪伟：《书写城市》，

5、《读书》2002年3期）。换言之，这种“强迫遗忘的机制”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其一是以上海30、40年代和90年代共有的“市场经济”及其伴生的经济文化形态（如消费主义），掩盖消弭中间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革命的经验，以此确立一种历史的一致性；其二是以上海作为独立的叙述单元，而忽视上海的崛起与大陆内地的历史关联（相当意义上，两者呈现出一种彼消此长的关系）；其三是在建构上海的“主体同一性”的同时，掩盖了上海内部自身的分裂性——上海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整体的同质性，它毋宁说是结构性的断裂“碎片”的“拼凑”。在此意义上，“阶级”“阶层”等诸如此类的概念仍然是我们进

6、入上海分析的有效视角。而对这些视角的运用，既可用于上海的现实观察，同时也可以之考察上海的历史叙述，它有助于我们看清上海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在此意义上，90年代王安忆的上海书写也许显示了其特别的文化意义，而出版于2000年的长篇近作《富萍》（湖南文艺出版社）就是这样一个典范文本。从故事形态上看，《富萍》与王安忆以往的其他小说一样，讲述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18岁的农村姑娘富萍从扬州乡下来到上海，因为她的未婚夫李天华的奶奶在上海淮海路上当保姆（30年前她到上海帮佣，与一般保姆不同，她拥有上海户口，“是个有身份的奶奶”）。富萍吃住在奶奶东家的家里，她不爱说话，不

7、懂得“应酬”，因此与邻里的关系并不见得好。富萍虽然有些木讷，但内里却透着聪明、倔强甚至富有相当的心计：她从小就父母双亡，由叔叔婶婶养大，而李天华的家境也不好，所以富萍其实是不愿意与李天华结婚的。她从扬州到上海来，除了看望奶奶外，可能有着逃避婚姻的成分。富萍在上海住了几个月，将近年关，却拖着不肯回去，以至是在上海过的年。甚至有一天“失踪”了：她离开奶奶家，找到了多年未见的舅舅一家，舅舅和舅妈都是苏州河上的船工（运粪和垃圾）。舅妈想把富萍介绍给侄子光明，但她也不愿意。富萍的“失踪”让奶奶很紧张，于是在她回来后，捎信让孙子过来接她回扬州乡下去。孙子来了，但就在两人

8、买好船票准备回去的当天，富萍却“不辞而别”，再次跑到